序
這本書把唐代的料舉與唐代的文學結合在一起，作為研究的課題，是想嘗試運用一種方法。這種方法，就是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相互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整體研究的素材和前資。
巴爾扎克曾說："我也許能夠寫出一部史學家們忘記寫的歷史，即風俗史。《人間喜劇》就是這樣一部內容豐贍的巨著。說它是一部歷史巨著，主要是這位藝術大師寫出了那個特定時期的整體形象，這整體形象包含了這個社會的思想史、情感史、風尚習俗，而這些又是通過生動形象的各種人物來體現的。
同樣，《"十八世紀德國的狀況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中。"《實踐理性批判》是思維性極強的哲學著作，但十八世紀德國那種普魯士式的經濟和政治發展，通過思想的折光，在這本書上反映出來，而且反映得是那樣的完整和深刻。這也昭示我們，文化是一個整體，為了把握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歷史活動，需要從文學、歷史、哲學等等的著作中，以及遺存的文物群體中，作廣泛而細心的考察，把那些最足以說明生活特色的材料集中起來，并盡可能作立體交叉的研究，讓我們所研究的對象（不管是一個人、一群人，或是一個社會），站起來，活起來，使我們仿佛走進了那個時代，迎面所接觸的是那個社會所特有的色彩和音響。
如果說《歐根奧涅金》是俄羅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的活，那么，從詩歌反映現實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杜甫的詩正是唐朝安史之亂前后幾十年生活的"百科全書"。在杜詩中，集中地出現了大唐帝國由盛到衰這一轉變時期社會生活的許多重要問題。杜詩描繪了這個社會的多樣而曲折的過程，充分地反映了這個過程的復雜性；而與此同時，詩人又把生活本身的豐富多樣的面貌，精細地描畫出來，使我們看到盛唐時代從通都大邑到鄉野鎮落各不相同的生活場景。杜詩被號稱為"詩史"，就是以其深邃的歷史內容和多彩的世態人情所獲得的。李商隱生活在與杜甫不同的年代，那是一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使人眷戀而又充滿失望的年代。李商隱的詩充分發展了主觀抒情的特點，但我們通過他那瑰麗奇偉而又帶有濃厚感傷情調的詩句，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政治斗爭的脈搏。中晚唐腐朽勢力的猖獗，革新派的被扼殺，唐朝廷的一蹶不振，腐敗的風氣彌滿朝野，是李商隱悲劇的根源。作為李商隱沉博綺麗而又撲朔迷離的富有悲劇色彩的詩歌的背景，正是大唐帝國在激烈的自我斗爭中從腐敗走向滅亡的歷史。在同時代找不到任何一部歷史著作，能夠象玉溪生詩集所揭橥的那樣，使人們可以從中感受到時代情緒的真諦。
從研究一個作家、學者，或者政治人物著手，來展示一個時代，已經成為許多著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了，其中還曾產生過一些杰作。但是，是否可以抓住某一歷史時期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作為敘述的線索，把一些零散的社會現象和人物行跡串連起來，使內容的覆蓋面更大一些呢？
鑒于社會是在不斷的發展，社會生活叉是如此的紛繁多彩，研究方式也應有所更新，要善于從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相互關系中把握住恰當的中介環節。由此，我想到了科舉制度。科舉制度產生于七世紀初，一直存在到二十世紀的頭幾年，足有一千三百年的歷史。有哪一項政治文化制度象科舉制度那樣，在中國歷史上，如此長久地影響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態呢？讀過《儒林外史》的人，難以忘卻周進這個老童生。他受了大半輩子屈辱，后來跟隨一些買賣人到貢院觀看，一陣心酸，一頭撞在號板上，不省人事。住前推七、八百年，我們看唐代人的一則記載：
苗給事子儧應舉次，而給事以中風語澀，而心中至切。臨試，又疾亟。慣乃為狀，請許入試否。給事猶能把筆，淡墨為書曰："入！入！"其父子之情切如此。（《劉賓客嘉話錄》）
這真是一則傳神的小品。苗給事為苗粲，是個老練世故的官僚，在官場中混了許多年。他懂得科舉入仕對保持門風家世是何等的重要，田此即使得了中風病，連話也說不出來，但一聽說兒子要進考，就急忙叫人給他一支筆，淡墨寫了兩個"入"字。有其父乃有其子，苗粲的兒子也顧不得侍奉病情危急的老父親，趕緊入闈應試。苗粲與周進，時代不同，身分地位不同，但他們的精神狀態與思維方式卻又何其相似！
不妨再舉一例。北宋初年人錢易，寫了一部名為《南部新書》的筆記，多記中晚唐情事，其中有一則說：
