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運用“將理論問題歷史化”的研究方法，從王漁洋的詩學理論入手，對康熙詩壇、康熙朝詩學進行深入研究。作者在康熙朝詩學的總體背景下，把握王漁洋詩學理論的展開，通過王漁洋與清初詩壇重要人物的交往，王漁洋詩學與清初文學思潮的關系及對康熙朝詩學的影響，從不同側面勾勒出康熙朝詩學的基本走向。這種研究方法，開拓了文學史研究新思路，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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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漁洋與康熙詩壇 | |
| 作 者：蔣寅 著 出 版 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ＩＳＢＮ：9787500431107 出版日期：2001-9-1 定 價：￥16.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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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寅，1959年6月生，江蘇南京人。1988年獲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早期以唐詩研究為中心，90年代以來主要研究中國古典詩學、詩學史，進行清代詩學著作的考索工作。
代序 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導論）
一、詩壇盟主之代興——王漁洋與錢牧齋
1.錢、王交往始末
2.王漁洋對錢牧齋的態度
3.王漁洋對錢牧齋的批評
二、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之消長
1.清初宋詩風之興起
2.返回唐音的步履
3.源于師法策略的觀念沖突
4.宋詩風興起的原因及背景
5.康熙朝宋詩風的意義與影響
三、《唐賢三昧集》與漁洋詩學之完成
1.選詩的經過與動機
2.對全書選目的檢討
3.《唐賢三昧集》的理論意義
4.《唐賢三昧集》的影響
四、王漁洋與清詞之發軔
1.“詩余之人”與“詩余之地”：王漁洋的詞學活動
2.傳統的重新確認：漁洋的詞學觀念
3. 結論：漁洋詞學的影響
五、王漁洋與清代古詩聲調論
1.前《聲調譜》時代：古詩聲調之成為問題
2.《聲調譜》時代：王漁洋、趙秋谷的反律化理論與古詩聲調論的草創
3.續《聲調譜》時代：乾隆學者的拾遺補闕與古詩聲調論的傳播
4.后《聲調譜》時代：嘉慶學者對規則的解釋與古詩聲調論的深化
5.新《聲調譜》時代：方法論改造與仿律化理論之吊詭
6.反《聲調譜》一派：古詩聲調說的揚棄與超越
六、王漁洋藏書與詩學的關系
1.王漁洋藏書的來源
2.王漁洋藏書的特點及與詩學的關系
3.王漁洋藏書的下落
附錄：漁洋山人池北書庫藏書目
七、王漁洋與趙秋谷
1.王、趙交惡之原委
2.王、趙的關系與《聲調譜》
3.王、趙詩論之分歧
4.后人對王、趙關系的評說
八、王漁洋詩學的一個側影——《漁洋詩則》的真相及文獻價值
后記
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導論）
自從艾斯卡皮的文學社會學研究方法和接受美學的讀者理論行世以來，人們看待文學的眼光已不僅僅局限于作家和作品，“文學”被視為一個包括寫作、傳播、接受并產生影響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不只涉及作品的寫作、傳播與批評，還包含文學觀念的演變、作家的的活動與交往、社會的文學教養和時尚。對曾經發生和存在的文學過程進行歷時性的研究，就構成了文學史學。我理解的文學史學，首先是一門研究文學過程的學科。從這一意義上說，“進入‘過程’的文學史研究”似乎是一個無謂的表述——難道還有不研究過程的文學史研究嗎？看來這里存在一個對“過程”的理解問題。
