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呂思勉先生的一生，是勤奮著述的一生，更是誨人不倦的一生。對于歷史教學，先生一直有其獨到的見解，即治社會學是治史學的第一要義。而先生的歷史教學實踐也自成一格，課內他講求"高深之學理，以淺顯之言出之"，課外樂于和學生定期晤談，考試命題則倡導以理為主。三尺講臺五十載，先生的歷史教學思想和教學風范，當為后世楷模。
關鍵詞：呂思勉；歷史教學思想；社會學；教學實踐
呂思勉先生，字誠之，江蘇武進（今常州市）人，生于1884年2月27日，卒于1957年10月9日，享年74歲。他和陳垣先生、陳寅恪先生、錢穆先生一起被推重為現代史學四大家。"呂先生的一生，不僅是刻苦鉆研、勤奮著書的一生；也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一生。"
先生畢生盡瘁于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工作，曾先后任教于常州府中學堂、南通國文專修館、上海私立甲種商業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蘇州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和上海滬江大學。1926年9月，呂思勉先生進入光華大學，從此便與光華終身廝守。盡管抗戰期間光華時常欠薪，也有北大、清華、燕京先后相邀，先生均一一辭謝，不顧年逾半百，從中國通史、中國近代史、中國文化史、中國社會史、中國民族史到史學研究法、史學名著研究甚至文字學等課程輪流開課。1951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光華并入華東師范大學，呂思勉先生也隨往，繼續傳薪授徒。正是在長期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實踐基礎上，先生形成了他獨特的歷史教學思想和教授風格，亦為后世的歷史教學指示了門徑和階梯。
一
對于歷史教學，呂思勉先生一直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史學是說明社會之所以然的，即說明現在的社會，為什么成為這個樣子。對于現在社會的成因，既然明白，據以猜測未來，自然可有幾分用處了?" 所以，在他看來，歷史的教授和學習，并不在于灌輸和接受多少歷史事實，而在于能否根據這些史事，來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此謂"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其實，關于歷史教育，我國就一直存有"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及"彰往而察來" 的古老傳統。呂思勉先生也認為治歷史不同于治文學，并非僅為"多識往事，以饜其好奇之心"，這于知識毫無益處，"又何煩靡此精力日力，多記陳死人之行事乎？""治歷史者，將深觀往事而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知今日情勢之所由成，則可以臆測將來，略定步趨之準則，此凡治史學者皆無異辭者也。" 他的這種歷史教學思想，實際上體現出一種經世致用的精神，而研究歷史的目的，也就在于"了解過去，懂得現在，展望未來，歷史和現實，既有區別，又有聯系，不可隔裂。" 并且他所追慕的"經世致用"，非拘于一時一事之"用"，而是"關注國家、民族發展大局，從'根本'上求史學之'大用'。" 只有這樣的歷史教育才有可能和時代產生一種平衡互動的關系。所以呂思勉先生所提倡的歷史教學，就不僅是讓學生習得一些歷史知識，更要由古及今，"述往事、思來者"，因為"史學之所求，實為理而非事" ，況且"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讀書是要知道宇宙間的現象，也就是書上所說的事情；而書上所說的事情，也要把他轉化成眼前所見的事情" 才行。