杜羔妻柳氏，善為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先寄詩與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來時近夜來。"羔見詩，即時回去。（丁卷）
看來這位"善為詩"的柳氏，真是酸腐得厲害。在她眼中，丈夫的才奇不奇，是以是否及第為標準的。這不禁使人想起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所寫的魯小姐。這位小姐自幼稟承庭訓，把八股制藝一套弄得很熟，不想招來一個女婿蘧公孫卻是自名風流的名士，不把舉業放在心上。家里人見她平時"愁眉淚眼，長呼短嘆"，就勸她，說這位新姑爺真是"少年名士"，不想她卻說："自古及今，幾曾看見不會中進士的人可以叫做個名士的。"這真是既可悲可嘆，又令人忍俊不禁。
唐代人有時不免帶著浪漫主義的情調來稱頌進士試，他們把進士及第比為登龍門，說一個讀書人登科后，"十數年間"就能"擬跡廟堂"，"臺閣清選，莫不由茲"。張藉所謂"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萬里盡傳名"，這是說一旦金榜題名，就能名揚天下。而孟郊的"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則是寫寒士中舉后的喜悅心情。但是在這些得意、喜悅的背后，卻不知道有多少屢試不第的悲酸，請看貧寒士人夫妻的遭遇：
公乘億，魏人也，以辭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舉矣。嘗大病，鄉人誤傳已死，其妻自河北來迎喪。會億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闊別積十余歲，億時在馬上見一婦人，粗衰跨驢，依稀與妻類，因晚之不已。妻亦如是，乃個人詰之，果億也。億與之相持而泣，路人皆異之。（《唐摭言》卷八）
這是極有代表性的唐代進士考試中的悲劇，這種悲劇對于一些出身貧寒的讀書人來說，并非絕無僅有。而以往這類具有典型意義的材料，卻多被忽視。
唐代進士科所取的人數，前后期有所不同，但大致在三十人左右。據唐宋人的統計，錄取的名額約占考試人數的百分之二、三。明經科較多，約一百人到二百人之間。進士、明經加起來，也不過占考試者總人數的十分之一。可以想見，風塵仆仆奔波于長安道上的，絕大部分是落第者。公乘億考了將近三十次，還有的則是終生不第。這種落第的失望與悲哀，屢見于唐人的詩文中。韓愈在回憶屢試不利、困居長安時，發出了極為沉痛的嘆息：
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與李翱書》）五代人工定保說："三百年來，科第之設，草澤望之起家，答紱望之繼世。孤寒失之，其族餒矣，世祿失之，其族絕矣。"（《唐摭言》卷九）科舉制度的發展，使得爭取科舉及第成為獲得政治地位或保持世襲門第的重要途徑，它牽連著社會上各個階層知識分子的命運。研究科舉在唐朝的發展，事實上就研究了當時大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
我在研究唐朝文學時，每每有一種意趣，很想從不同的角度，探討有唐一代知識分子的狀況，并由此研究唐代社會特有的文化面貌。我想，從科舉入手，掌握科舉與文學的關系，或許可以從更廣的背景來認識唐代的文學。如果可能，還可以從事這樣兩個專題的研究，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二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我想，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研究其文化形態，如果不著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變化，那將會遇到許多障隔。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與唐代不同，我的老師林庚先生曾以飲酒作為比喻，說"魏晉人好酒，酒似乎專為人可以忘掉一切"。"酒對于魏晉人是消極的，是中年人飲悶酒的方式；唐人的飲酒卻是開朗的，酒喝下去是為了更興奮更痛快的歌唱，所以杜甫有'季白斗酒詩百篇）的名句"（《中國文學簡史》第259一260頁，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4年版）。同樣，宋代知識分子的氣質又與唐人不同，宋代的作家更帶有學者的氣質與修養。明代的知識分子，清人批評他們不學無術，游談無根，但明代中后期文人的某種狂放不羈卻也非清代士人拘守于繁瑣饾飣之學所能及。我們閉眼一想，就會自然地想到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化風貌，與當時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狀態有密不可分的聯系，知識分子既然可以作為文學作品描寫的對象，為什么不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呢？"當然，運用這種綜合研究的方法，是有一定難度的。以唐代的科學與文學來說，首先遇到的是現有的成果極少。唐代文學的研究，可資利用的成果還比較多一些，科舉的研究幾乎需要白手起家。建國以來，我們還沒有一部能稱得上學術著作的中國科舉史，當然更沒有專題論著性的唐代科舉史。研究唐代的科舉制，還不得不以一個半世紀前寫成的《登科記考》作為基本的材料。因此，我努力從頭建立資料的基地，這是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在研究工作中，我們不能忘記恩格斯的話，科學研究必須"從最頑強的事實出發"。