很顯然，上面所說的過程，包括文學寫作、傳播、接受及影響的各個環節，在當代也是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差別在于，文學理論關注的是文學活動的一般過程，而文學史研究則關注文學活動的具體過程。小到一篇作品，大到一群作家、一代文學思潮，它們在特定時空中產生、發展、被記憶、被遺忘的經過，都是文學史研究的對象。然而問題是，當我們面對文學史上的具體時代時，并不是所有對象都為文學史的過程研究提供了可能。這讓我想到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歷史、科學和藝術三門學科在處理不同材料上的適應性的說明：
如果在某一方面的研究，其中材料碰巧不多，那么可能做到的一切便是考核和記錄事實。如果材料多到不能一一列舉，可是又沒有多到不能一一觀察的地步，那么闡明和制定法則的辦法則不但是可能的，而且還是必要的。如果材料多到不能勝數的程度，那么便只能采用、也只值得采用藝術創造和表現的所謂虛構的形式。（曹未風等譯《歷史研究》上冊第5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這種說法實際是強調了研究對象的數量決定著人們的認知方式。就史學這一領域而言，我想同樣也可以說，歷史遺留物的多少決定了歷史研究對待它的不同方式。資料稀少的上古，只能用詳盡記錄的考古方式，根據部分實物來對歷史的原生態作些片斷的、局部的推測；資料稍具規模又不太充分的中古，可以用綜合、描述的方式對歷史原生態進行整體性的認知，但可接近的事實的真實遠少于結構的真實；資料過于豐富的近古，既可用檔案式的詳盡記載編織歷史敘述，也可用抽象化、典型化的藝術表現揭示歷史的深層本質。將這種觀念移用于文學史研究，如果說研究先秦文學的有限文獻更近于考古，那么六朝唐宋時代就正是一個資料稍具而又不太豐富的時代，有限的史料，無邊的空白，諸多線索，諸多懸念，為學者的考證、解釋和建構文學史敘述提供了適度的條件，但事實的充分究明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目標。只有明清以后，豐富的歷史記載幾與檔案相埒，而同時檔案也最大限度地充實了歷史記載，我們才得以從容揭開時間的帷幕，走進文學事件和文學史情境中去。明清兩代豐富的文獻材料為真正進入文學史過程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只要肯下功夫調查資料，我們完全有可能弄清一個文學現象、一個文學事件的來龍去脈，弄清一群人或一個人在某年月日的生活、言論和寫作，這于文學史研究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然而，文學史的過程不只意味著上述簡單的事實，它包含文學史復雜的運動及其結果。在一般意義上說，文學史的過程分為內在的和外在的兩個層面。內在的層面指文學觀念、文學形式、文學風格以及藝術技巧的發展和演變，這是文學史運動的深層結構；外在的層面指創作、批評的概況，流派、思潮的消長，書籍流通、閱讀時尚等內容，這是文學史運動的表面現象。在實際的文學史運動中，兩者互動互涉，交相作用，但決不會絕對地同步。內在層面的重大變革或寓于平靜的文學時代，而喧囂的時代雖花樣百出，底層或全無波瀾。文學史研究就是要通過爬梳文獻，對文學現象做一番整理、復原、剖析的工作，由點到面，由表及里，對文學史流變做一個全景式的觀照，從而對文學史形成全面而深刻的認識。遺憾的是，由于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我們從來沒有實現上述目標。主觀方面認識角度和認識方法的局限姑且不談，客觀方面文獻提供的認知可能也有個限度。在有限的材料面前，我們所有的見解都只能達到結構的真實，一接近過程的細節及因果關系，就只能停留在推測和假說的水平。
