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逢俊是我知道的少有的才氣卓犖的畫家。起初“見識”周逢俊,是看到他的山水畫作品,眼前一片氤氳之氣,盈然盎然。其山水畫,從布局謀篇到用筆、落墨,林泉高致,紆馀委曲,取法了古代名賢的很多具體特點和長處,有實境感,在有限的空間內,能推遠,能深進去。至于氣息,則清幽、遠靜,雖然偶而也設色于林間石上,但仍然不失其雅潔與清脫之韻味。
最近我又看到周逢俊的一些新作,比起他早些年的山水畫來,筆墨似乎損簡了一些,也不多敷色。大虛大實,小中見大,咫尺千里,在混茫中見清晰,在清晰中見力度,在力度中境界別開。單是憑借水墨的自然融合,分得高低層次、遠近陰陽,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此間暗含了很多背景的知識和手段,也足見出中國畫所提倡與追求的高明所在。
高明的中國畫,不僅僅是藝術與技術層面的,除了要有筆墨要求,還要有思想、有境界追求。好的畫作,同文章之理,從立意到章法、文法,缺一不可,否則就是小趣味、小把戲。現代的中國畫,很多東西承襲了過去的陳腐的套路,沒有一絲畫家自己的想法,只作紙面上的擺設。把畫畫作游戲,沒有錯誤,然而毫無新意之作,總是無趣。至于另一個極端,把畫畫當作思想潮流,做哲學觀,以至于行為藝術,則不是視覺審美的領域了,畫畢竟不是靠話來完成的。——這個關于中國畫的現象,其固有性多大,如何才能相對地給予解決,我一直在思考。
讀周逢俊的近期山水畫作品,再次引發我對上述現象和問題的考慮。中國文人畫,體現著中國正宗的藝術精神,其初衷,也許就是依賴這種筆墨的似乎簡單化的形式,來寄托不同尋常的內容,其間也的確可以見出個人的胸襟氣象。周逢俊面貌復雜的山水畫,足可體現他筆墨的傳統功夫;而他的外表簡單的山水畫,則可以更直接而有效地附著他的“藝術意欲”。簡單的形式,不容易獲得,它必須是“有意味的形式”,否則就無從表現它“有意味的內容”。我猜想,周逢俊一定體驗到了這種尋求辨證時的矛盾與苦衷,也就在這體驗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藝術創作的快慰。
用恰當的筆墨,恰當地表現自己的內心世界,以至于游刃有余,何其難哉。文化精神與藝術情性,如何恰如其分地表現于畫面,需要技巧。如果不勤奮,是不能獲得嫻熟的畫技的。作為職業畫家,周逢俊在人才濟濟的京城,“跌打滾爬拼搏七八年,人稱‘拼命三郎’(周逢俊《癸未年雜感》),雖然他自謙“至今也沒拼出個‘高貴’來”,但單憑畫藝,確也堪稱出類拔萃。藝術的生命,除了藝術本分之外,當然應該是藝術家個人的天性、修養與品格、機緣,總之曰道德。道德其大,涵蓋至廣,憑借它,才可以憤世嫉俗,指摘“時代的謊言,畫壇之不幸”,并形成屬于自己的生態圈,發展、弘揚。
沒有思想沒有快慰的枯燥的機械復制,不但喪失了自我,也根本無從捕捉到畫面所可能營造的意象空間,爾后,持這樣的作品,企圖給讀者以閱覽與欣賞的愉悅,豈非虛妄。很多藝術家,尤其是在獲得了一定的市場與讀者的認可之后,一般沒有勇氣來暫時放棄已有的所得,以做繼續的進步。浪漫,以犧牲為代價,它是給非常與非凡之人所準備的。周逢俊,亦為其中之一。
詩,是周逢俊的另一才能,這是很多即便是優秀的畫家所不能的。詩,不僅是語言文字技巧的東西,也不僅僅是感情思緒的寄托所在,那是仁者君子志氣與道德的所在。畫家不寫詩,當然也可能做得一流的畫家,但對于創作中國畫而言,要希望攀登崇高的境界,終歸是阻隔一層。詩與畫,聯類一起,既是為了讀者觀眾的審美需求,更是為畫家自己的精神追求。娛人娛己,始可盡善盡美。有了這樣的基礎,周逢俊能于平常生活中安之若素,能在安之若素中實現藝術人生的本真狀態,能在本真狀態下創作佳作精品,且俯拾即是。
冷逸、古奧,是我讀周逢俊簡筆山水時的另一感受。云生胸次,展轉飄騰,那大概是他讀書吟詠之際,倏忽有覺時的愜意之作罷。這種感受,也出現在我讀他的花鳥畫作品時。周逢俊的花鳥,傾慕八大山人,那是一個極高的目標、標準。八大山人的貌似孤絕冷峻,不是有意的著相,而是自然的外化,是有進取之心的狂,是不怪之怪,是習以為常。花鳥,筆墨形式雖似簡略,但比之于山川重復,得意一筆,亦難能可貴。從普通的花鳥題材中,挖掘更本質的道性,傾聽最淳樸的天籟,揣摩物我一如的狀態,實現情與物的和諧,乃為藝術。藝術之為藝術,能作用于人及其生活,至此極矣。
2005-10-27寫于信芳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