基于一定的考慮，我決定本書采取描述的方式，而不是主要采取考證或論述的方式。我想盡可能地引用有關的材料，將這些材料按各專題加以介紹。科舉制牽涉的面太廣，其本身也有不少細節需要弄清，我的史學修養不夠，在涉獵中感到有些問題很棘手。我期待著有真正專題研究性質的唐代科舉史著作的產生。我只是把科舉作為中介環節，把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來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是在怎樣的一種具體環境中進行的，以及它們在整個社會習俗的形成過程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
本書的一小部分內容，曾以專題論文的形式，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它們是《歷史研究》、《文學遺產》、《文史》、《中華文史論叢》、《草堂》、《北方論叢》、《學林漫錄）等。在收入書中時，則經過材料的補充和內容的增刪。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個充分發達的時期。唐代文化是有著強烈的吸引力的。今年八、九月間，筆者在蘭州參加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爾后又隨會議的代表一起去敦煌參觀，車過河西走廊，在晨曦中遠望嘉峪關的雄姿，一種深沉、博大的歷史感使我陷于沉思之中，我似乎朦朧地感覺到，我們偉大民族的根應該就在這片土地上。在通往敦煌的路上，四周是一片沙磧，灼熱的陽光直射于沙石上，使人眼睛也睜不開來。但就在一大片沙礫中間，竟生長著一株株直徑僅有幾厘米的小草，雖然矮小，卻頑強地生長著，經歷了大風、酷熱、嚴寒以及沙漠上可怕的干旱。這也許就是生命的奇跡，同時也象征著一個古老民族的歷史道路吧。來到敦煌，我們觀看了從北魏到宋元的石窟佛像，那種種奇采異姿，一下子征服了我們。我們又在暮色蒼茫中登上鳴沙山，俯瞰月牙泉，似乎歷史的情景與現實融合為一。敦煌學的先驅者之一向達先生，在1956年初，結集其一生的心血，刊出論文集《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
這位老學者結合自身的經歷，敘述了敦煌學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他在自序中說："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倫敦、巴黎的圖書館中摸索敦煌殘卷，以及匹馬孤征，仆仆于驚沙大漠之間，深夜秉燭，獨自欣賞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畫，那種'{左手右適}埴索涂'、'空山寂歷'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這幾句飽含感情的話語訴說了半世滄桑。到過敦煌的人，會更真切地感到敦煌學以及我們整個人文科學，變化是多么巨大。我又想，敦煌在當時雖被稱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但它終究還處于西陲之地，敦煌的藝術已經是那樣的不可逾越，那末那時的文化中心長安與洛陽，該更是如何輝煌絢麗！但俯仰之間，己成陳跡。除了極少的文物遺留外，整個文化的活的情景已不可復見了。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后人，我們在努力開辟新的前進道路的同時，盡可能重現我們祖先的燦爛時代的生活圖景，將不至于被認為是無意義的歷史癖吧。
程千帆先生為本書封面題簽，陜西人民出版社為木書的出版給予了很大的關懷和幫助，南京大學中文系周勛初同志和西北大學中文系閻琦同志曾對本書提出過寶貴意見，謹此一并致謝。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寫于北京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修改于廈門
傅璇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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