能夠改變這種狀況的研究領域唯有明清文學。只有面對明清時代，我們才能占有大量的作品，驅使浩瀚的典籍，迫近地觀察各種復雜的文學事件和文學現象，考究其來龍去脈和因果關系，使文學研究真正深入到文學活動的過程中去。這乃是明清文學對學者的特別恩賜，我們本應充分領受。然而由于觀念的問題，迄今為止我們的明清文學研究，基本還停留在平面地詮釋理論問題和評價作家作品的水平，沒有充分利用文獻的優厚條件，即便是古典文學中研究得最多的詩學也是如此。從各種文學批評通史到清代詩論的研究專著以及作家研究，學者們使用的文獻，涉及的問題似乎總是那么多。也許對一個基礎還比較薄弱，積累還比較少的研究領域，我們不應該過于苛求。可是面對這樣一個文獻豐富的時代，如果一開始就不確立起進入過程的學術理念，那么我們的研究很可能會長期徘徊在一個膚淺的水平，不得深入。眾所周知，古典詩學是一直處在動態發展中的，若不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把握其運動軌跡，就會遺失其具體語境下的所指，使歷史上的概念、范疇和理論命題喪失其豐富的內涵和實踐意義。在戲曲小說及說唱文學等通俗文學的研究領域，由于資料缺乏，作家生平事跡不詳，或作品年代難以考定，給歷史過程的研究帶來許多困難。但詩學則不存在這樣的問題，豐富的別集、選集、總集和筆記、詩話為研究一個人、一個時代詩歌觀念發展、變化的過程提供了充分的資料。有了這一條件，我們完全可以將理論問題還原到過程中去，使詩學的一些基本概念、命題呈現其建構過程和被理解、接受的歷史，以豐富我們對詩學傳統的認識。
本著這一宗旨，我對清代詩人和詩論家王漁洋的詩學做了一番“進入過程”的研究。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作家研究，因為我要將王漁洋的詩學歷史化，在康熙朝詩學的總體背景下把握其理論的展開，通過王漁洋與清初詩壇重要人物的交往，通過王漁洋詩學與清初文學思潮的關系及對康熙朝詩學的影響，從不同側面鉤勒出康熙朝詩學的基本走向。我的指導思想和研究方法， 1997年7月在日本九州大學做《王漁洋與清初宋詩風》報告時曾初步提出，那就是“將理論問題歷史化”，當時曾引起與會者的興趣。推廣到整個文學史研究，不僅理論問題，舉凡風格問題、文體問題、藝術表現問題，也都應該而且可以歷史化，歷史化也就是進入文學史的過程。這種進入，觸及的問題和層次都是難以預設的。經過本課題的研究，“過程”概念所輻射的問題點至少已呈示為以下八個方面。
一、作家交往和文學史階段形成的具體過程。作家交往一直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以往時代的有限資料只能提供一些作家交游線索，而明清文學史的豐富素材，足以讓我們究明個別作家的交往對文學史演進方向及其階段性產生多么重要的影響。錢謙益為年輕的后輩王士禛撰詩序及《古詩贈王貽上》，許其與己代興，儼然付之傳法衣缽，后人也將兩人的代興視為清代文學史展開的一個階段性標志。但這只是關于文壇盟主變更的外部觀察，如果深入研究錢、王兩人關系微妙的交往，細致分析王漁洋受牧齋的影響以及他在對嚴羽、《中州集》及明前后七子的評價上竭力與牧齋劃清界線的努力，就能理解清詩不是在錢牧齋而是在王漁洋手中展現出自己的面貌，奠定自己的理論基礎的原因，從而確立明清之際文學史階段劃分的內在依據。
二、作家文學觀念與文壇風會交互影響的過程。自從唐、宋兩大詩學傳統形成，對唐、宋詩的取舍、接受即“宗唐”、“宗宋”就成了后代詩人面臨的重要問題。對唐詩、宋詩的選擇不僅是趣味的表現，對唐宋詩的評價也不以其成就及影響為唯一標準，而往往與時代精神、詩壇風尚、個人生活經歷、詩學修養甚至所接觸的書籍等諸多因素有關。俞兆晟《漁洋詩話》序所引漁洋晚年對“中歲越三唐而事兩宋”的回顧，在他本人不過意味著自己詩學所經歷的不同階段，但聯系到清初詩風的嬗變來看，它就包含著一段曲折的詩史。康熙十五、十六年間，王漁洋大力提倡宋詩，給詩壇帶來強烈的沖擊。隨著宋詩風的流行及其流弊的產生，堅守唐音者給予了猛烈批評，尤其是“非盛世清明廣大之音”的指斥，令王漁洋十分不安。經過兩年丁憂鄉居讀書，他冷靜地反省了學唐、學宋的得失，對嚴羽詩論有所會心，不僅意識到宋詩的缺陷，也在更高的層次上重新體認了唐詩的精神。為扭詩壇學宋詩帶來的流弊，他改弦更張，通過編選唐詩來樹立“直取性情，歸之神韻”的詩歌觀念。這種觀念與其說源于對詩歌的終極理想，還不如說取決于詩歌發展的運會與詩家的師法策略，與文學發展的內在要求、作家的個人經歷、書籍的流通等因素也都有關系。
