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回憶過去，因為過去沒有什么值得留戀。《中國青年社》問我怎樣會來到延安，這使我不得不說到沒有來延以前的生活狀況，因而索性從我個人的“上古
三代”說起。
一、好玩的幼童
我生在舊社會所謂“詩書門第”的家庭里。父親性格極嚴肅，對兒子們很少表示喜笑的和靄態度。母親當然親愛得多，但兒子們怕她，不比怕父親差多少。這樣，挨打挨罵的危機到處潛伏著，只有“小心翼翼”“循規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罵的行動，才能獲得眼前的和平。
現在想來，不能埋怨父親母親對我的過度管束，因為我的過度好玩，實在使愛我者為之驚懼不安。我那時候覺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蝦蟹泥鰍，有一次幾乎淹死。亂草堆捉蟋蟀，時常被蜈蚣黃蜂蜇傷，有一次幾乎被蝮蛇咬死。爬樹探鳥巢，上屋頂亂走眺望，送子觀音殿偷小菩薩，大雪天在雪地赤腳奔跑，制造戈矛（
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彈（雞蛋殼裝石灰）等武器和鄰舍兒童打架。諸如此類的玩鬧 ，害得父母擔憂生氣，花錢請醫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煩苦惱，怎能不使他們
討厭頭痛呢。
在父母面前，裝得十分恭順，“無懈可擊”，一出監視范圍，就雀躍鼠竄，暢所欲為。玩的時候，決沒有想到闖禍的后果，挨打的時候，也沒有想到以后不再玩
。客觀方面，打罵與玩是聯系著的，主觀方面，打罵與玩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罵制度，毫無用處。
二、書房里的機器人
我七歲進書房，老師姓趙，據說他的“坐功”在蒙師群中很著名。的確，他從不生病，從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個月假，其余三百多天，總是象機器人一樣，依規律教書。我開始讀司空圖詩品，接著讀大學中庸等等所謂四書五經。我記憶力很壞，“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似乎還好記，“大學者，大人之學也”那一套，真覺得嘮嘮叨叨，糾纏不清，背書挨打，總是為了注文欠爛熟。心里怒罵“朱熹是什么東西，造出這許多狗屁，讓我吃苦，非燒掉你不可。”書房學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還有一位堂阿哥──在趙老師嚴格“管教”之下，三個活潑兒童，也都成了機器人。
趙老師夏天愛睡午覺，我們三人約定午睡時間，提高嗓子，拼命朗誦。如此日久，趙老師自動放午假，讓我們暫時休息。春秋冬三季讀夜書，磕睡得要死，趙老師放輕腳步，從后面輪流猛擊磕睡者頭部。這在書房術語，叫做“吃栗子塊”。老師緊握著右拳，中指節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擊頭，照例起塊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師的拳忙著送栗子塊，學生的頭忙著吃栗子塊，油燈暗淡，書聲高低斷續，栗子卜卜作響，這就是書房里大小四個機器人的工作。
三、在小學堂
十四歲春天，父親送我進縣立高等小學堂。校長特別“優待”，教我插三年級
。這真是大吃苦頭的“優待”！第一次上英文課，就讀“皇家讀本”第二冊“烏龜和兔子賽跑”那一課。連字母都沒有認過的我，一進講堂，即刻變成“傻瓜蛋”，
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學烏龜，無奈使不上勁，想慢慢爬也不行。后來 堅決要求校長設法“救濟”，校長準我課外學一個月的Primer，總算學得些字母，拼音，最簡單的造句法。我拼命趕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難忘的同學陶治安先生幫助我學習，晚上“非法”偷開夜車，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學們。算學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車”止能躺在床上偷開，因此正式自習時間全部費在算學上。我連亞剌伯數目字都沒有見過，憑空學起“命分”來，也幸得陶先生的幫助，使我逐漸克服困難。英算兩大負擔以外，還要背誦易經書經（前清學校必須讀經，而且很認真）。至于唱歌圖畫手工之類，止好敷衍塞責，騙取及格分數就滿意了。
雖然受了功課的嚴重壓迫，但不能停止我的好玩慣性。第一天進學校，同宿舍八個幼童，姓名還沒有記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游戲。我當老虎頭，其余當虎腳虎尾，上面蒙著老虎毯子（我的臥具），大聲吆喝，撞進別人宿舍去。結果老虎毯子被沒收，扭著我一個人去告校長。我受了一頓斥責。第二天朝晨掛出“校長示”的木牌來，說我許多不是，結尾是“姑念該生未習校規，從寬免與記過，特此訓戒，以策后效”。學校認我“性非馴良”（木牌中語），照慣例把我搬到校長室貼鄰一間宿舍里住。我索性玩起來，讀了兩年書，記大過兩次。學校討厭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幾次都“從寬免與記過”，我糊里糊涂畢業了。
