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為 曉 者 傳
王利器先生學術及其他
盧仁龍
（一）
1998年7月25日，王利器先生以87歲高齡謝世。從此，中國學術界失去了一位成就卓著的巨匠。他留下了四十多種享譽中外的專著，這些學術名著，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水平的代表與反映，在當代學人中，他的著述數量之多，涉及面之廣，無人可比。他以自己的勤奮、博學，給學術界塑造了一道獨有的學術景觀，給世人也給社會樹立了一個難以超越典范。可以說，這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的幸運。
早在80年代末，我一直想編一份王先生的論著目錄，終因太難而放棄了，今天，在王先生親屬的協助下，總算編定了一份專著簡表，再一次得以領略王先生的學術風采……
我是1986年開始有緣向王先生拜謁問學的，自88年開始，我不僅陸續編發了王先生的數部專著，而且登門問學造訪之繁，幾乎月有數次，每次所見，皆在奮筆疾書，新作迭出，大多數情況下，無論長篇巨制還是短札小記，我多成為第一位讀者。十多年來，讀先生著作，向先生問學，同先生談論掌故，成了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環，這種慶幸可以說是外人難以曉諭的。今年6月底，我還應日本方面的要求，向王先生索要照片和文章，王先生一如既往的欣然允諾，不期，他的文章成為絕筆，這次面晤，竟成永訣。
我過去也雖草擬過幾篇文章，或介紹王先生之學，或評價他的新著。今天，王先生謝世，我覺得更有必要再一次向世人介紹他的學術之路，盡管可能只及皮毛，難以縷述，但也不辭其咎。
（二）
王先生于1912年，生于四川江津一個富裕家庭，十三年的私塾教育為他日后的治學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走上學術道路是從三十年代開始的，1931年，他考入重慶大學預科班。1937年，他進入國立四川大學中文系學習，十年間，他在四川蜀學名家：如向宗魯、龐俊、趙少咸、吳芳吉、呂子方、文幼章、龔向農、林山腴等的培養、熏陶下，走上了國學研究之路。他們帶給王先生的是專心向學的精神和實事求是的學風，以及廣博的視野。蜀學名家們的學術風范，更激發了王先生為學術獻身的精神。從此，嚴謹的學風，勤奮的探討，成了王先生一生奉行的圭臬。
盡管大學四年，時局動亂不平，由于他基礎牢固，勤奮探求，終于撰就出了《風俗通義校注》。這一專著，不僅反映了他此時已熟識了校勘之法，具有了很豐富的典籍知識，而且也標志著他真正走上了校勘、考釋古籍這條艱苦的學術之道。
如果說私塾教育和蜀學精英厚福了王先生，那四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更是把他推上了學問的新階段。問學古人，對策時賢，成了他中央研究院的生活。作為傅斯年唯一的一個研究生，入學三年之后，向傅先生提交了一份令學術界滿意的成果──《呂氏春秋比義》，凡二十四冊，字數達二百萬言，榮獲當時教育部頒發的最高獎──
一等獎。
1945年畢業后，王先生被母校四川大學文科所聘為講師，兼任光華大學教授。抗戰勝利，北大復員。應北大之聘，回校任教，在中文系講授校勘學及《史記》、《莊子》、《文心雕龍》等專書。北平解放，繼續留任。此后他一面教學，一面研究，并應文化部藝術局的邀請，參加《杜甫集》與《水滸全傳》的整理工作。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水滸全傳》，就是出于王先生之手。隨后，又參與了其它文學古籍的整理出版。1956年院系調整，正式調入文學古籍刊行社工作。在鄭振鐸先生直接領導下，致力于文學遺產，特別是古典小說和歷代詩集的整理出版工作。在文學古籍刊行社期間，他忘我地工作，這個實際上以他為主的刊行社，幾年間出版（包括影印）了大量的文學名著，特別是小說、戲劇，而今都是中年學者的案頭書。
