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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金卿東
曹丕嘗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典論. 論文》）然在中國文壇上以文會友、交情深厚者，也不泛其人。其中最以情同手足、金石之交見稱的詩人，非中唐之元稹（７７９──８３１）與白居易（７７２──８４６）莫屬。辛文房亦云："微之與白樂天最密，雖骨肉未至，愛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唐才子傳》卷六）由此可見，元白二人的友誼與詩文往來，的確是文學史上之佳話。
元白二人之游，因元稹去世于大和五年（８３１）而告終，然則元白初識究竟在于何年？對于此一問題，歷來說法不一，至今也似乎尚無定論。元白初識之年，一般以"訂交"或"相識"的字眼粉所論及，大體而言則可分三種說法。
如其中較為傳統的就是"貞元十九年（８０３）"說。此一說法，自從宋代陳振孫在《白文公年譜》提起之后，已為后人所普遍接受和認同。如張達人《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譜》"貞元十九年"條云："初識白居易。"（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０年）劉維崇《元稹評傳》亦云："元稹與白居易相識，是在貞元十九年。"（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１９７７年）王拾遺《元稹傳》附《元稹生平簡要年表》"貞元十九年"條云："與李建、白居易等人相識。"卞孝萱《元稹評傳》云："二十五歲（即貞元十九年），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元白即始于此時訂交。"（《遼寧大學學報》１９８２年５期。）即是也。"貞元十九年"說所依據的是白居易《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的自注。其詩云："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自注云："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書省校書郎，始相識也。"而元稹與白居易在書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書省校書郎，當在貞元十九年春。若只憑此一資料，元白則相識于貞元十九年，似乎不容置疑。
另一種說法說是"貞元十八年（８０２）"說，如顧學頡《白居易年譜簡編》"貞元十八年"條云："冬，試書判拔萃科。……`元白訂交，約始于此時。"褚斌杰《白居易簡譜》"貞元十八年"條云："冬，在吏部試書判拔科。……`元稹與白居易訂交約在是年。"日本花房英樹１９７０年１１月發表在《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的《元稹年譜稿》"貞元十八年"條云："秋，與白居易相識。"具體而言，顧氏與褚氏所謂"貞元十八年"指的是該年冬，花房氏則斷方言元白相識在于該年秋。就時期而言，可說無大差別，然就其所依據而言，則大有不同。顧氏與褚氏的結論，還是構建在白詩自注所記的基礎上。元稹與白居易在書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書省校書郎，當在貞元十九年春。然根據唐代科舉制度，尚書省吏部選試就始于孟冬，終于翌年季春。可見元白應吏部選試在于貞元十八年冬，故有可能二人在此過程中結成一面之交。而花房氏的雍則另有所據，就是白氏有一首題為《秋雨中贈元九》的詩。花房氏推定其詩作于貞元十八年秋，于是斷定元白于貞元十八秋相識。但我認為，花房氏的結論卻是斷然不能成立的。至于其詳細的理由，姑且在此不談，稍后略另申述。
又另一種說法則持"貞元十八之前"說，為朱金城所提起。朱氏于《白居易年譜》中當初說起元白訂交始于貞元十八年或稍前，但后來有所改變，在《白居易研究》（１９８７）和《白居易集校箋》（１９８８）里，開始主張元白當訂交于貞元十八年之前。他認為《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詩自注所記之時間未見精確，于是斷定"陳振孫《白文公年譜》據以謂元白訂交于貞元十九年，非也"，最后得出元白訂交于貞元十八年之前的結論。此一結論的首要依據，與花房氏無異，也是以白居易《秋雨中贈元九》詩作于貞元十八年秋為前提。無論如何，朱氏"貞元十八年之前"說比"貞元十八年秋"說，更具有伸縮性，但仍以白詩《秋雨中贈元九》的創作年歲考訂元白初識之年的準據，尚有商榷之余地。其原因就在于詩不一定是貞元十八年所作。
白居易的《秋雨中贈元九》詩，至今相傳為貞元十八年創作。花房英樹在《白氏文集的批判的研究》（１９６０）里，將其創作年代系于貞元十八年，但尚未明言其憑據。朱金城則可能蹈襲此說，而非另有所據。然則花房氏之所以斷定《秋雨中贈元九》詩作于貞元十八年的原因，究竟何在？我推定其原因可能在于《秋雨中贈元九》詩末句所云"比君校近二毛年"。日本前川幸雄在《智慧的技巧的文學一關于元白唱和詩的諸種形式》（載于馬歌東譯《日本白居易研究論文選》，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５５年）一文里，為此一問題予以明確的答案。