讀書苦惱，游戲受罪，這就是我的小學生活。
四、游蕩的中學生
我們的縣立小學，程度相當高，畢業時英文讀完“皇家讀本”第三本，文法讀完“內司飛而特”第三本，算學也不差。我投考浦東中學堂，插入二年級，還似乎有些余力。學校狀勵體育，有各種球類游戲，在一定時間內，強迫學生上操場，至少必須散步。那時候我應該暢玩了，可是我過不慣集體生活，正想讀書，強迫去游戲，正想去游戲，強迫去讀書，讀書游戲，總不合拍，玩的興趣逐漸消失了。我在小學，已經自發的憎惡滿清皇朝，不知道怎么去反對他，只知道辮子是可恨的東西。每次剃頭，總敦囑理發匠剃去一圈長發。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頭頂僅存燒餅那樣大的一塊長頭發。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時候這是極不美觀的。提倡質樸的校長黃炎培先生，認為我不趨時髦，值得夸獎，曾被提出算作品學兼優的學生之一。那知我這光頭，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義。
浦東讀了一年書，轉學到杭州安定中學堂。安定管理寬松，功課也不太緊，我
感覺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進茶樓坐賞風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 ，我卻有獨自的目的。說來可笑，小學時代，讀《桃花源記》，《魯濱孫漂流記》及其他神
仙小說，給我強烈的印象。曾幾次計劃找荒島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著桃花 源也許不遠，神仙可能碰見。辛亥革命暴發，學生們高興得像瘋狂一樣，我也被“共
和”這個名詞全身麻醉了。像我這樣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學生，一遇革命，就直覺地 擁護贊成，證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愛好前進的熱情。
中學四年，沒有學得什么。現在回憶，那些是中學教育給我的東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數算不少。
五、到北京去
我叔父在河南，拍電報來教我考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前身是虛名頗大的京師大
學堂，一般認為很難錄取。我冒險去上海國文預科考試，自覺卷子寫得不成模樣， 錄取絕無希望。我叔父鼓勵我，仍教我去北京進私立大學。我到北京，表弟許君在
車站接我，說我已經錄取了。一剎那間，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動了一下。 文預科幾乎專讀外國文，中史中地國文都在下午上課，而這些課學生照例是“藐
視”的。“上東安市場去”是午飯時候熱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選一人上課，其余 暢玩東安市場去了。教員低著頭點名，“被選上課人”發各種不同聲調“應卯”。
真不愧是“公開的秘密”。
我從預科轉到本科，功課好象更專門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軍閥混亂，
政治污濁，學校腐朽，學生醉夢，這是“五四”運動大風暴前的寂靜時代，我生性 遲鈍，而又正沉溺在訓詁考據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來到，只感覺得
百無聊賴罷了。我曾向佛經找出路，讀了相當數量的佛經，《大乘起信論》是隨身密伴 ，“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課。我雖然迷信學佛，可是反對學校不合理的措施，卻無
所顧慮，因此幾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兩三年，我算是畢業了。學得些什么呢？學得些“頭腦頑固”，
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時候深信天下學問只有“好古”一家，別無分號。所以 曾跟古文經學家搖過旗，曾跟“選學妖孽”吶過喊，現在想來，真是覺得慚愧。
六、當教書匠
我在大學里，被“當代大師”們“謬獎”，認為頗堪傳授“衣缽”，鼓舞我“
好自為之，勉求成立”。我那嚴肅可怕的父親，看我寫的什么“考”，什么“篇”， 也頗改變態度，寬加辭色。我那和藹可親的叔父，更是獎勉有加，教我努力上進。