從1945年到1957年十余年間，王先生繼續校理古書，先后出版了《文心雕龍新書》、《鹽鐵論校注》、《世說新語》。還撰寫了《經典釋文考》（北京大學成立五十周年國學論集）等長文。《文心雕龍新書》在遴校版本、稽典考辨等方面，最具功力與特色。1980年，王先生再加增訂，易名為《文心雕龍校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人民日報》曾評為“《文心雕龍》從此有了可讀之本。”《鹽鐵論校注》尤有可敘之處。當時郭沫若、楊樹達、馬非百、王諍佩諸先生同治《鹽鐵論》，王先生在眾多強手之中，獨造勝境，所獲多有他賢所不及。郭沫若曾致書譽之。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他的《水滸與農民戰爭》一文。在學術界，甚至思想文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此文也標志著王先生已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說研究這一新興陣地。其后，有關論文連篇累牘、相繼刊布，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無疑，他是新中國真正研究古典小說戲劇的開拓者或先行者。
1957年的反右風暴，沖垮了王先生寧靜的書齋。隨之而來，四清、下干校、批判，都沒有放過他。十年動亂中，他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關了四年牛棚，然后又下放到湖北咸寧文化部干校勞動。更為殘酷的是，他一家從北大教授所住四合院（東四十條）中被趕出來，積存多年的三萬余冊古書，其中有敦煌卷子、宋元善本，明清住刻等，一概沒收歸公。（歸還時方知不少曾被江青、康生看中。）幾十年來抄錄的數萬張卡片蕩然無存。這近二十年的動蕩和風雨，其所經受的挫與壓制是難以形容的。然而那個時代折了多少人的筆，王先生雖然迎來了滿頭霜雪，然而卻積下了數尺書稿。陰霾掃凈之日，在別人還在撫今追昔之際，他卻對舊稿稍事爬梳，在學術殖荒之年，陸續交出了十余部書稿：《文鏡秘府論校注》、《九龠集》、《鄭康成年譜》、《李士禎李煦父子年譜》、《越縵堂讀書簡端記》、《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等，尚且不算遺失了的《漢書補注補》與《兩唐志藝文志注釋》兩稿。這些著述數量之大、質量之高，涉及面之廣，引起了不少人的驚嘆。
1977年以來，王先生被提前退休，從此以著述講學為務，奮力筆耕，每天工作在十三四小時以上，常常是夜半掌燈，或箋校古籍，或輯錄資料，或闡史論文，廣積薄發。就這樣，一部部古籍箋校稿，一篇篇長篇大制從他手中飛出。自1980年以來，幾乎每年都有一兩種新專著問世，這還不包括重印。他的新著一問世，臺灣、日本也多有翻印。他的專著不僅為八十年代學術荒漠帶來了文化上的甘泉，更為九十年代的學術繁榮增添了異彩。
由于王先生在學術上的重大建樹，引起了域外學者的強烈反響。1985年，日本文部省特邀他到日本各大學作巡回講演。全日本漢學水平較高的京都大學、東京大學、關西大學、九州大學、神戶大學、高野山大學等諸學府無不歡慶之至。王先生的演講，廣泛涉及文學、史學、哲學各方面。所作講演，大部分被譯成日文。從此，日本學界無不目為絕學之士。
（三）
整理古籍，纂集文獻，自來被視為傳承文化命脈的大事，二十世紀以來，以掃蕩舊文化為主體的新文化運動，主要干將如胡適、魯迅、傅斯年，也無不以懂理故籍為使命。整理國故在二三十年代同樣如火如荼，建國以來，古籍整理也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一項新戰略，先后撥專款成立了三屆古籍整理小組。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二十世紀的學者也是各具特色。或以思想啟蒙為先導，以闡發文化為主體，或以重構歷史典籍為重任，他們對疏理古籍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尤其在自己關注的領域內，象顧頡剛主持校理二十四史，胡適校《水經注》和禪宗文獻。但整個二十世紀，如王先生一樣，傾其一生精力從事古籍校注，并如此成績斐然，罕有其匹。王先生以宗教徒般的熱誠投身其間，從未滿足，終生樂而不廢，這種忘我的學術精神，可謂真正體現了老一代知識分子弘揚民族文化的獻身精神。
