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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的年輪 | |
| 作 者：蔣寅 著 出 版 社：中國文聯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505936263 出版日期：2000-3-1 定 價：￥14.6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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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分為四輯，分別著眼于學術的基本理念，學術史的回顧，學者自身的命運，投師問學的經歷等方面，從中可以看到作者從事學術研究與思考學術本身的一些想法。
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說，對自身及群體的反思，對學術史的回顧，常成為其寶貴的學術財富。該書本著學者高度的責任感對中國幾代學者的命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其意圖不在于比較幾代學者的高低優劣，而在于要求學術的尊嚴。自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輩大師作古，本世紀的學術接力棒已經傳遞到了第四代——“文革”以后的學者手中。作者以嚴謹的治學態度與審慎的求實之風展現了這四代學者的學術道路、學術方式和學術成果的各自風貌，從中作者貫穿全書的主旨昭然若揭：雖然四代學者的學術背景不一，置身的學術環境也各不相同，但他們卻同樣受制于身不由己的命運。政治運動、不公正的社會分配制度和幼稚的學術體制，影響著學者的身心和學術的生命。這就是歷史給予我們的沉重結論，作者意欲通過對學者命運的反思喚起當今學者對群體及自身命運的思索，對學術環境的警惕，從而保持清醒的學術理念，審慎地選擇學術道路，不要迷失自己。
蔣寅，1959年6月生，江蘇南京人。1988年獲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早期以唐詩研究為中心，90年代以來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學、詩學史，進行清代詩學著作的考索工作。
自 序
第一輯
學者何為
與學術進步相關的幾個概念
古典文學研究三“執”
學術目標的設定和轉移
第二輯
學術史的兩個視角
近年中國大陸文學史學鳥瞰
現代學術背景下的詩史嘗試——重讀李維《詩史》札記
中國詩學的百年歷程
唐代文學研究的回顧和前瞻
第三輯
明清之際知識分子的命運與選擇
四代人的學術境遇
考量歷史的平常心——《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讀后
《談藝錄》的啟示——錢鐘書先生的學術品格
在學術的邊緣上
第四輯
默默成長的尊嚴
——讀蔣寅《學術的年輪》
王小盾
《學術的年輪》是一本20萬字的學術評論集，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一位成績豐碩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書名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學術是學者生命的存在形式，是一種默默的、孤樹一般的生長；學術批評的職責，就是像樹的年輪一樣，記錄和維護這種代表生命尊嚴和希望的生長。這里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學術的本性，二是知識分子的批評職責。這是中國學人普遍面臨的兩個問題，現在由一位富于研究經驗的學者提出來，便特別值得了解、思考、討論。
按照作者蔣寅的看法，學術和學者是一體二面的，所以學術的本性可以歸結為“追索真理”四個字，也可以用孔子的“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一語來表明（頁2）。結合學者來談學術，這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孔子所謂“古”，正是推原的意思。也就是說，在孔子看來，學術之本來也就是學者之本來，其特點是以知識來成就自我（“得之于己”）；后來學者和學術都異變了，才有了為成名于世、得利于世而治學的風尚，也才有了“學術是什么”的疑問。所以學術本性問題的前提是世上存在兩種學問：一是以求知為最大樂趣、最高宗旨的直學，二是阿世、媚世、欺世的曲學。