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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義
馬小鶴
陳寅恪為《王國維遺書》刊行寫的序中概括王氏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的一段話早已膾炙人口：“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論者謂寅恪對王國維學術的評價，實則是寅恪夫子自道之治史方法。如果我們將“外來之觀念”普遍化為“理論觀念”，就很可以此三項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來概括近百年來中外摩尼教研究。
首先，現代摩尼教研究的興起與持續發展，直至今日，始終與考古學密不可分。最主要的學術活動，正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摩尼教為唐代三夷教之一，以后逐漸中國化，與民間信仰混合，成為“食菜事魔”教、明教的淵源之一。但是，本世紀以前，中國學術界已經遺忘這些歷史事實，更不用說有人來加以系統的研究。摩尼教在歐洲影響比較大，圣奧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等人批駁摩尼教的著作仍然為人所知。但是，只有這些二手材料，沒有摩尼 教本身的文獻，歐洲學者對摩尼教的了解也極其有限。比如，今天掌握了大量摩尼教的第一手資料后，再重讀上一世紀圣奧古斯丁反摩尼教著作的英文譯本和前言，就會很具體地體會到當時認識的局限性。
本世紀摩尼教研究是圍繞四大考古發現和兩份單獨出土的重要文書而展開的。第一處重大考古發現是在中國吐魯番取得的。1902－3年，德國學者格倫威德爾（A.Grunweldel）率隊在高昌故城等處發掘，獲得四十多箱古物，其中包括摩尼教文獻抄本殘片。接著，勒柯克（A. von Le Coq） 率德國考察隊於1904年11月到達吐魯番，進行發掘，在一個摩尼教遺址上，發現了大量摩尼教文獻殘片和壁畫等。1905年12月，格倫威德爾與勒柯克會合，進行第三次考察。他們得到大量文物，包括數千片摩尼教文獻殘片。勒柯克出版了第二、三次考察的旅行記，由巴威爾（A.Barwell）譯成英 文出版，[1] 有 鄭寶善中文譯本（《新疆之文化寶庫》）[2]。 1982年，克里姆凱特 （H. -J. Klimkeit） 主要根據德國 考古成就，出 版了《摩 尼教藝術和書法》[3]，有林悟殊中文譯本 （《古代摩尼教藝 術》）[4]。中國學者黃文弼在1954年 出版 的《 吐魯番考古記》中，刊布了一篇回鶻文摩尼教寺院 文書，耿世民已經將其釋讀[5]。吐魯番是摩尼教遺跡豐富的地區，八十年代，日本學者森安孝夫和中國學者晁華山進行了新的考察[6]。 第二處重大考古發現是在中國敦煌取得的。英國學者斯坦因（Sir Aurel Stein）在莫高窟 石室中檢得漢文《摩尼光佛教法儀略》前半截和《下部贊》；法國學者伯希和（P. Pelliot）在石室 中檢得《摩尼光佛教法儀略》下半截；中國保存了在莫高窟獲得的漢文《摩尼教殘經一》。[7]斯坦因還在敦煌東南地區發現了回鶻文《摩尼教懺悔文》。在各國學者考釋的基礎上，中國學者李經緯已經將其譯成中文[8]。伯希和在敦煌也獲得了一些回鶻文摩尼教文獻，刊布在法國學者哈密敦（J. Hamilton）的《敦煌九－十世紀回鶻文寫本匯編》[9]中，楊富學、牛汝極已根據回鶻文翻譯成中文[10]。
第一份單獨出土的重要文書，是本世紀初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特貝薩（Tebessa）發現的一篇拉丁文書，討論摩尼教選民和聽眾（即僧侶和一般信徒）的區別。1997年由貝鄧恩（J.Duhn）和哈里森（G.Harrison）重新刊布，加以校釋，譯成英文[11]。
