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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文選》
（孫望、郁賢皓主編
江蘇古籍出版社）
陶文鵬
唐代詩歌達到了中國詩歌史上的高峰，而唐代各體文章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輝成就。無論是唐詩還是唐文，皆上承八代，下啟宋元，在中國文學史上有極重要地位，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代文選》的出版，對于我們繼承唐文這份珍貴的文學遺產，吸收其中豐富的思想和藝術營養，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部《唐代文選》的主編孫望、郁賢皓和注釋撰稿馬茂元、郭在貽、朱金城、王運熙、周本淳、陳允吉、吳企明、梁超然、陶敏等三十多位先生，都是研究古典文學的專家學者，他們本著大力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和對讀者高度負責的精神投入此書的編撰工作，歷時數載，傾注了大量心血，保證了這個選本的學術高質量。
這個選本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色：
一、兼顧了一般閱讀和學術研究的需要
唐代文章數量巨大。清代編集的《全唐文》１０００卷，收唐五代作家３０００多人，收各體文章１８４００多篇，其字數比唐以前全部文章的總和還要多兩倍有余。書中那么多文章，一般讀者當然不可能全部閱讀。而宋人的選本如《唐文粹》，其中兼收詩篇，所選文章亦不盡合理，而且都無標點、注釋，對今天的讀者仍很不便。近人高步瀛的《唐宋文舉要》，是較受讀者歡迎的一個選本，但此書一則兼收宋文，并非斷代文選；二則以桐城派觀點評選，亦不免失于偏頗。１９８７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高文、何法周主編的《唐文選》。入選的作品，有歷代傳誦的名作，也有初挖掘的新篇，選篇皆有作者介紹、作品說明、詞句注釋，是一個好選本。但此書也有不足之處，一是入選作品太少，僅６１家，１２４篇；二是選目編排，只按作家的年代順序，而沒有按唐代的文體編排，選入的作品的文體種類也較少，只能算一個普及的選本。而新出的《唐代文選》分上、中、下三卷，共收唐文９８家、２９０篇，將近１９０萬字，分量厚重多了。主編者根據唐代文章在總體上具有散體文和駢體文并存和作品體裁繁多這兩個特征，將入選作品分為“賦”、“宴序”、“贈序”、“集序”、“詩序”、“雜序”、“記”、“書”、“啟”、“頌”、“贊”、“銘”、“箴”、“誡”、“傳”、“行狀”、“碑”、“墓志銘”、“諫”、“哀辭”、“吊”、“祭”、“論”、“辯”、“原”、“說”、“雜文”、“詔令”、“制誥”、“疏”、“表”、“議”、“狀”、“移”、“檄”、“露布”、“判”、“對策”等３３種文體編排，不僅駢體文和散體文兼收，也兼顧到唐代絕大多數的文章體裁和品類。所選作品有許多是千余年來膾炙人口的名篇，也有不少是過去未受人們注意而確有歷史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篇章。這樣一個既精又博的大型選本，能夠大致反映出唐代文章的風貌、特征與成就，既適合文科大學生和自學青年們閱讀，也可供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參考，把普及與提高兩個方面很好地結合起來了。
二、文字甄別準確，校勘精細
本書的注釋者對入選文章，都能盡可能地對照《唐文粹》、《文苑英華》和作家別集等各種版本逐字逐句地對照、校勘，羅列異同，以備眾說，而又分辨高下、正誤，擇善而從。凡是古人為避諱而變換的文字，本書均一一指出并予以改正。例如楊敬之《華山賦》中的“小積焉為丘”，原作“邱”，乃清人規定避孔子諱，今據《唐文粹》改正。舒元輿《牡丹賦》中的“圓玄瑞精”，“玄”，原避清圣祖諱作“元”，今據《文苑英華》、《唐文粹》改。又如同篇“角衒紅，爭顰翠蛾”，原作“娥”，與上文重韻，且此處“翠蛾”指“眉”，故據《文苑英華》、《唐文粹》校改為“蛾”。反之，“玉欄風滿，流霞成波”二句，《文苑英華》作“玉欄滿風，流霞或波”，“或”字不通，故選用原文。注釋者的巨細匠心，使本書在正文文字上達到了較高的校勘水平，為廣大讀者提供了正確可信的文本。
