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汪篯同志被"四人幫"迫害逝世已經十三年了，今天終于看到他的著作得以出版，真是悲喜交集。汪篯同志研究隋唐史的造詣，本書收集的論文遠不足以充分表達，但對這個斷代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和汪篯同志相識較晚，記得是1953年在教育部召開的一次會上初次見面，以后十幾年，他只到過武漢一次，我卻因工作關系經常往來京鄂，得以常相過從。由于我們是同行，見面總得扯上專業，縱談史事，一談就往往不能自休。我們在很多問題上意見一致，也有不少問題各持己見，互相爭論。但是不管取得一致與否，我覺得他往往提出一些令人必須思考但卻對我來說恰恰是沒有思考、或沒有認真思考過的問題。我被他問住的時候太多了，常常是習見之書，熟知之事，從未察覺其問有什么問題，經他一提，便瞠目不知所對。比如本書所載關于隋唐戶口、土地數字的考證，在他寫這幾篇札記前好幾年就和我談起。我記得問題是從《通典》所載天寶計帳扯開的。關于這段記載，除戶口問題外，汪篯同志還提出了許多有關當時財經制度的疑問，如所謂"江北郡縣"、"江南郡縣"的范圍，江南折租布，軍糧數字等，他不滿意于籠統的了解，總要尋根究底，一再追問，我就給問住了。其實他自己是有看法的，曾打算逐一研究，寫出他的論斷。但卻只寫了四篇有關戶口、土地的札記，就與世長辭了。
本書所收的那篇《唐太宗》是1962年汪篯同志在中央黨校講學的紀錄稿。我知道中華書局曾和他聯系，請他寫《唐大宗傳記》，這篇可能是他構思中的《唐太宗傳記》節本，雖然這個傳記同樣來不及著手，但是就這一篇而論，也反映了他在學習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思考問題的深度。
通過十幾年的交往，我感到汪篯同志那種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作風、學風，永遠值得我學習。
1955年，他和繆鉞、董家遵、徐德鄰幾位同志一起到武漢來草擬魏晉南北朝隋唐史教學大綱。為了節目標題，甚至為了一條條文，他常常半夜起來考慮明天怎樣提出修改意見。 大致在1960年，他著手校勘《唐六典》，他給我看了幾條校記，其中有好幾條是關于祥瑞的，本來似乎無關重要，不妨放過，可是他蠅頭細楷，寫上夾簽，校正了舊本的訛奪。
大致也在1960年左右，一位青年同志請他評閱論文，他認真閱讀了本文，慎重考慮了優點和缺點，寫了長達數千言的評語，從理論到資料，作出了有關治學方法的指導。我寫《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一書時，曾請他審閱原稿，除了對于某些論點提出修改意見外，他還對引證材料逐條檢對原書，改正了好幾處錯字。1964年，我指導的兩位研究生進行畢業論文答辯，請他參加評議。他除了認真閱讀兩篇較長的論文以外，還寫了提問要點。在答辯時，他一問就尋根究底，不容許含糊答復。以上所舉的只是一些瑣事，卻正是通過這些瑣事表現了汪篯同志對人、對事、對學術的嚴肅認真精神，我認為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
應當指出，汪篯同志是陳寅恪先生的高足弟子和助手，在掌握、運用資料方面，毫無疑問，他繼承了陳先生的優良學風，解放后，由于他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努力在改造世界觀的同時改造學術思想，使之逐步走向歷史唯物主義，這個改造過程大致在本書所收諸篇中也有所體現。在這方面我同樣應當向汪篯同志很好學習。
由于遺稿付印的時間很緊，我沒有能夠閱讀全稿，因而也不可能作全面介紹，而且憑我的水平也不能充分發揚汪篯同志高深造詣，這里所述只是零碎的但對我來說卻是深刻的印象而已。最后，寫上一首詩，作為結尾。
燕市論交晚，情親十載余。
荒園秋跟蹢躅 同游圓明 園廢址。疏雨夜迂徐 同宿歷史研究
所，風雨達旦。
勝業隋唐史，勤思馬列書。
遺編今捧讀，涕淚滿衣裾。
唐長孺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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