第三處重大考古發現是在埃及的麥地納－馬地（Medinet Madi）出土的。三十年代，歐洲 學者獲得了這批科普特文資料，約有二千余頁。其中包括：（一）一部布道書，講述世界末日大戰降臨，1934年由波洛茨基（H.-J. Polotsky）刊布并翻譯成德文[12]。佩德森（N. A. Pedersen）1996年出版了一部全面研究的英文著作[13]。（二）一部贊美詩，保存得較好的下半部，1938年由 奧伯里 （C. R. C. Allberry）刊布并譯成英文[14]。（三）一部《導師（即摩尼）的克弗來亞》，是弟子們 記錄的摩尼講道，1940年由波洛茨基和波赫里格（A. Böhlig）刊布第一卷， 并翻譯成德文。 1966年，玻赫里格刊布 了第二卷，也譯成德文[15]。加德納（I. Gardner）1995年出版了英文譯本[16]。 這些文獻的刊布和翻譯成歐洲文字，大大豐富了學術界關于摩尼教的知識。（四）《我主摩尼智慧的克弗來亞》已經出版了圖版。（五）摩尼書信，以及（六）一部歷史著作，原藏柏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混亂之中遺失了。
第二份單獨發現的重要文書是所謂《科隆摩尼抄本》。七十年代德國科隆大學收藏的紙草文獻中，發現了一部袖珍希臘文摩尼教抄本，講述摩尼生平，特別是他的早年和宗教思想的形成。這份文書已經由德國學者亨利茨（A. Henrichs）和科農（L. Koenon）刊布并翻譯成德文。前半部分已經出版希臘文－英文譯文對照本[17]。
第四處重大考古發現是在埃及開羅西南八百公里處的達赫萊綠洲（Dakhleh Oasis）， 古稱 喀里斯（Kellis）。出土遺物數以千計，有一些是摩尼教文獻，1996年出版了第一集。[18]。
關于中國化摩尼教的重大考古發現，主要可以福建泉州的摩尼教寺院遺址[19]為例。遺址有一摩崖石刻，上刻“勸念清凈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但是已經在“文革”期間遭到毀壞，今僅存照片。1988年，陳長城在莆田市涵江區發現元末明初的摩尼教斷碑，上刻“大力智慧，摩尼光佛”八字[20]。1992年，又在莆田縣北高鄉后積村發現了內容相同的石碑[21]。
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外學者發表的大量研究論著，主要就是圍繞這些重大考古發現而進行的。為了對這么多“地下之實物”進行研究，中外學者對敘利亞文、希臘文、拉丁文、古波斯文、阿拉伯文、漢文的各種“紙上之遺文”進行了新的翻譯、注釋和研究，與實物互相釋證。
其次，在大量的考古發現中，最值得進行深入研究的，自然是各種文字資料。我們如果把陳寅恪說的“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修改為“取出土之文書與各國之舊籍互相補正”，或許更符合摩尼教研究的實際情況。出土的摩尼教文獻，有少量古敘利亞文殘片；有比較完整的拉丁文和希臘文文書；中亞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粟特文和回鶻文文書數量巨大，有的比較完整，多數是破碎的；三份漢文文書算比較完整（另有一些殘片）；而古埃及科普特文文獻數量既多，又比較完整。由于篇幅所限，我們甚至不可能在此對這些文獻作一個概述，只能舉一個例子。斯坦因、伯希和從敦煌攜走兩份重要漢文文書，但是《摩尼教殘經一》是留在中國的文獻之一。今藏北京圖書館，編號為宇字第五十六。羅振玉在《國學叢刊》1911年第二冊上刊布這份文書，名為《波斯教殘經》。他將這冊《國學叢刊》送給日本學者羽田亨，1912年羽田亨在《東洋學報》上發表論文，確定這是摩尼教文獻。[22]法國學者沙畹（ É.