三、注釋簡明扼要，詳略適宜，多有新見
本書的注釋從總的看力求簡明扼要。為疏通文意，對于難懂的語句予以串解，艱深的詞語予以注釋，僻字則注音。但對于一般大學生都能看懂的詞語，不再注釋。常見的典故，只注明用什么典，但對于生僻典故，則廣引出處并敘述本事。許多先生還將自己多年研究成果和心得寫入注釋。郁賢皓先生在本書前言中舉例說，杜牧《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中有“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句，郭在貽、張涌泉先生的注釋首先據《唐六典》說明“集賢學士”的職位，接著引《夢溪筆談》“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說明唐人稱謂多所假借，指出此文中之“集賢學士”未必是五品以上官，進而據《張好好詩序》稱“沈著作述師以雙鬟納之”、詩中原注“著作嘗任集賢校理”，以及《贈沈學士張歌人》詩證之，斷定沈子明即沈述師，字子明，曾任集賢殿書字校理。所謂“集賢學士”即指集賢校理，并非是五品以上的集賢院學士。如此細心精到的新解釋，在本書中比比皆是，體現了注釋者嚴謹求實、一絲不茍、不拘舊說、敢于創新的治學精神。
四、前言、作家小傳和題解都有很高學術水平
郁賢皓先生撰寫的前言，約１５０００字，論述了唐代文章發展演變的情況，對唐代各體文章的流變、特點以及著名作家作品作了深入淺出、準確精練的分析概括，是一篇深思熟慮的學術論文，有助于讀者全面地正確地認識唐代文章的思想藝術價值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使讀者獲得有關古代各體文章的內容、形式及其歷史嬗變的豐富切實的知識。由各位注釋者撰寫的作家小傳，都盡可能地吸收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以簡潔的文字，介紹作家的生平事跡、文學觀點、散文風格與成就。有的作家小傳還訂正了前人的誤解。如吳企明先生在張楚金的小傳中指出：唐代有兩個張楚金，一為貞觀時人，一為開元時人，《樓下觀繩伎賦》的作者應為開元時的張楚金。《全唐文》將兩張楚金合而為一，將此賦歸為貞觀時張楚金作，大誤。本書的題解，介紹文章出處、寫作年代和背景，概述文章的思想主旨和藝術特色，更有不少新穎精辟的見解。例如李翰《三名臣論》比較管仲、樂毅、諸葛亮三名臣的短長，而以樂毅為上，王運熙、楊明先生在題解中指出：“魏晉以來，品藻比較人物的風氣頗盛，其中亦有以管仲、樂毅、諸葛亮相比者。”并列舉張儼《默記》、晉張輔《名士優劣論》等，說明唐代乃沿魏晉風氣。這樣的題解足可使讀者加深理解。再如周本淳先生在對孫樵《與王霖秀才書》的題解中簡介全文布局，并指出“此文及《與友人論文書》等可視為宣揚韓愈散文理論之重要作品”，這一見解富于啟發性。在《華山賦》的題解中，周先生揭示“杜牧為《阿房宮賦》，部分摹擬其中排比對照之寫法”；朱金城、朱易安先生在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題解中認為此文“別具一格，足以與阮籍《大人先生傳》、劉伶《酒德頌》、王績《醉鄉記》本比美”，都是精當之言。任國緒先生提出王勃《滕王閣序》作于總章元年（６８８），郭在貽、張涌泉先生提出杜牧《上知己文章啟》作于大和七年（８３３），都在細心的考證中糾正前人和時代的失誤。
綜合以上幾方面來看，《唐代文選》確是凝聚了當代眾多學者的智慧、體現當代唐文學研究水平的優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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