三、選本在作家文學觀念與時代文學思潮形成過程中的意義。在中國文學史上，選本一直充任批評的角色，發揮淘汰的功能。也有像方回《瀛奎律髓》那樣，欲以選本建立一個詩史序列，標舉一種門戶之見的，但像《唐賢三昧集》這樣以遴選唐詩來樹立一種詩美理想，并對一代詩學的主導傾向產生極大影響的選本卻不多見。考察王漁洋選詩的經過與動機，檢討全書的選目，了解《唐賢三昧集》在當時的反響，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王漁洋是如何以自覺的意識、縝密的計劃、不懈的努力實現自己的批評意圖，并產生實際效果的。尤其是還原到它的歷史語境，這一詩學個案更呈現出過程的生動性，不僅讓我們看到選本如何承擔批評的功能，并對當代創作產生影響的實例，更讓我們理解《唐賢三昧集》在總結神韻論的核心思想，完成王漁洋詩學體系上的理論意義。在以前的時代，沒有文獻條件使這種研究成為可能，這是清代文學獨有的恩寵，我們不應該不領受。
四、個人在文學史過程中的意義；發現新的文學史事件對過程認識的意義。文學史是由作家活動及其成果構成的，作家個人的文學史地位取決于他對文學史進程產生的影響。王漁洋不只是一位詩人，他還填詞，他的詞作和詞論歷來并不引人注目。當我試圖從作家研究的角度考察王漁洋的填詞和詞論，排比了王漁洋詞學活動的年表后，我驚異地發現，除了江左三大家吳梅村、龔鼎孳和曹溶外，王漁洋是清朝最早熱衷于填詞的詞人之一，《阮亭詩余》所收作品主要作于順治九年；后來他在揚州期間的填詞，直接激發了一批詞人的創作興趣，遂開清代的填詞風氣；他與鄒祗謨合選《倚聲集》，則更影響了江南地區的填詞。一個有意味的事實是，康熙四年陳維崧、朱彝尊開始步入詞壇之際，恰是王漁洋抽身之時。于是他客觀上就成了連接由明入清的三大家（吳偉業、龔鼎孳、曹溶）與陳（維崧）朱（彝尊）雙雄的橋梁。他的詞論則涉及了清代詞學討論的所有基本問題，在撥正云間詞派的狹隘觀念，重新確認詞學傳統上有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對南宋詞的評價直接啟發了陽羨詞派和浙西詞派的詞學觀。這些事實的浮現，責成我們從清初詞壇的大背景上重新估量王漁洋詞學的意義，而清詞的發軔過程當然也就需要重新認識了。
五、理論命題的展開過程呈現為歷史和邏輯的統一。理論問題的歷史化我認為是研究古代文學理論的必要步驟，一種學說如果其發生、發展的歷史過程不清楚的話，就根本談不上對它做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古詩聲調論是王漁洋詩學兩大貢獻之一，也是清代詩學的一個重要課題，產生了相當數量的研究著作。然而到現代，古詩聲調論的問題幾乎被學術界所忘卻，眾多的著作一直沉睡于故籍中，根本未被閱讀。當我在深入發掘文獻的基礎上，初步鉤勒出古詩聲調論的流變，這一問題展開的歷史過程同時就呈現為一個內在邏輯完整的理論過程：（1）前《聲調譜》時代，清代以前古詩聲調問題，基本未被討論，（2）《聲調譜》時代，王士禛、趙執信的反律化理論的提出與古詩聲調論的草創，（3）續《聲調譜》時代，乾隆學者的拾遺補闕與古詩聲調論的傳播，（4）后《聲調譜》時代，嘉慶學者對規則的解釋與古詩聲調論的深化，（5）新《聲調譜》時代，道光以后方法論的改造與仿律化理論的吊詭。與此同時，詩壇還另有一個反《聲調譜》的譜系，顯示出對古詩聲調說的揚棄與超越。通過上述過程的初步描述，我們得以了解清代學者對古詩聲調問題的各種立場，并由此反思清代詩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學術方式及其學理上的迷誤。
