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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史苑 --〉新疆三年見聞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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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蘇聯人在新疆的活動 遠在帝俄時代，俄國就存有覬覦新疆的野心，并于１９世紀８０年代擅自派兵進入新疆，占據伊犁，最后與清廷締結《中俄伊犁條約》，割去我西部７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并賠償帝俄所謂“代收代守伊犁兵費”９００萬盧布。十月革命后，在斯大林統治時期蘇聯又派兵進入新疆協助盛世才平定叛亂，并取得了在新疆的駐兵權。這些都是人所共知之事。現在只就我在新疆時耳聞目睹的幾件事，記述出來，借供有關人員進行參考。 一、１９４５年下半年，張治中作為南京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到迪化與伊寧方面的代表阿合買提江等人進行和平談判，那時在新疆負軍事指揮責任的，是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有一天晚上，我們６個人（張治中、朱紹良、吳忠信、郭寄嶠、４０８中國近代史通鑒?解放戰爭李鐵軍、宋希濂，吳忠信那時是新疆省府主席，郭寄嶠是第八戰區副長官，李鐵軍是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在一塊吃飯后，朱紹良對我們詳細地講述了伊寧事變發生前，蘇聯駐迪化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的一件事。 朱說：我來新疆后，只在普通的應酬上和蘇聯總領事見過兩次面，根本談不上有什么交情，可是到了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６日，葉代總領事帶著翻譯來見我，對我說了好些恭維話，并特別強調中蘇間的友誼，他告訴我１１月７日是蘇聯的十月革命節，他非常熱情地邀請我于明天正午，到蘇聯總領事館去午餐，并說這次午餐是專門請我的，晚上才正式招待迪化市的各界人士。我聽了很高興，滿口答應了。第二天，我如約前往，他們十分殷勤地招待我。進餐時，除葉代總領事外，還有幾位副領事及一位秘書和一位翻譯參加，他們輪流向我敬酒，更在中蘇團結共同打倒法西斯的口號下，一再干杯，菜也特別豐富，一直吃到下午３點多鐘才散，這時我已經有些醉了。晚上７點，是蘇領事館為慶祝十月革命節正式招待各界人士，我不能不去。他們又是多方勸酒，飯后還有跳舞等節目，仍是不斷喝酒，到深夜我才回來，已是酩酊大醉。躺在床上，完全像是死人一樣，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天（１１月８日）上午９點多才蘇醒過來。當我剛剛醒來時，于達參謀長（原是蔣介石侍從室第二組組長，國民黨軍入新疆后，被派來充任朱紹良的參謀長）已站在我的床邊，神情緊張地向我匯報昨晚深夜在伊寧發生事變的情況，并請示如何應付？ 于參謀長說：“本來早晨３點鐘就已經得到伊寧發生暴動的消息，因長官酒醉叫不醒，只好等候。”這才使我恍然大悟，蘇聯領事館所謂專誠邀我吃飯，原是一種陰謀，上了“老毛子”的大當。朱紹良在講述過程中，越說越激動，最后猶悻悻地大罵“老毛子”不止。 二、張治中代表南京政府與伊方代表進行了相當長時期的談判，并經過不少波折，才達成最后協議，訂于１９４６年６月６日晚８時正式簽字。新大樓的一個會議室里裝飾了一番，張治中備了幾桌豐盛的酒菜，準備為和平談判獲得成功而好好慶祝一下。協議全文用漢文、維吾爾族文各寫了兩份，用的是最好的紙，字也寫得十分工整。會議室里燈火輝煌，一 張大桌子上擺放著協議文件，真是一切俱備，只待簽字了。７點剛過，伊方首席代表阿合買提江及代表賴希木江、阿不都哈依爾?吐烈等人就來到了，緊接著蘇聯代理總領事葉謝也夫偕幾位副領事也來了。葉謝也夫一踏進會議室，他就要阿合買提江把協議條文一條一條地念給他聽，當念到某條“縣政府科長以上的職員由縣參議會推薦”時，葉謝也夫就用自己的自來水筆把這一條改為“應由縣長自己任命”；當念到某條“由地方保薦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員由中央任命”時，他又用筆改為“只要由各區人民代表選舉，不要由中央任命”。他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引起大家的震動，張治中立即邀集我們一些主要負責的干部開會。大家情緒都很激憤，張治中來新疆負責后，對蘇方多次容讓，這次他也有些氣憤，連說了兩聲：“太不像話，太不像話。”最后他仍然主張容讓，接受葉謝也夫涂改的“縣政府科長以上的職員由縣長自己任命”的意見。至于“由地方保薦的十五名省政府委員只要由各區人民代表選舉”的意見，張治中認為與葉謝也夫的意見并無矛盾，因為這十五名省府委員是由各區推選出來的，只是加上由中央任命的手續而已。決定這條維持原文，并向葉謝也夫說明。