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文藝批評界和理論界流行的概念術語真是日新月異，仿佛舞臺上輪流走紅的歌星，又如每年翻個花樣的時裝。這些多變的概念術語，使不變的藝術作品和文學史像萬花筒一樣變幻出種種異彩，雖然它們的基本構成還是那幾塊彩色玻璃。當然時代在變，眼光在變，換個角度看文學史，總是新鮮的。只要這種變不是簡單的循環，哪怕是螺旋式地上升呢？人們也能從不斷變化而又似曾相識的思路中看出思辯力的進步，表達技巧的提高。所以名詞術語的變是永遠少不得的，也是正常的。只是因為這種變速度太快，容易使文學青年們誤以為治學只須緊跟潮流，所以想走捷徑者多了，肯於老實刻苦地鉆研的人自然也就少了──畢竟，換個鏡筒遠遠地觀望風景，無論如何也要比趟在土裹深挖深刨要輕松省力得多吧？更何況前者比后者容易討好時尚呢？
杜曉勤君原來也頗好時尚�？既氡贝箅S陳貽焮先生攻讀博士研究生后，才知用傳統方法鉆研學問的功底不可或缺。盡管起初用力甚勤而所得尚少，但畢竟漸漸由此體會到每一點來自踏實勞動的小小創獲，都比借人思維作包裝的大塊文章更值得珍惜。因此到第三年作博士論文時，他才能沉下心來作永明體到深宋體聲律進展過程的研究。這是一個很有意義卻并不新穎的題目，要想突過前人，只有付出艱苦卓絕的勞動，別無捷徑可走。曉勤用了最笨的辦法：對南齊永明年間到唐神龍年間所有的五言新體詩進行逐篇逐句的聲律分析。把握不住古韻和平仄，便參照《廣韻》和前人有關的聲韻研究，逐字標注。如此作了三個月之久，斗室裹貼滿字條，常常通宵達旦，夫人也幫著統計整理。在持久而枯燥的工作中，他曾為短時期內沒有發明而苦惱，甚至動搖過，但還是堅持下來了。最后交給我厚厚的七大本筆記，摞起來有半尺之高。功夫不負有心人，通過這樣一次嚴密而又徹底的統計歸納，他抓住黏對規則的建立這一關鍵問題，弄清了五言聲律發展進程中的每個環節，提出了一系列新見。例如指出永明體的篇式存在著黏對律、黏式律、對式律三種模式，糾正了前人以為僅限於一種黏對律的看法；并發現梁大同年間詩人對永明體聲律模式已有明顯的超越和突破，據此對大同詩壇“轉拘聲韻”、“彌尚麗靡”的文學現象及原因作出了更切合事實的解釋；又如指出向來被人們稱為唐初古體詩大家的王績，其實是隋唐之交詩歌律化水平最高的詩人，這與他繼承發展庾信的聲律技巧有關。上官儀詩學理論和元兢的聲律學說對初唐五言詩律化進程影響甚大，但學界對上官儀“八病”說及元兢“調聲術”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曉勤則在充分吸取近年來中外學者考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了上官儀“鶴膝”說對黏式律成立之積極作用及元兢“換頭術”在五言律體形成過程中的重大意義；同時他還探討了武周后期至中宗年間上官體的復興和五言詩定型的原因，認為與當時君主文章之士、珠英學士的集結、上官婉兒主持文壇等背景有關。凡此種種，都能以量化分析依據，盡量利用原始史料和《文鏡秘府論》中的聲律資料，得出有說服力的結論。在勾勒出永明至神龍聲律發展軌跡的同時，他還結合每個歷史階段的文學創作風尚和社會文化因素，將聲律演變和詩風轉變的相互關系提示出來。這些創獲，不但使初唐詩律研究突進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在治學精神和方法上也給人們以新的啟迪：統計法雖從八十年代提倡“三論”以來比較流行，其實是在傳統治學中常被自覺或自覺地使用著的，只是過去未曾被歸納為一種“新方法”而已。解決一些需要量化分析的問題，此法雖然有效，但如果在爬梳和統計中缺乏執著的毅力，缺乏嚴謹的態度，不能深入細致地分析比較那些人人都看得見的舊材料，并善於歸納和思考，單純的統計結果仍不會實現理性思辯的飛躍。傳統治學之路的難走就在於勤與思的結合。沒有竭澤而漁的資料搜集功夫和敏於發現問題的分析能力，幾乎無法再在前人的結論上更進一步。這就是一般人舍此而別尋捷徑的原因吧？然而經過這樣一番艱苦卓絕的勞動之后的收獲，又決非走捷徑者所能取得的。這不也是明顯的事實嗎？
曉勤君論齊梁詩歌向盛唐詩歌的嬗變，主要依據殷《河岳英靈集序》所說盛唐詩“自開元十五年后，聲律風骨始備矣”這一基本特徵，從聲律的完善和風骨的形成這兩條線入手。在風骨方面，主要從風骨形成的基本要素，即士風和詩人心態研究著眼，細致地分析了齊梁到盛唐，在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詩人群體形成的過程和人格特徵的差異。士風、心態和人格研究的角度，雖已在學術界流行了若干年，不再新鮮，但曉勤君發揮他勤於深入鉆研史料，敏於發現研究空白的長處，也提出了不少創見。例如論齊梁文人信奉“涅槃學說”、“菩薩戒”與其創作艷情詩的關系；指出唐太宗與南方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唐初詩風以學南為主的原因之一；論龍朔詩人群體的政治背景及其人格缺陷；分析初唐四杰的文化心態與儒道思想的關系；指出了陳子昂人格精神的家學淵源等等，都新意迭出，從各個不同角度拓寬了這段文學史研究的視野。
關於曉勤君這篇論文的水平，答辯委員會已作出了很高的評價：“本文材料豐富，功力扎實，思路寬廣、論述深透。邏輯嚴密，文字精煉，是一篇優秀的，有學術價值的博士學位論文。”作為論文指導教師，我當然和曉勤君一樣深受鼓舞。但使我感觸最深的是造就學者的艱難。這些年來，我見過不少聰明而有大志的青年學生，可惜兩眼總是望著云端，不肯腳踏實地，所以能成正果者罕見。唐人元行沖在《釋穎》一文中說：“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是。眾非難正，自古而然，”實為古今不易之通論。時下的悲哀正是眾多的學子仍以“浮學守株”為“雅達通博”。曉勤君能在浮躁的風尚中徹悟浮學之非，至為難得。只要畢生堅持其寫作博士論文時的勤奮求實精神，今后前程應是不可限量的。
１９９５年５月
於北京大學燕北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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