其詩末句所謂"二毛"，指白發與黑發，即斑白的頭發。"二毛年"通常指生了白發的老年或中年而言，但前川氏卻斷定"在詩中則是特指三十二歲"。接著，依詩中所云"校近"，還以為"白居易作此詩時尚不到'二毛年'，但已很接近"，于是確定此詩為白居易三十一歲時（即貞元十八年）作品，然則，前川氏憑什么斷定"二毛年"特指三十二歲？其所舉的出典，就是潘岳《秋興賦序》有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可是前川氏只見潘岳《秋興賦序》，而未見庾信《哀江南賦序》有云："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倪璠注："以滕王逌序'已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逢亂之歲，子山時年三十有六。"（《庾子山集注》）卷二由此可知，"二毛年"不一定專指三十二歲。故在此種情形之下，如果說"二毛年"指實際年齡，則與其說是三十二歲，不如說是三十余歲。
"二毛"在白詩中，共有十例出現，大都是指斑白的頭發，用以比喻衰老。如"兩腋不生翅，二毛空滿頭"（《寄遠》），"二毛曉落梳頭懶，兩眼春昏點藥頻"（《自嘆二首》其二），"但喜暑隨三伏去，不知秋送二毛來"（《答蘇六》）等。以此觀之，"二毛年"則僅是泛指頭發開始斑白的年歲而言，不必解作一個特定的年齡。又如《社日關路作》云："蕭條秋興苦，漸近二毛年。"在此所謂"二毛年"的含意，也是如此。白居易較元稹年長七歲，故《秋雨中贈元九》詩云："莫怪獨吟秋思苦，比君校近二毛年。"意思就是說："你不要責怪我一個人吟詩，又因秋思而煩惱；是因為我比你大七歲，更接近頭發開始斑白的年歲。"也就因此，元稹和其詩云："畢竟百年同是夢，長年何異少何為。"（《酬樂天秋興見贈》）其意思是："畢竟誰也不能活到百年，你我人生都是如一場夢短暫；年歲大一點或者少一點，根本沒有什么不同。"可見前川氏將"二毛年"解作一個特定的年齡，難免有勉強之嫌。
總而言之，"二毛年"并不是特指三十二歲，"校近"也不能解釋為"二毛年（即三十二歲）的前一年"，故《秋雨中贈元九》詩不一定是白居易三十一歲即貞元十八年所作。若以《秋雨中贈元九》的創作年歲為準據，其結論的可靠性值得懷疑，是理所當然的。
要考訂元白初識之年，必需另有一些較為合理的證據。白居易有《酬元九封新栽竹有懷寄》詩，汪立名、花房英樹、朱金城皆系于元和五年（８１０）。元稹于元和五年作《種竹》詩贈白氏，白居易寫此首詩作為酬答，故其創作年代，大為可靠。白居易詩有云："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自元和五年（８１０）逆數十年，則貞元十六年（８００）。若以此觀之，元稹與白居易初識之年，則應在于貞元十六年（８００）。雖朱金城亦舉此一資料，但未能斷定元白相識在于貞元十六年，而只說："貞元十八年前"，究其原因，則可能在于朱先生考慮到詩歌所見數字，不一定是確數這一點。數字在詩歌中，有時是確指，有時是虛指，有時舉其成數，有時極言其多，而成為夸飾之詞。故"昔我十年前"的"十"，或許是約數，但亦不能說絕非確數。關于此一問題，從元稹的一首詩歌中，可以找到更為可靠的根據。
元稹《和樂天秋題曲江》詩有云："十載定交契，七年鎮相隨。長安最多處，多是曲江池。"此詩為酬和白居易《曲江感秋》詩而作。花房英樹、前川幸雄以及卞孝萱皆定元詩的創作年代為元和五年（８１０）。其所根據的，就是白詩題下原注云："五年作"。關于白居易《曲江感秋》詩的創作年代，雖有異說，但在考訂元白初識之年的問題上，更為重要的是元詩中所謂"十"與"七"數字的含義。
首先，"七年鎮相隨"的"七"，是指何而言？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起見，首先要考察長達三十年的元白交游。我曾經以元白同在長安居住與否為準，將他們交游的情形分為四個時期：即第一次長安時期（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別離時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長安時期（元和十五年～長慶二年），第二次別離時期（長安二年～大和五年）。元稹與白居易于貞元十九年春同授秘書省校書郎而"一為同心友"（《贈元稹》），"分定金蘭契"（《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元稹于元和五年四月被貶到江陵而離開長安，從此與白居易別離十年。第一次長安時期就是自貞元十九年（８０３）春至元和五年（８１０）四月之期間，整整七年的光陰。故"七年鎮相隨"的"七"，可以說是一個確數，指長達七年的第一次長安時期而言。由此類推，則"十載定交契"的"十"，也是準確的數字，指的是自元白"初識"之際至因元稹降到江陵而二人分離的元和五年之期間。若自元和五年（８１０）逆數十年，則為貞元十六年（８００）。故除非另有更為明確的資料出現，否則元白"初識"之年，當在于貞元十六年（８００）。
綜上所述，正如元稹所云"同登科后心相合"（《寄樂天》），元稹與白居易以書判拔萃科的"同年"以及秘書省的"同事"關系，作為"同心友"而訂金石之交，始于貞元十九年（８０３）春。但是，元白二人結成一面之交，即"初識"之年歲，當自此上逆三年，在于貞元十六年（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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