既然歷史是用來研究整個社會的變遷的，而"社會見象，繁賾已甚，人莫能攬其全，往往執所見識，欲以解釋一切"，惟有社會學能用以說明全社會。 亦即，面對前人記載的一大堆材料，我們必先知觀察之法，然后對于其事，乃覺有意義，而從事于觀察的，便是各種社會科學，所以各種社會科學，實在是史學的根基，尤其是社會學。先生因而主張教授歷史，不妨以社會學為經，以歷史為緯，引社會學以解釋歷史，同時即以歷史證明社會學。 在此情況下，中學以下講授歷史，實有問題："歷史的可貴，并不在于其記得許多事實，而在其能據此事實，以說明社會進化的真相。而這并非中學學生所能；若其結論系由教師授與，則與非授歷史何異？所以中等學校以下的歷史，可改授社會學，而以歷史為其注腳，到大學以上，再行講授歷史?" 至于大學里的歷史教學，雖不敢一定說是以歷史事實為社會學的注腳，然歷史教授，必須以社會學所說的社會進化作骨干，給學生一個清楚的社會進化觀念。歷史與社會兩學，實相附麗。歷史所以陳其數，社會所以明其義也。 史學與社會學理應相輔而行，否則一部十七史，從何說起？ 總之，呂思勉先生認為以社會科學為根柢，是治史學的第一要義，萬不可等閑視之。究其治史特色而言，這一歷史教學思想也頗具影響。先生除了閱讀舊籍之外，還廣納各種新學說，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也正是在廣泛研究社會科學的基礎上，他的治學才得以做到圓融通貫。
二
呂思勉先生畢生專心致力于史學研究和史學教學工作，故他在歷史教學上已然自成風格。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他的教授方法不同尋常。先生講課時，既不照本宣讀，也無需學生一刻不停地抄筆記，因為他授課的內容一般都已寫成講義，而在課前事先印發給了學生。但是真正上堂講課時，他又從不按照講義講解，而是全部按自己最新的見解闡發，用先生自己的話說，便是力圖真正做?"講明"和"講貫"。所以先生一上課，便會從口袋里掏出一支粉筆，用他那明暢醇厚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寫上一段話，并且要言不煩，約百字左右，作為提綱，字跡端正而有骨力，然后據此徐徐而談，言簡意賅，時有獨到而精辟的見解。講完一段，再書一段接著講，粉筆也是用完一支又掏出一支，從容不迫地邊踱方步邊講，直到下課鈴響，從不多說一句課外話。
呂思勉先生的這種課堂教學風格頗具特色，即使是舊課，也可以做到不重復，且每一次都能賦予其全新而獨到的見解。自然，若沒有博大精深的學問及深厚扎實的教學功力，要形成此種授課風格決非易事。他的學生葉百豐（潁根）先生回憶道："先生引證《尚書》、《左傳》、《禮記》等書的時候，幾乎都是脫口而出，他不僅對經文這樣熟悉，他講史籍研究法的時候，一學期講《史記》，一學期講《漢書》，對班馬二史不僅熟悉，還不時提出個人獨到的見解，這些見解都是在《史記》三家注、《漢書》顏師古注、王先謙補注上所見不到的。開講文化史課程時，講到歷代文化的演變和發展，上下古今，每引用某種史書的志書時，也是同樣的熟悉，先生讀書的功力，真是不可及。
正是因為有著深厚的史學功底，先生才能在課堂教學時做到時有鴻論創見，自成一格。然而先生又從不因此嘩眾取寵，更不作驚人的怪論。先生在光華大學為一年級學生講授中國通史課時，對《衣食》和《住行》兩章所作的闡述就非常引人入勝。他先是在黑板上寫下綱要，大意如下：古人食料有：（一）草木之實；（二）鳥獸之肉；（三）魚鱉。
草木之實，即素食，又稱蔬食，由百谷，而九谷，而五谷，最后以稻麥兩谷為主食；肉食，為貴者、老者之食，以六畜為最普通，其中，雞、犬、豕為常食；魚鱉，乃庶人、眾人之食。
烹調方法的進步，飲食漸至奢侈，酒、茶、糖、煙漸次進入我國古人的生活。
在講完飲食后，先生便作一簡明的概括：寢至近世，我國人民的食料，故且稱之為"淀粉文化"，而歐洲，不妨名之曰"乳脂文化"。同樣，在講完衣著后，亦概括成"木棉文化"和"羊毛文化"。
能由師傅作具體示范，只能經老師指點，自己邊學邊領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靠自身"。為此先生還生動地舉前人詩句："鴛鴦繡出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繼又下轉語說："金針線跡分明在，但把鴛鴦仔細看。" 他在沈陽高師的做法便是："預科國文五小時，第一至第三星期以兩小時講范文，令學生自看，問乃答之，不能問，然后告之。第四星期以兩小時命題作文。其余三小時，悉聽學生自行研究，欲讀何書，即讀何書，如有意思自欲發表，即于此時間內寫論文劄記等。三小時之自由讀書，教員不加干涉，聽其愿讀何書，即讀何書?" 1940年先生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滬校）講授史學講座課，每周上課二學時。他也多在前一次課便布置好由學生提出的下次講課的內容，下次上課時便先由學生提出若干在自習過程中遇到的重點疑難問題，每次提的問題大概都有四五個，呂先生再擇其一二進行講授。這種講課方法無疑更能有效針對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教師在此期間扮演的則是一種穿針引線的角色。同時先生在講授時還積極追求"高深之學理，以淺顯之言出之"，這種深入淺出的教學方法更有助于學生的理解與領悟。但這種即時答問式的授課方法，若非胸羅全史、熟精掌故并有自己的卓見是很難擔當的。