六、文學史過程展開的多側面或者說影響到過程的多重因素。文學傳統以經典化的方式影響文學史的進程。一個作家所讀的書，不僅關系到他所受的傳統的影響，也關系到他文學修養的形成和寫作素材的來源。收藏和閱讀書目的考察，在現代已成為作家傳記研究中一項不可忽視的內容。明清兩代藏書風氣最濃，許多學者、作家都是著名的藏書家，但目前對文學與藏書的關系，尤其是作家藏書與文學創作的關系，尚未見探討。王漁洋不僅是清代聲望最高的詩人，也是清初著名的藏書家，在作家的創作與藏書的關系問題上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個案。通過研究王漁洋作為藏書家的另一面，我發現藏書在他的文學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創作傾向、詩學研究、詩歌批評與藏書的關系至為密切。首先，他對宋元詩的認識就直接來源于藏書的閱讀。清初宋元別集流傳絕少，康熙八年王漁洋在清江榷署任職，冬閑無事，閱讀韓愈、杜牧、蘇軾、黃庭堅、陸游、元好問、虞集諸家詩，各題一絕句。這成為他以后提倡宋元詩的直接動因。其次，藏書是他研討歷代詩歌創作經驗，開展詩歌批評，著書立說的材料和依據。他晚年編纂《五代詩話》，主要是利用自己在五代、兩宋史傳、說部方面的豐富藏書。晚年歸田后，多讀宋人說部，越發喜愛并用功于宋元詩，對宋代文學流變有了全盤認識，對宋詩的美學趣味也有了更深的體會，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意見。
七、充分注意文學史事件中的非文學因素對理解文學史過程的復雜性的意義。文學史的復雜性表現在它的進程是非線性、非決定性、無規律的。影響文學史進程，改變文學史發展路向的不僅是種種文學事件和文學因素，還有許多非文學事件和非文學因素。王漁洋和趙秋谷的矛盾是康熙詩壇引人注目的事件，有清一代評議者不一。今人論兩家詩學，都傾向于認為其分歧在論詩主張和創作方法之異，而不是私人恩怨，門戶之爭，但我通過廣討文籍，得悉兩人交往中的一些重要細節，弄清其始親終疏之跡，基本判明王趙兩人的恩怨主要起于性格、意氣、名聲等非文學觀念方面的沖突，這些非文學的因素最后匯集到文學中，以文學批評的形式反映出來，就演成貌似文學觀念之爭的對立。“談龍”之喻原只是個敘述結構的問題，但秋谷卻借題發揮，將它曲解為有龍無龍、真龍假龍的問題，從而上升到詩歌創作主體性的高度，對漁洋詩歌創作的主體性缺失即“詩中無人”提出批評。后人不明就里，更引而申之，使兩人論詩之爭的真相越來越模糊。只有弄清此類文學事件背后的非文學因素，我們才能對文學事件的意義及文學史的進程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對文學史過程給予相對接近原生態的描述。
八、作品編集和傳播介入文學史過程的特殊方式——偽書所傳達的信息。從文獻學的角度說，偽書毫無價值。但從文學史研究的角度說，偽書卻可以成為話語分析的對象。偽書有時能傳達許多關于作家的立場、知名度，作品的流行與影響方面的信息。乾隆二十年商丘陳淮塵定軒刊佚名編《漁洋詩則》一卷，分“漁洋論詩”、“雜論”、“古今樂府論”、“聲調譜”四部分。“漁洋論詩”系據郎廷槐、劉大勤二家詩問改編而成，“雜錄”系節錄馮班《鈍吟雜錄》“正俗”，“古今樂府論”由馮班《古今樂府論》、《論樂府與錢頤仲》、《論歌行與葉祖德》三文拼湊而成，“聲調譜”則取自趙執信之書，序言也是刪節趙譜“論例”第一、二、四則而成，其必非王士禛著作而出于偽托可無疑問。從全書多采自馮班、趙執信兩家著述來看，編者對馮班著作相當熟悉，或出于趙執信門下所造也未可知。就它本身內容來說，基本上沒有理論價值，版本方面也無優勢可言，但它卻傳達了漁洋詩學與馮班、趙執信詩學的一種內在聯系，更顯示出漁洋詩法、馮班樂府論、趙執信聲調譜在康熙詩學中的突出地位。從這一點說，《漁洋詩則》透露了康熙詩學的基本流向及其影響乾隆以后詩學的一個側面。
這樣一些問題，當然不都是出于新鮮視角的、獨到的觀照。但類似的自覺意識的不斷積累和整理，就會形成一種帶有方法論色彩的系統的研究思路。中國文學的歷史漫長而復雜，不同時代的文獻資源為我們進入文學史過程提供了不同的條件，而明清兩代的條件無疑是最優越的。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深入研究文學史的發展過程，為它提供一個忠實、細致而貼近歷史語境的描述和詮釋。這也許是文學史研究中最有價值、最有魅力的工作。