Chavannes ）和伯希和在1911年和1913 年的《亞洲報》上分兩次發表長篇論文“中國發現的摩尼教經典”，第一次發表的是這份殘經的抄本和法文翻譯，作了許多考證；第二次發表的論文匯集許多中文史料中的有關記載，初步勾勒了中國摩尼教的發展概況。[23]這是典型地將出土漢文文書與中國舊籍互相補正類型的研究。1921年，王國維發表“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在伯希和等發現的中文史料之外，又增補了十多則新資料。[24]1923年，陳垣發表“摩尼教入中國考”，刊布了一些新資料，并校點了這份殘經。[25]此后吳晗[26]等中國學者的主要工作是繼續發掘中文史料，幾乎無人深入研究這份殘經本身的內容。
歐洲學者則依憑他們語言學研究方面的進展，結合多種文字的出土文獻，對《摩尼教殘經一》本身進行逐步深入研究。英國學者劉南強（Samuel N. C. Liu）在“從帕提亞文到中文：對 《摩尼 教殘經一》的一些觀察”一文中回顧了近百年來西方對此文書的研究。[27]伯希和等翻譯、注 釋漢文《摩尼教殘經一》后十余年，勒柯克刊布了一些回鶻文文書，確定它們與《摩尼教殘經一》的某些段落相對應，[28]可能都譯自一種中古伊朗語。1940年德裔學者亨寧（W. B. Henning）刊布了 與《摩尼教殘經一》中描述光明寶樹段落相應的短篇粟特文書，[29]他還提到見過與《摩尼教殘經一》某些段落對應的帕提亞文書。1960年，英國學者博伊斯（M. Boyce）在《德國吐魯番收集品中摩 尼文字所寫伊朗語寫本目錄》中，確定和列舉了對應的帕提亞文書。[30]科普特文《導師的克弗來亞》中的第38章被稱為“慧明講義”（Sermon on the Light-Nous），內容與《摩尼教殘經一》的某些 部分很接近。學術界早就知道，摩尼一共有七 部大 經，“第六俱緩部，譯云大力士經”。 1984年 宗德曼（W. Sundermann）刊布了中古波斯 文《大力士經》的一份殘片，有的部分與《摩尼教殘經 一》很相似。而“慧明講義”也常引述《大力士經》。1992年宗德曼出版了與《摩尼教殘經一》相應的許多帕提亞文和粟特文殘片的綴合，注明相應的漢文的法文譯本、回鶻文譯本、科普特文譯本，[31]可謂《摩尼教殘經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帕提亞文、粟特文和回鶻文殘片是零碎無序的，只有通過與漢文殘經的互相補正，才能得到比較完整的輪廓。反過來，通過與其他文字文獻的對照，才能加深對漢文殘經的理解。將科普特文文獻與東方文獻對照，則一方面可以看出摩尼教教義的基本一致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分析東西方摩尼教之間的差異。
第三，取理論之觀念，與具體之材料互相參證。古老的宗教常會留下考古遺跡和文獻，從具體材料的層面上進行研究，無疑是不可缺少的基礎工作，沒有這種工作，一切所謂“理論研究”只不過是空中樓閣。但是，僅僅停留在物質遺存和語言文字的層面上，是遠遠不夠的。宗教是人類最高層次的精神活動，考古遺存和書面文獻，只是其外部表現形式。真正深入的研究，必須建立在考古學和語言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又超越基礎研究。不再局限在具體遺址或具體文書的研究，不再局限於摩尼教本身的研究，而是運用宗教學，特別是比較宗教學的理論，對摩尼教的義理及其與其他宗教的關系作全面研究。
摩尼教是比較宗教學研究的上好對象。摩尼教存在時間長達千年以上，傳播地域西至北非，東至中國福建，使用的語言達十多種，與歐亞大陸上幾乎所有重要宗教都有或深或淺的關系。學者們從各個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比較研究。早期的著作可舉一例：1927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克雷林（C. H. Kraeling）的《人與人之子：希臘化東方的宗教融合》從耶蘇基督、 新約圣經 約翰 福音、諾斯替教（Gnosticsmj）、希臘化等多種角度分析了包括摩尼教在內的宗教融合現象。[32]
三十年代埃及科普特文摩尼教史料的出土，與以前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東方摩尼教史料結合在一起，為比較研究提供了大量資料。四十年代有一批成果出現。薩維－索德伯格（T. Save-Soderbergh ）的《科普特文摩尼教贊美詩集研究》把摩尼教贊美詩與今猶存於伊拉克的 曼達派 （Mandaean）文獻進行了比較。[33]懷登倫（G. Widengren）的《 善思與上帝的使徒》 探索了摩尼 教與瑣羅亞斯德教的關系（在1983年出版的《劍橋伊朗史》的有關章節中，他概述了摩尼教及其伊朗背景）；同時他又在《摩尼教的美索不達米亞因素》、《使徒升天和天書》等著作中探究了摩尼教與近東古代宗教、猶太教、曼達派、諾斯替教的關系。[34]有些學者則繼續探討摩尼教與基督教的關系，郎西曼（S. Runciman） 的 《中世紀摩尼教。基督教二元論異端研究》是其中比較通行的一 本著作。[35]喬納斯（H. Jonas）的《諾斯替教》把摩尼教放在整個諾斯替教運動的大背景下來加以分 析。[36]關于摩尼教與猶太教關系的新研究，我們可以舉出里夫斯（J. C. Reeves）的兩本著作為例： 《摩尼教宇宙開創論中的猶太教知識：大力士經傳統研究》和《善界使者：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諾斯替和猶太教傳統》。[37]關于摩尼教與佛教的關系，可以舉克里姆凱特的“中亞的基督教徒、佛教徒和摩尼教”等論文為例。[38]