人們常問做學問（例如研究古代文學）有什么用，這個問題由于學問的兩種存在而應當有所區別地回答。可以這樣說：不同的學問有不同的用處，直學的用處就在于呈現直學。古人所謂“陶冶性靈”，自然是其題中之義，這也就是蔣寅所說的“藝術豐富人們的精神，歷史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頁5）；但更重要的一層，恐怕在于傳遞直學的尊嚴，亦即傳遞對真實性的敬畏，因為人人心中都暗含有敬畏真實的情感。而曲學呢？它的用處卻是自欺欺人（客觀上如此），給人一種掌握了真實的假像。這就是說，曲學之所以能夠得售，在于它能冒充直學。故事“皇帝的新衣”，所描寫的就是曲學的特點和人們需要曲學的心理。從這個角度看，學術的用處實質上體現為直學的用處。曲學的存在可以反證直學的功能。
把學術的意義理解為呈現直學，理解為揭示客觀真實性并表明其威嚴，有助于解釋三個問題。其一，歷來的學者都強調學術獨立，為什么會這樣？現在看來，這不光是為了取得獨立的立場或所謂“零度風格”以保證知識的客觀性，而且因為，只有獨立的學術才能體現其固有的社會價值。其二，為什么人文科學的成果較富個性色彩？究其緣故，應當在于它的非功利性品格。這種品格往往在優秀的學術書中體現出來，所以閱讀這些著作會有“被吸引”、“被震憾”兩個層次的感受－－盡管吸引讀者進入閱讀的是書中的知識，但能夠震憾其心靈的，卻是書中所表現的求知精神。其三，為什么世上有不同的學術批評？這是因為世上有不同的學問。就此而言，學術批評也可以分為兩種：直學的批評和曲學的批評。
關于曲學的批評，我們已經見過無數實例。其型式與曲學之型式相對應，包括阿世、媚世、欺世三類。阿世的批評多見于20世紀50至70年代，其特點是逢迎政治權勢，以壓制性的批判代替討論式的批評，淪落為政治的工具。媚世的批評往往同市場炒作相結合，以嘩眾取寵為特征，故表現為廣告式的宣傳或“罵家”的批評。至于欺世的批評，則可以稱作“偽批評”，它往往掩飾事實，以時髦話語來包裝某種空洞。《學術的年輪》提到“古典文學研究三‘執’”，其實也就是三種欺世的批評理論。例如在“比較文學”研究界流行的“失語癥”理論，無視中國文學的豐富實踐，是因文化自卑而產生的偽命題（頁30）；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者中流行的“宏觀”理論，無視學術積累的艱巨性，實際上主張“將對象變成地球儀或‘錦繡山河’之類的微縮景觀”（頁37）；而所謂“理論”理論，則無視學術史的客觀規律及問題的存在，盲目追逐空泛的概念（頁44）。這些批評的共同處就是媚俗和趨時，其本質是輕視真理和知識的客觀性，其結果則是把學術意識形態化。這種曲學的批評今已成汪洋大海，但也正因為這樣，直學的批評才顯示出它的珍貴。
為了說明直學批評的意義，我們有必要提一下美國學者艾德華·薩依德的《知識分子論》（Representations of Intellectual）。在這部尚無中國大陸譯本的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一個重要看法：“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面向”。他的意思是，真理和正義往往是與現實中的強勢者的利益相沖突的，因此，為了維護真理和正義，真正的知識分子必須采取批判現實的態度，拒絕誘惑，“堅決遠離現實的關注”。這樣一來，“在藝術、科學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尋求樂趣”，便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樂于尋求擁有非物質方面的利益”，也成了他們的習慣。從長遠的角度看，這種純學術的生存恰恰能夠最大限度地改善社會現實。例如歷史學家，當他們“搜尋另類的資料，發掘埋藏的文件，喚回已被遺忘（或放棄）的各類歷史”的時候，他們既發掘了真理，也建設了符合人性的道德。所謂“直學”，因此被福柯稱作“不屈不撓的博學”（a relentless crudition）；所謂“直學批評”，因此被薩依德解釋為旨在“提升生命”、建立“為促進人類自由而產生的非強制性的知識”的批評。總之，直學批評是知識分子的標志；能否以直學的方式進行批評，是真假知識分子的分水嶺。
現在，呼喚直學批評的聲音日益強大起來。今年創刊的《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便摘登了陳克艱、曹樹基等人倡導學術嚴肅性的批評言論。這和蔣寅關于學術規范（見《學人》第一輯）、學術品德（見《文學遺產》94年4期）、學者求實精神（見《東方》95年5期）的系列文章正好遙相呼應。它們也印證了蔣寅的說法：學術是默默成長的一種尊嚴；盡管孤獨，但它頑強，凜然而充滿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