呂思勉先生除了在課堂教學上自成一格，課堂之外更是注重對學生能力的培養。故而課余，先生還會安排兩小時與學生的隨意談話。即便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先生回故里常州鄉間中學教書期間，他也全然不顧花甲之年和每周近二十之多的課時，仍然樂于和青年學生隨意談話兩小時。
至于在光華任教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先生更是定期與學生晤談。每逢星期日上午，他總是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學生，聚集到一個冷僻地方的茶室里，隨便談論歷史學習和研究中的問題。當時，去參加的同學經常會有二三十人，大家圍著長桌，促膝相談。在這里，學生們往往能聽到課堂上所聽不到的宏論，對于學術上的一些問題，也可以談得更為深入。這?"史學沙龍"，是呂思勉先生推進學術研究和誘掖后進的一個主要方法。據此，或探討治學門徑；或追溯史料來源；或交流研究心得；或評點著作長短。先生總是侃侃而談，循循善誘，不少后輩從這里得到許多切實的教益。歷史學家楊寬先生就曾多次參加這種"史學沙龍"，并認為受益非淺。也正是在呂思勉先生的引導下，他最終走上了歷史研究的道路。除了楊寬，受呂思勉先生提攜的如童書業、唐長孺、胡嘉、魏建猷、程應繆等幾位學生及年輕學者，當時還都是青年教師，未獲大名，但都教書認真，治學刻苦，后來均成為史學界的著名學者。而這?"史學沙龍"，一直持續到抗戰期間上海成為"孤島"為止，抗戰勝利后又得以恢復。
先生如此精心殫力培養青年學生，為教育事業盡心盡力，希冀為國家、為民族廣育英材，堪稱師范。而在當時，適有一個實業團體，請了兩位老先生講書經、禮記，隔日講一次，因為怕兩位先生太累，便托人來請呂思勉先生也去演講，并答應付給很高的報酬，但為先生謝絕了。先生認為當"有所為，有所不為"，培養青年學生，哪怕條件再差、報酬再低，他也毫無怨言。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呂思勉先生別具一格的考試方法和考試命題。首先在方法上，他往往出幾道題讓學生擇其一二，全做亦可，以勿抄講義原文為佳。得分一般都予及格，但要得高分，則除了要能正確運用史料外，分析論述還需有個人的創見，若能做到這點，即使四題中僅答一題，先生也會給予高分。
考試命題則重在對內容的理解，而不強調具體事實的記憶背誦。他批評當時流行的考試題目，重記憶而輕分析。"今日各種試題，大至文官考試，小至學校畢業，多偏責其記憶，甚者非熟誦其文，即不能對。此唐人試帖經墨義之法。……常見中學生徒，預備畢業試驗者矣，舉數年之所學，而悉溫習之于一時，幾于廢寢忘食，究其所得，數學背誦公式，歷史地理，強記人名地名而已。于學識乎何益？況強記之，亦未有不歷時而忘者也。""故試題宜以理為主。" 以下便是先生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擬定的兩份關于中國社會史和中國通史的考卷。
中國社會史試題：
1、問或謂我國古代人口較后世為得實，其說如何？
2、問歷代戶口，迄無近實之數，其最大的原因何在？
3、聞近代調查戶口，初由編審，繼憑保甲。或謂編審初非調查戶口之政，保甲亦非調查戶口之司，真正之戶口調查，我國久無其事，其說然歟？
中國通史（丙組）試題：
1、文化之進步，究系環境關系？抑或種族關系？
2、一治一亂之現象，是否不可變動？
3、近代史前史之發現，論者謂系學術上一大進步，其故安在？
4、家庭制度之成立，究因兩性關系？抑因生活問題？
5、兩性間之妒忌，是否人類之天性？
6、同性不婚之理由安在？與近親不婚，是一是二？
7、或謂中國古代內婚制及母系氏族，維持較久，其說然否？
8、或謂現在法律離婚之訴，當定原則上自妻提出者無不許，其說可行否？
9、或謂野蠻民族之制度，每較文明民族為合理，其說然否？試就婚姻制度評之。