我所以選擇王漁洋來嘗試上述思路的實踐，不光因為王漁洋是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更主要的是，他是中國古典詩學的集大成者——這一點目前尚未被學術界清楚地意識到。王漁洋不僅以堅持不懈的寫作留下數量豐富的詩歌作品，而且作為批評家和詩學家，撰著了令人矚目的詩學理論著作。他處在明清文藝思潮和詩風的轉型時期，以“神韻論”為核心，提出一整套詩學理論，將明代的單純擬古轉化、改造為深度的師古，并力求營構新的藝術風貌。他過人的才華和顯赫的政治地位，使他繼錢謙益后成為康熙一朝的文壇盟主，麾下集結了一大批優秀詩人，形成一個影響力持續到乾隆中葉的作家集團。他通過編選、評論、刊刻前代和當代的詩歌作品，撰寫序跋、指授學生等形式，對康熙詩壇的詩歌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康熙朝詩學是清代詩學正式展開的起點，也是清代詩學建構的理論基礎，屬于清代詩學的專門問題和獨特視角都在康熙詩學中發生和確立，清代詩學的面目也由此形成。而這一切都與王漁洋詩學聯系在一起。從大的方面說，清代詩學是在唐宋兩大詩學傳統的背景上展開的。由于王漁洋倡導而熾盛的宋詩風及其相關詩學論爭，直接影響了從乾隆朝延續到光緒朝的唐宋詩之爭。而王漁洋開創的古詩聲調學研究及其系統、深化的過程也典型地體現了清代詩學的學術性。本書將王漁洋作為康熙朝詩學的核心人物，從他與一代盟主錢謙益的關系，與宋詩風的關系，與清代古詩聲調學說的關系，與康熙朝詩學的殿軍——趙執信的關系入手，探討了漁洋詩學多方面的意義和影響。關于漁洋詩學的理論核心——神韻論，本書也聯系康熙詩壇的理論背景，從《唐賢三昧集》的產生及影響闡述了它具體形成的過程。在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漁洋詞學也具有承前啟后的開風氣作用，并與詩學中的神韻論相輔相成；而他的藏書與康熙朝文學文獻的流傳情況則從另一方面影響到他的文學活動。這些問題，孤立地看只是作家研究的具體問題，但聯系到康熙詩學的演進過程來看，就顯出復雜的背景意義。本稿之所以題作《王漁洋與康熙詩壇》而非《王漁洋研究》，正是著眼于超出個案研究的文學史意義。
縱觀學界現有的成果，以黃景進教授《王漁洋詩論之研究》等為代表的一批論著，在闡釋王漁洋詩學的理論內涵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有關王漁洋生平、創作和批評活動方面的資料尚有待于深入發掘，王漁洋與康熙朝詩學的關系還留有研究的余地。我經過廣泛調查，搜集了大量的漁洋集外詩文和生平事跡、酬唱交游的資料，撰成《王漁洋事跡征略》一書，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王漁洋生平、創作和批評活動的詳細梳理，使一些新的問題浮現出來。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到王漁洋詩學的闡釋、評價，而且涉及到對康熙朝乃至整個清代詩學進程的重新估量。為此，我將在前述工作的基礎上對清初詩學的結構和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支撐那全景觀照的基本視點就是本稿的一些結論。
1993年完成《大歷詩人研究》一稿后，我就開始做清代詩學研究的準備。主要是搜集、考索清代詩學文獻，有計劃地閱讀一些清代別集。這一轉向讓許多朋友感到很突然，但在我卻似乎很自然，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或反復權衡。
有幾方面的原因促使我選擇清代詩學這一課題，包括古典文學研究在各領域力量投入的不平衡，古代文論研究面過窄，文學所的藏書有很好的研究條件等等，但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開始研究詩學而不是詩歌本身，是鑒于我對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現狀的不滿。在我看來，現有的中國詩學研究著作大多是立足于文學概論的框架，用詩話材料作填充物，以論證某些文學理論的一般命題，真正屬于詩學本身的問題涉及得還很有限。而我自己在詩歌批評的實踐中，常對古代詩學的奧妙有所領會，并發現一些新的問題。文體學修養的積累也讓我對中國詩學的傳統和詩歌批評的文化特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希望在經驗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思考，使經驗的積累升華到理論的層次。