近百年來摩尼教研究已經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大量文獻釋讀與刊布，為理論探討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埃及麥地納－馬地出土的科普特文贊美詩的上半部以及《我主摩尼智慧的克弗來亞》，尚無刊本和現代文字譯本，這兩種文獻的釋讀和翻譯肯定會進一步擴大我們對摩尼教的了解。埃及喀里斯的考古發掘正在進行之中，一般預料會有更可觀的收獲。中國吐魯番有的佛教寺窟，原來可能是摩尼教寺窟。如果將外層的佛教壁封移走，就可能發現原來的摩尼教壁畫。吐魯番地區文物管理所在1980－1981年得到了八件摩尼教文書，五件為回鶻文，三件為粟特文，尚未刊布。其中一件粟特文卷子是現存摩尼教粟特文書中，篇幅最長、最為完整的，日本學者吉田豐正在釋讀。考古學與語言學研究不斷提供新的資料，摩尼教研究可謂方興未艾，華裔學者完全不必把自己局限在中國摩尼教的范圍內，可以充分利用西方學者的考據成果，結合漢文文獻和考古發現，參與比較研究和理論探討。
注釋
[1]
A.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
expeditions. Tr. By Barwell, London, 192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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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J. Klimkeit, Manichaean Art and Calligraphy, Leiden,
1982.
[4]
《古代摩尼教藝術》，臺北，淑馨出版社，1995年。
[5]
耿世民，“回鶻文摩尼教寺院文書初釋”，刊《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頁497－516。
[6]
晁華山，“尋覓湮沒千年的東方摩尼寺”，刊《中國文化》第八期，1993，頁1－20。
[7]
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淑馨出版社，1997年，頁268－325釋文，頁477－506圖版。
[8]
李經緯，“古代維吾爾文獻〈摩尼教懺悔詞〉譯釋”，刊《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3期，第57－ 78頁。
[9]
J. Hamilton, 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è cte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6.
[10]
楊富學、牛汝極，《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
[11]
J. BeDuhn and G. Harrison, “The Tebessa Codex: A Manichaean Treatise on Bibl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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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kness, Leiden, 1997, pp. 33-88.
[12]
H.-J. Polotsky, Manichäische Homilien,
Stuttgart, 1934.
[13]
N. A. Pedersen,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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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 R. C. Allberry, A Manichaean Psalm-Book, Pt.