讀呂思勉先生當年所擬的考卷，我們會發現這些考題都并非純粹為學術而學術，而是與人們的現實生活息息相關，也都是當時社會上的熱點問題。中國古時的讀書人向來崇尚和向往所謂的"經濟之學"，即一種經世濟民、經世濟邦的學問。我們的歷史教學也理應與現實社會緊密結合，"讓學生通過歷史的學習，知道自己應走的路，所處的地位和所要盡的責任。" 呂思勉先生的這種歷史教學思想實際上與他的"研治歷史以說明全社會"的史學觀念是一脈相承的。
三
呂思勉先生一生淡于名利，專心教學與著述。在歷史教學方面，他還有諸多值得我們重視的教學思想和教育實踐。
（一）注重教學與科研并進
先生一心從教，孜孜以求，他不僅在學術研究上做到了通貫圓融，同時追求教學與科研并進。而事實上，他也是能把教學和科研進行有機結合的良好典范。他大多數歷史著作的初稿，原先都是為適應歷史教學需要而寫的講義，后來通過長期的教學實踐，又在研究的基礎上不斷進行修改，最終寫成著作。
先生的成名作《自修適用白話本國史》就是"在中學（執教）時之講義及所參考之材料，加以增補而成。" 這是我國史學界第一部有系統的白話本的通史著作，被顧頡剛先生譽為"為通史寫作開了一個新紀元"。全書約60萬字，分成4冊，上起遠古時代，下至民國十一年華盛頓會議。1923年9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印行，1935年4月出版國難后修訂第四版。可見該書發行量之大，流行之廣和影響之深，長期以來一直被用作大學的教本指導著歷史教學工作。
他所撰的第二部通史著作《呂著中國通史》也是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成為"孤島"時，為了適應當時大學文科教學的需要，便將"予在大學所講，歷年增損，最后大致如是。" 此書上冊于1940年5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初版發行，下冊延至1944年9月才由開明書店出版。
轉入華東師范大學以后，為符合當時教學上的需要，呂思勉先生還編寫了一系列中國通史的教學大綱，有《擬中國通史教學大綱》、《中國通史的分期》、《中國通史晉朝部分綱要》等等。這些大綱都有詳細的要點概述。在教學需要促進了他的研究工作的同時，他的科研成就也反過來推動了教學工作。如《更新初級中學教科書本國史》（1924）、《新學制高中本國史教科書》（1924）、《高級中學用復興教科書本國史》（1934）、《高中復習叢書本國史》（1935）、《初中本國史》（1946）等歷史教科書都是先生史學研究的結晶。同時他還把科研成果及時地反饋到課堂教學中去，以淺顯之言語闡明高深之學理，引導學生逐步走上治學之路。
（二）注重理論聯系實際
先生自己雖然熟讀史籍、傳薪授學，但卻一貫反對所謂純學術及為學術而學術等論調。因為在先生看來："人能作實事者多，擅長理論者少，同一理論，從事實體驗出者多，且較確實，從書本上得來者少，且易錯誤。歷來理論之發明，皆先從事實上體驗到，然后籍書本以補經驗之不足，增益佐證而完成之耳。故致力于書本，只是學術中一小部分，專以此為學術，于學術實未有知也。" 先生嘗說："予雖教人讀書，并不主脫離實際。" 因為"學問決沒有離開實際的，離開實際的，只是'戲論'。" 且恒戒學者："學問在空間，不在紙上，須將經驗與書本，匯合為一，知書上之所言，即為今日目擊之何等事。"
故先生主張教育要與社會密接，他要求學生多讀新出的雜志書籍，"要新舊并讀，尤其是要多了解今日的社會、今人的思想"，先生以為"生今之世，總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 而先生平時就留意觀察社會的種種變化，哪怕是極細微的地方。如他平日便非常關注現實社會中的賦稅、物價、水利等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并有詳細的記錄，還曾撰文討論江南水利和地方田賦過重的問題。試圖將史事與目前的某些情況貫串起來研究，以期歷史科學能用于指導現實生活，促使社會進步。
（三）注重教育的普及化
呂思勉先生在潛心于高等院校的歷史教學的同時，還大力提倡"普及民眾的歷史知識"，他認為這"也是歷史研究者的重要職責之一"。 "教育不但要施于少數人，還要使其影響擴大而及于全社會。所以古人不大說教育，而多說教化。" 1914至1917年間，他在上海中華書局任編輯，編寫了《關岳合傳》、《蘇秦張儀》、《國恥小史》、《中國地理大勢》等通俗史地讀物，目的就是想做一點歷史地理的普及工作?６鲇諭哪康模盅≡窳巳嗣撬煜さ娜貝睦罰戳艘槐盡度坊啊貳Ｋ約旱難芯克茫釗肭吵齙亟彩穌舛衛罰鎦嗣薔勒醞蟮睦飯勰睿鍪鲆恍┪叭慫鍪擁氖肥攏璐碩悅裰誚欣方逃砸既嗣怯謎返姆椒ɡ囪襖貳?