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蹤乾嘉老輩”，成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標。
我決定選擇教書做職業，從民國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講我的“好古”之學
。“五四”運動沒有打動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贊成白話文，甚至荒謬到替魯迅 大師惋惜，以為他“離徑叛道”，“走錯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專誠去謁見
他。“五卅”運動起來，才打得我半動，我開始知道帝國主義的兇惡殘忍（當然， 帝國主義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轟跑它不能救中國。我參加天津市民大游行，
從出發到回校，沒有掉隊，噪子叫啞了。半路上坐車回校的同事們，半取笑半當真 地問我“你老夫子也會起勁嗎？明天再游行，你該叫得更響些”。我很憤怒，用同
樣態度答道，“你們真是聰明家伙，連叫口號也留后步”。后來××派人來學校征 求黨員，我干脆拒絕加入。簡單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號也留后步”
的先生們，而這些先生們，正是老牌××黨員。
過了不多時候，有一位共產黨員因同鄉關系來找我談話，我們一見如故，談得
很痛快，我發表一大套烏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還提出不少幼稚的疑 問。我這位同鄉耐心給我解釋，并且借我一本共產主義ＡＢＣ看，我讀了以后才知
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談，而是偉大艱苦的實際行動，回頭看“追蹤乾嘉老輩”那個“ 大志”實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猶豫地放棄老營寨，愿意在新時代
前面繳械投降。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換個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書多年，接觸青年學生不少。使我憤怒的經驗告訴我這樣一個規律，凡是學業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開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蹤打靶的。反之所謂“思想純正，行動穩健”的先生們（包括教員，學生，但沒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該同受“先生”的尊號），則大抵旨趣卑污，學問平凡，洋裝革履，油頭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線美”“大洋錢”之徒。北京改為北平，這些“之徒”們并未受到絲毫的影響，抗戰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證明變作了漢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數不清）。
七、請參觀小屋
我自信是一個老實“學究”，整年整月抱著書本上課堂講上古三代漢魏六朝換
大米飯吃，對興風作浪，滿身長刺長毛的“老爺大人”們，采取“敬而遠之”態度 ，不敢恭維，但也并無冒犯。而他們仍總是疑神疑鬼，好象不相信我。正當頭等漢
奸汪精衛在北平鬧什么“擴大會議”那一年，“茅廬之中”，被憲兵突然“枉顧”，口稱司令來請，我連同來我家閑談的七八個青年學生魚貫前去“參觀”木柵子小屋。還好，僅僅兩個星期，汪精衛等等從北平滾滾而去，我自然也從木柵子小屋滾出來，他們滾來滾去，當然有他們的興趣和道理，我這無端滾一下，還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國明明止有抗戰一條道路，我雖說是個“學究”也還懂得不抗戰就要亡國。而什么“國聯裁制”什么“長期準備”，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從來卻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氣的嚴禁談論抗日。他們如此如彼的玩把戲，竟把我“老學究”氣得瞪眼大怒，我細心考察，切實證明了（像兩直角等於一百八十度那樣證明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當亡國奴，理應對共產黨以及好青年表示親近。於是乎我“老學究”又被憲兵請去。這一請是比前次進步多了，一是路途遠了，“從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柵子小屋變成鐵柵子小屋，木器進到鐵器了。總算運氣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場上，在“內抗強權，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還能從鐵柵子小屋里滾回北平。不過蛋欲靜而滾不息，接著又從北平滾到開封來。當然，我這一滾，還是不知所犯何罪。沒奈何，勉學阿Ｑ精神，聊以解嘲道：“滾來滾去，在這雞蛋世界，沒有滾出血來，總算運氣。”