選擇清代詩學作為新的研究課題，無疑是與上述想法合契的。清代詩學是中國古代詩學的總結，無論在涉及問題的廣度上，還是在理論思考的深度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境地。而在內容上，清代詩學所討論的仍不外乎是漢唐宋明的詩歌，治清代詩學不僅可以調動我研究唐代詩歌的經驗積累，使現有的知識融會貫通，其間的理論問題和批評實例更直接觸發我反觀前代的詩歌，產生新的思路和視角。1996年我去臺灣參加第三屆唐代文化學術討論會提交的《韓愈七古的聲調分析》一文，就是研究清代古詩聲調論的副產品。這種回溯性的反觀和驗證，激活了我對唐詩的透視。
其次，清代詩學研究也非常適合我的稟賦和個人興趣。我喜歡讀書，清代詩學浩瀚的文獻為我提供了無邊無際的閱讀范圍，同時滿足了我對閱讀本身的興趣。據我的初步考察，清詩話現存書達八百種以上，還有各種選集、總集、文集里的序跋、論文，詩學資料無限豐富。以此為研究對象，每天都可以讀新的書，接觸新的作家和作品，獲得新的資料，產生新的想法。這是何等愉快的事！當然，清詩和清詩話比起前代來的確是粗制濫造多，陳詞濫調多，標榜風流多，經常讓人不耐煩細讀。但清人畢竟生活在尚學問、重書卷的時代，標榜風氣、風流自賞者雖多，真正枵腹無知者卻很少，故其考訂、議論每有可觀。我貿然闖入這個學術領域，既無師承，也無成見，全憑自己去見識體會，偶有所得，常出學界現有研究的視野之外。對我來說這有一種類似探險的刺激，不知道會遭遇什么問題，會得到什么結論。整個研究過程是開放的，思想也是開放的，非常舒暢。更讓我高興的是，初步的閱讀就讓我樹立起一個信心：在清代，只要肯去翻書，肯思考，幾乎沒有弄不清的問題（也許只有《紅樓夢》是個例外）。這一點很重要。我以前讀先秦典籍，每當考慮一些文學問題，就牽涉到作品年代和時代背景難以確定的問題，這使得許多結論都建立在假設的前提上。就是唐代也不免如此，以致一些有意思的看法只能停留在初步推測和假說的階段，一往深論便苦于文獻無征，難作定讞。
研究清代詩學就沒有這樣的苦惱，經過廣泛的考查，我們可以將問題原原本本地梳理清楚。即如《中國文學大辭典》付闕的許多作家生卒年，我瀏覽中隨便就考得了。作家的事跡，作品的流傳影響情況，也都可以通過廣泛的考察弄明白。基本材料、基本事實既清楚，思考問題就有比較寬裕的空間，歷史也就更像歷史地呈現出來。經過幾年閱讀后，我在清初詩學方面積累了一些資料，遂從王漁洋入手，開始研究清初的詩學。為了對清初詩學的全貌有一個歷史的把握，我編纂了一部三十四萬字的《王漁洋事跡征略》。此稿篇幅不算大，但處理的文獻非常多，信息量也相當大。王漁洋詩學的發展，與順治、康熙兩朝詩學的關系及對后者的影響，由此清晰地呈現出來。1998年，我以“王漁洋與康熙詩壇”為題，申請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礎研究項目，獲得資助。兩年后，課題按計劃完成，奉獻給學界的成果雖才十余萬字，卻是八年功夫的積累。
我對學術的基本態度是志在高遠，腳踏實地。從開始涉獵清代詩學起，我就抱有一個野心，要寫一部清代詩學史。但自知才力薄弱，不敢造次，于是順其自然，先做些力所能及的題目。在工作開始的九四、九五年，我幾乎停止了論文寫作，到九五年十二月才撰寫了《起承轉合：機械結構論的消長》（《文學遺產》1998年第3期）一文。幾年來四處訪書，潛心研讀，陸續形成本書的八個題目，以王漁洋為中心，揭示康熙朝詩學的若干側面。有清一代歷史復雜，文獻浩繁，蠡測管窺，畢竟有限。值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梓行拙稿之際，我真誠希望學界同道能對書中的疏誤給予批評，匡我未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