先生強調教育普及的重要性，是為了通過教育，發動社會來改造社會。他說："大抵要改造社會，決非少數人所能肩其責任，以少數人肩其責任，必至于舉鼎絕臏，本來的目的未達，反生出種種禍害"，所以"能改造社會的，只有社會。即要改造社會，必須社會全體，至少大多數人有此愿望，能夠了解。……我們如何能使人人有改革的志愿，了解改革的意義呢？這個便是教育。" 先生尤其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年輕一代，他一邊鼓勵職業青年多讀書，一邊根據自己的治學心得，寫了《我學習歷史的經過》、《社會科學是史學的根基》、《職業青年的治學環境》、《中國史籍讀法》等文，為青年學生指點門徑，并對社會上流行的認為學問無用、學者無用的流俗進行了批評。
（四）注重教書和育人相結合
呂思勉先生一生視名利為學者之大忌，他常常教導學生："真正的學者，乃是社會的、國家的，乃至全人類的寶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學問者，勉為真正的學者。如何則可為真正的學者？絕去名利之念而已。""自利，從來未聞成為一種學問。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學，志于非學，而欲成為學者，豈非種瓜而欲得豆，種豆而欲得瓜？不誠安得有物？然則學問欲求有成，亦在嚴義利之辨而已。"
1918年，先生曾在《論學風變遷之原因》一文中，分析過歷史上的學者因過于看重名利而帶來的弊端。所以他告誡有志研究的學生們：不要稍有名望，就放棄自己長期的研究計劃，隨便投合出版商的要求去寫文章或著作，否則就不免誤入歧途，結果文章發表不少，名譽也不小，學術上卻沒有什么成就。 而宜乘少年有為之時，踏實治學作事，不汲汲于聞達，"此為建功立業之基，亦為安身立命之本。""凡人之建樹，有一分實力，則有一分成就，無可徼幸，此理至經歷多后自明。但人恒苦聞道不早，以少年可以有為之時，棄之于務外為人之境，以致白首無成，此最可惜。"
為人應淡泊名利，治學當盡心平心，本著這樣的認識，先生特別重視?"孤寒志學"者的培養。他認為貧寒子弟的淫逸夸毗之習較少，精神較振作，辦事較認真，為人處事更有誠意。而有了誠意，"其才可用諸正路，其學乃真能淑己而利群，不至于恃人以作惡，曲學以阿事。" 可見，在治學之外，先生看重的是品性的陶熔。而先生自己更是立身以正，終身自持。
三尺講臺，先生默默耕耘了五十春秋。他的歷史教學思想和教學風范，當為后世楷模。最后，就用先生在光華大學初創歷史系時擬就的一稿為他的歷史教學思想作結："吾國史學夙稱發達，惟今學問觀點不同，一切舊籍均應用新方法整理，而非略知舊時史學門徑，則整理之工作，亦無從施。至于通知外國史事大概，明了現今世變之所由來，進而精研西籍，更求深造，亦今日學者所應有事也。本系之設，雖未敢侈言高深，要必先立平實之基。為進求高深之漸，求精確而勿流于瑣碎，務創獲而勿涉奇衺，凡我同學，宜共勉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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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呂翼仁：《回憶我的父親呂思勉先生》，載于《歷史教學問題》1998年第2期。
9、張耕華：《治學 修身 改革社會--略論呂思勉的文化遺產》，載于《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1期。
10、湯志鈞：《呂思勉》，載于《中國史研究動態》1980年第2期。
作者簡介：孫敏震，1977年生，女，歷史學系2000級碩士研究生，師從張耕華副教授，主要從事秦漢史研究。
（責任編輯：瞿 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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