校注古籍是一件極難的學術事業，要真正箋釋好名家經典，要比完成一部專著要困難得多，而王先生以極其廣博的學識，完成了一部又一部的經典名著的箋釋，而且這些經典名著產生于不同的時代，有的是先秦兩漢的，有的是明清兩代的，或文學、或歷史、或哲學。王先生出入其中，舉凡經史名著、筆記小說、方志雜記、檔案手稿等各種文獻資料，若有神遣，紛來筆底。近年來，王先生更以“小說解經”、“真誥與讖緯”、“肘后方解題”之類專題論文，稱譽學壇。
王先生博及各科，廣及歷代，全得之于他從來不局守一隅，走窄深的道路。而是不斷開拓進取，視文獻為寶藏，對故書不分軒輊，皆加采獲，充分體現了廣取博收的學術風范。當然，他年屆中年以后，約束自己每天堅持讀未讀過的書，以廣見聞。校勘考據是他的“正宗”，并已臻于大成；但是，他卻多有“旁鶩”，佛道兩藏，小說戲文，甚至醫簡雜冊，無不在珍重之列。象《風俗通義》、《顏氏家訓》，原書所涉甚廣，為古書中最為博識者。王先生能優游其中，就是他博搜廣考的最好表現。近年來，日日增多的中外登門求教者，都能立獲確解，釋然而去。近年來他一直想為《金樓子》捐故技，于《道藏》用大功，可惜天不假年！
王先生學問之博而精，全得之于他的勤學無比。自中學起，王先生即形成三更早起勤讀之習。當別人正酣然入夢之際，他便開始檢讀群書、揮毫為文了。幾十年來，無一日不是如此。近十年來，雖年逾八十，著作眾多，仍然積習“難改”。此外，王先生可謂勤學有方，尤其在勤錄資料與勤于著述上。勤于著述無須細說，勤錄資料之處則表現在他自從確立志學之日起，他即開始抄錄卡片，一生所積甚夥，這里拈一倒即可明之。如他曾有治日本滕原佐世《日本國見在書目》之意，便將全書每條抄錄成卡片。一部如此眾不經意之書，竟錄有一捆卡片，雖顯“拙”態，由此可窺其它了。
（四）
綜觀王先生的全部著述及學術生涯，我們深有感慨：二十世紀并不是一個平靜的時代，學術的氛圍也很不理想，但王先生撰就出如此眾多的專著，為二十世紀的學術界貢獻了一個典范。這充分說明了一條，一個人學術成就的高低與其說關乎時代，不如說系于個人的努力追求。時代讓王先生廢學二十年，而王先生卻為學術界塑造了前所罕有的學術景觀。
盡管王先生在學術界內也許名震天下，但我想恐怕沒有多少人真正知道他的單位。盡管近四十年來，恐怕沒有人在古籍整理出版上能超過他，但代表中國古籍整理最高水平的三屆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他連一屆“學術顧問”也沒入圍，遑論“學部委員”之類的稱號。其實王先生56年以來，一直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位編輯，人籍位顯。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一種理想狀態。有人感到王先生生前也許過于孤寂，但我相信：學術界不會忘記他，文化界不會忘記他。曹丕曾言，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王先生生命之不朽，將永遠憑籍著那些融入他智慧與生命的經典之作。而高高的稱謂與顯赫的職位將顯得那么的無聊。王先生多年一直以陸賈的名言“書為曉者傳”為齋名。我相信，王先生所傳之作將永遠都會有“曉者”。
王先生的仙逝，不少人嘆息，如果王先生能多活幾年，我們的學術界必會多一份碩果。是啊，著作盡管未能寄托他全部的學識，但已經耗盡了他的生命。他的仙逝讓生命得以安詳，從此不再辛勞，對于熱愛王先生的人來說，也許是另一種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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