II, Stuttgart, 193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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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1, Stuttgart, 1940; vol. 2, ed. & trans. A. Böhlig,, Stuttgart, 1966.
[16]
I. Gardner, The Kephalaia of the Teacher,Leiden,
1995.
[17]
The
Cologne Mani codex (P. Colon. inv. nr. 4780):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his body. Texts and translations; no. 15. Early Christian
literature series; 3. Missoula, Mont.: Scholars Press, c1979.
[1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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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pp. 161-175. Kellis literary texts, ed. I. Gardener, Oxford,
1996.
[19]
吳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科學出版社，1957年第44－45頁。
[20]
陳長城，“莆田涵江發現摩尼教碑刻”，刊《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頁117－118。
[21]
鄭旭東，“我市發現第二塊摩尼教碑”，刊《湄洲日報》1992年6月16日。
[22]
羽田亨，“波斯教殘經に就て”，刊《東洋學報》1912年第二卷，頁227－246。
[23]
Chavannes, É. And 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1911, pp. 499-617; 1913,
99-392.
[24]
王國維，“摩尼教流行中國考”，刊《亞洲學術雜志》1921年，第11期，收入《王觀堂先生全 集》第四冊，頁1285－1308，臺灣大通書局版。
[25]
陳垣，“摩尼教入中國考”，刊《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1923年4月），收入《陳垣學術論
文集》，第一集，中華書局，1980年，頁329－397。
[26]
吳晗，“明教與大明帝國“，刊《清華學報》第13卷，1941年，頁49－85。
[27]
Lieu, S. N. C., “From Parthian into Chinese :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Traktat (Traité) Pelliot”,
in Lieu, S. N. C.,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Leiden, 1998, pp. 59-6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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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k, Leipzig, 1972, pp. 478-486.
[29]
Henning, W. B. Sogdica, London, 1940, pp. 3-4.
[30]
Boyce, M., A Catalogue of the Iranian manuscripts in
Manichaean Script in the German Turfan collection, Berlin, 1960, pp. 148, §§15-16.
[31]
Sundermann, W., Der Sermon vom Licht-Nous,
Berlin, 1992.
[32]
Kra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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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in the religious syncretism of the Hellenistic Orient. Columbia University oriental studies, v.25. New York, 1927.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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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Widengren,
Geo. The great Vohu Manah and the apostle of
God: studies in Iranian and Manichaean religion. Inbjudningar
till doktorspromotionerna i Uppsala Universitets aula; 1945. Uppsala: Almqvist & Wiksell, 1945; . “Manichaeism and its Iranian background”,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 /2 , pp. 965-990;
Mesopotamian elements in Manichaeism (King and Saviour II) Studies in Manichaean,
Mandaean, and Syrian-gnostic religion. Uppsala
Universitets arsskrift; 1946:3. Uppsala,
Lundequistska bokhandeln [1946]; The ascension of the apostle and the heavenly book (King
and Saviour III). Uppsala universitets
arsskrift 1950:7. Uppsala, Lundequistska
Bokhandeln [1950].
[35]
Runciman,
Steven, Sir. The medieval Manichee,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ualist heresy. Cambridge
[Eng.] University Press, 1947.
[36]
德文版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第一卷出版于1934年，第二卷出版于1954年；英文版并非德文
版的翻譯，而是另寫的簡本：The Gnostic Religion, Boston, 1958,
2nd. Ed. 1963.
[37]
Reeves, John C. Jewish lore in Manichaean
cosmogony: studies in the Book of giants traditions.
Monographs of the Hebrew Union College; no. 14.
Cincinnati: Hebrew Union College Press, c1992; Heralds of that good realm:
Syro-Mesopotamian gnosis and Jewish traditions. Nag
Hammadi and Manichaean studies, 41. Leiden;
New York: E.J. Brill, 1996.
[38]
Klimkeit, H.-J., “Christians, Buddhists and Manichaeian in Central Asia”, in Buddhist-Christian Studies, I, 1981, pp.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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