這樣，又把協議全文重新寫過，忙碌了一番，延到９點多鐘才正式簽字。 三、１９４５年４月間，我到新疆不久，就聽說有好些新疆人擁有雙重國籍，當時還以為只限于十月革命后退到新疆境內的俄國人（即所謂白俄），以后才逐步了解到蘇聯駐在新疆境內的各領事館，吸收新疆各族人加入蘇聯籍，以在伊寧、塔城為最多，其次為迪化和喀什。１９４６年上半年，我擔任西北行轅參謀長，為了進一步了解情況，曾要新疆警備總司令部的軍務處（實際是軍統局的新疆站）和迪化市的警察局秘密調查在省會究竟有多少人加入了蘇聯籍，其后他們提供我的資料說約為８００人左右，以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人占多數，大部分住在南梁一帶。在南梁的南端有一個歸化族（當時所謂歸化族即系白俄）的文化俱樂部，經常有各種活動，蘇聯的電影片常在那里放映。有一天，情報人員告訴我，說加入蘇聯籍的人，當晚將在那里集會，我為好奇心所驅使，想親自去看看到底是個什么情形？到了傍晚，我偕軍務處副處長姚鐵珊著便服混了進去。一看，會場里人擠得滿滿的，估計約有四五百人，大多是維、哈族人。我們進去時，秩序較亂，人聲嘈雜，沒有多久，蘇聯總領事館的一位副領事（是蘇聯烏茲別克共和國人，忘其姓名）出現在講壇上后，人們才安靜下來。我因恐怕被他們發現，同時聽不懂語言，便和姚鐵珊悄悄地溜出來了。 四、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曾以大批軍用物資器材支援我國，當時國民黨政府曾酬答蘇聯幾批物資，如鎢、鋁、茶、羊毛之類，后來由于盛世才忽然變臉反蘇，致有約３１００噸物資停留在猩猩峽（今稱星星峽）和哈密兩地，沒有運走。自張治中來新疆負責，出現一個暫時和平的局面后，蘇聯便向張治中提出照會，要求由蘇方派車運走，沿途由新疆省政府負責招待食宿，并要求每車由蘇聯武裝士兵兩名押運。張治中就此事召集有關人員數次開會。我認為由蘇方派武裝士兵押運，有損國家主權，一再表示反對。張治中力主答應蘇方要求，以重友誼。為了這個問題，我和他曾爭得面紅耳赤。但張堅持要這樣做，我亦無法阻止。這時，吐魯番、鄯善、哈密等地伊方的地下組織已有相當發展，尤以吐魯番為甚。我恐蘇方利用車運的便利，秘運武器交給伊方地下組織，因此曾派了大批便衣人員沿途監視。關于由蘇方派兵武裝押運物資一事，張治中并未征得南京政府的同意就這樣辦了，曾受到相當的責難。 五、１９４７年春天的一天，有一個錫伯族人來見我（那時我任新疆警備總司令），說有機密事要向我報告，我接見了他。 他對我說：“我會俄語，昨天我從哈密搭乘蘇聯民航機來迪化，在機上有幾個蘇聯人，我聽到有一個蘇聯人悄悄地對另一個蘇聯人說：‘８號到了酒泉，１１日到了蘭州。’我仔細思索他們的話，可能是蘇聯方面派的間諜到了那里，特地來告訴你，希望予以注意。”這個人年約４０左右，我始終記不起他的姓名了。聯系這件事，回想我于１９４６年８月間到喀什時，曾有好幾個人對我談起：駐在喀什的蘇領事館派遣受過很好訓練的人喬裝商人，前往西藏地區進行活動的事情，我感到這個人的判斷可能是對的。 六、１９４７年春，由于阿合買提江等人領導的維吾爾族文化委員會，經常組織大批維、哈族青年進行游行示威及請愿等活動，使迪化市處于緊張狀態。有一天深夜，軍務處處長佘萬選帶著一個姓李的青年（２０多歲）來見我，這個姓李的神情緊張地向我陳述他被綁架和受刑訊的經過。他說：“晚上８點多鐘我在南梁街上行走時，突然有幾個維族青年脅迫我，叫我跟著走，走到一條巷子里，他們用毛巾把我的眼睛蒙住，挾著我再向前走了一段路后，進入一個房子，才把我的眼睛打開。室內有３個人，都是維吾爾族，內有一人善說漢語。一 開始，他們對我還客氣，向我詢問一些問題，其中最主要的是：飛機場的汽油庫存置地點，軍械庫和彈藥庫在什么地方？ 這些倉庫的戒備情形，以及迪化市駐有多少軍隊和駐扎地點等。我答復他們說，我不是軍人，不知道這些事情。他們不信，開始對我采取威脅態度，我仍然說不知道，于是他們用繩子把我的雙手反捆起來，對我拳打腳踢，并打我的耳光，吼叫著要我講。我對他們說，我實在不知道，你們打死我也無辦法。于是他們停止打我，有一個人從一口箱子里取出一架電機，先放在我的腿上，以后又放在我的身上，弄得我渾身發抖，頭上出汗，十分難過，他們拼命地催著我講，我實在講不出什么。這樣折磨我，足足搞了兩個鐘頭。最后，他們認識到沒有希望，才又叫兩人把我眼睛蒙住，把我送出門走了一段后，那兩人把毛巾取下將我一推就跑掉了。我遭此意外橫禍，心情恐怖萬分，急忙走上大街，對那房子的地址、門牌，我無心查明。”我問：“大概是在什么方向？”李答：“大約是在蘇聯領事館的西北角附近。”我又問：“你看這件事是否同蘇聯領事館有關系？”李說：“這很難說，不過那架刑具——電機，肯定是蘇聯的，上面還有俄文。”此事我曾命軍務處會同迪化市警察局進行調查，但沒有結果。 七、１９４６年冬到１９４７年上半年，駐在新疆的部隊由于缺額太多，又不敢征收本地的維、哈族青年當兵，經南京政府國防部批準由陜、甘兩省撥補新兵１．５萬人，陸續運入新疆，這本是很尋常的事情，不料駐迪化的蘇聯總領事竟向外交特派員劉澤榮說：“中國軍隊大量地運入新疆，威脅著蘇聯的安全。這樣做，恐怕不是一種友好的表現。”雖然還不是一種正式抗議，卻是明顯地干涉別國內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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