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先生之學凡數變。早歲從事舉業(yè)。既問學南海，則治經史及宋、明儒之書，任公自謂生平于訓詁、詞章外知有學問自茲始，顧于“偽經”“改制”之說實非所甚喜，稍久輒棄去。北游京師，始廣讀譯本地理、歷史、政治諸書，交夏穗卿、譚復生、吳季清、鐵樵父子，則一時喜談龔、魏之學，亦涉獵佛教經論。值甲午戰(zhàn)敗，割臺灣、澎湖列島，賠款二萬萬兩，奇辱劇痛所激，乃蹶起為政治運動。戊戌政變，去死一間。既亡命外國，三年之間，奔走南洋、澳洲、夏威夷及港、滬諸地，為實行之革命家。迨由美返日本，思想乃一變。時湯明水好言理財，任公與明水同居須磨，過從最密，以故思想亦趨于同一之途徑。歸國以后，反帝制、討復辟及主參加歐戰(zhàn)，皆政績之可紀者，而實于幣制、財政致力特勤。歐戰(zhàn)后游歷各國，歸乃一轉而為講學生活，遂以是終其身。
以論任公先生之時代，當同、光間，社會組織與百年以前無大異
，而學術界則為乾、嘉、道、咸以后最衰落之一期。考證之學已盛極
而微，舉世所心營目追者惟帖括之業(yè)，四子書、五經、《通鑒》、《
文選》之類，熟讀之，已足為通人。《目耕齋》三集八股文，由束發(fā)
就傅以至登巍科、掇高第，內入詞林、外宰百里，皆以是為階梯。蓋
師以是教，弟子以是習，不知帖括以外尚有所謂“學”也。以言當時
之物質環(huán)境，則凡鐵路、輪船、工廠之屬，俱在草創(chuàng)，視諸今日且遠
不逮。報紙僅有一外商經營之《申報》，所載如官場新聞、闈墨課藝
等，亦與今之所謂“報紙”異。讀書燃油，燈光熒熒如豆，燈下作卷
摺楷字。日東出，月西落，晝夜四時之分，不能盡道其故。如是者為
當時之士大夫。
際此鄙僿怐陋舉世昏睡之日，任公獨奮然以力學經世為己任。其
涉覽之廣，衍于新故蛻變之交，殆欲吸收當時之新知識而集于一身，
文字、思想之解放，無一不開其先路。其始也，言舉世所不敢言，為
舉世所未嘗為；而卒之，登高之呼，聾發(fā)瞶振，雖老成夙學，亦相與
驚愕，而漸即于傾服。所謂“思想界之陳涉”，視同時任何人，其力
量殆皆過之。而任公則自謂其在思想界破壞力不少，而建設則未聞。
凡自加評判之語，見于集中者，以吾所知，同儕及先輩自知之明、自
責之嚴，鮮有過之者。此則任公之至不可及者已。
髫年即喜讀《史記》、《漢書》，居江戶草《中國通史》，（此
書未成，殘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為文如
《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及傳記、學案乃至傳奇、小說，皆涵史
性。其《歷史研究法》則其治史之方法論，而《政治思想史》、《美
文及其歷史》、《近三百年學術史》、《佛教史》諸篇，皆為《文化
史》之初稿，如戴東原之《原象》、《原善》、《學禮篇》、（《東
原文集》中《記冕服》、《記爵弁》等十三篇，即《學禮篇》未成之
稿。）《水地記》諸篇，皆《七經小記》之初稿也。戴氏之于《七經
小記》，朝夕常言之，欲為此以治經也；任公先生之于《文化史》，
亦朝夕常言之，欲為此以治史。任公先生之于史，猶之秦味經之于《
禮》，旁綜九流，無所不賅。惜乎時丁喪亂，而天又奪其壽，雖為文
數百萬言，而蘊蓄未宣者當或倍之。邇者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zhàn)方始，
任公不及參與討論焉，即此已不可謂非學術界之一損失耳。
任公之為人，款摯而坦易，胸中豁然，無所蓋覆。與人言，傾囷
竭廩，懇懇焉，惟慮其不盡。世每稱其文字之閎豁通徹，感人特深，
實其性情使然也。其哀時憂國之念，則至老不稍衰。當民國四年，日
本提出廿一條要求；十四年，滬案交涉。諸役文電之留于今者，讀之
尚凜凜然有生氣。今者國難當前，其艱鉅十百倍于曩日，而士氣苶然
，即以文字論，亦無復義憤內發(fā)、勇邁直前之概。于以知任公之不可
及。斯人也，國之元氣，實鐘厥躬，今遂不可復見矣。任公既卒，知
友在北平者屬余為編輯遺稿，并訂定已印諸集。知弗堪任，而卒不克
辭，是殆后死之責矣。任公病中自謂：“吾年得至六十，當刪定生平
所為文，使稍稍當意，即以自壽。”蓋不知其遂不起也。今年任公而
在，蓋六十歲，而乃使余詮次斯集，每欲有所商榷是正，獨不能起任
公于九原而問之。烏乎！其可傷也已。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后死友林志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