八、被誤認為游擊專家
在河南大學教著書，蘆溝橋大炮響了。盡管你老先生緊掩雙耳，卻掩不住敵人的大炮口，終于不得不承認中日戰爭的事實。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們，似乎也相當可以說話了，在許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吶喊）“大做文章”動員群眾以后，河南先進青年，都感覺到學習救亡理論和技術的必要。河大當局以及一般朋友們幫助我，教我辦短期的訓練班。不久成立了一個河南大學抗敵工作訓練班。青年們投考的踴躍，學習的熱心，使我確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必然勝利。訓練班主要課目是中國問題（稽文甫先生擔任）與游擊戰術（馬致遠同志擔任），這兩位臺柱子撐起訓練班的“金字招牌”，聲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著頗大的影響。那時候我們的預定計劃是挑選一部分學生沿平漢線（重要城市）辦短期訓練班，兼做民運工作，聯合當地青年，廣播救亡種子，最后目的到信陽去打游擊。
訓練班一個月畢業，我們決定從開封步行到許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為畢業考試的試題。這在住慣城市的人看來，確是一個頗難的“試題”，可是應試的幾乎是學生全體（約二百人）。我們經費經驗都很缺乏，只能允許七十幾個學生“應試”
，名稱改為河大抗訓班服務團。團長稽文甫先生留開封做統一戰線工作，免得頑固 分子造謠搗亂。我們在許昌辦了一個兩星期的訓練班，收獲不壞，雖然也有不少想
破壞我們人，但當地官紳教育界以及駐軍某軍團長卻給了我們許多幫助。正當陰歷 年底，九十個人的服務團，浩浩蕩蕩向舞陽縣進行了。
我在開封曾編印一本“游擊戰術”，兩個月銷售到五千冊，因此，我被聞名不
識面的朋友們誤認為游擊戰術專家了。我到許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學校校長“敦請”去講游擊戰術，他對學生介紹，肯定我是中國著名的游擊專家。（我雖然當場否認，他們還恭維我謙遜。）豫西南某地方當局，跑到開封找稽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擊戰術，稽先生哈哈大笑，說你要請范文瀾教游擊，等於要我教游擊一樣是笑話。我深切感覺到虛聲浮名，誤事不小，此后隨時警惕不要做抗戰陣營里的“招搖撞
騙者”。
我們大隊到了舞陽，駐軍某師長表示歡迎。師部參謀政治工作人員更相處很好
。某夜服務團內話劇團在城內演劇，（團員大部分在鄉間工作），公安局長請我到劇臺后面講話。他說，縣長奉某軍長面諭，限貴團明天離舞陽境，我說，好，明天再見。演劇完了。我們回到寓所，我向團員報告，大家不由得憤怒起來，我說“我們應該有在中華民國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陽難道不是中國土地么？我決計不走，我決計到舞陽縣監獄里找中國土地去。”團員們叫起來，“我們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來），我先去請教某軍長，什么理由要我們走。某軍長完全否認，說那是縣長傳話錯誤，師部人員辦了幾桌酒席來慰勞我們，我用坦白豪爽態度，同他們痛飲酬酢，賓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兇，倒在床上呻吟。在斷斷繼繼，激勵團員們的言語中，幾乎全體哭泣，不能仰視。師部人員也陪著憤慨，某參謀拔出手槍，聲稱去縣政府槍斃那個狗頭縣長。團員們拉住他，他還對空連放了幾槍，表示義憤。我第二天醒來，團員們告訴我，“好事者”還把這一場鬧酒起個名，叫做“范先生大鬧舞陽城”。
我很慚愧，不敢再喝酒。 我們決計辦訓練班，舞陽青年救國會會員二三千人，愿意輪流進城受訓。某軍
長出面阻止，某校長暗中搗鬼，使我們無法進行。我去武漢想找人疏通，卻被某某 頑固機關壓迫我上雞公山──河南大學新遷的校址所在。我考慮輕重利害，止好上
山重當“教書匠”；服務團改稱戰時教育工作團，依然不顧困難環境，繼續活動。
九、“教書匠”升級當“教員”
敵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過來，我在高山上傍徨著，找不到該走的道路。我想，
跟著學校逃難，逃到什么時候才不逃呢？我決計退還聘書，跟游擊隊去干一下罷。 我參加新四軍，在游擊隊里當教員。
大學課堂里儼然以“講書”為己任地教著書，確是個“匠”而非“員”。我曾
在北京大學教“古歷術”。說來是“頗具高深的學問”，應該是（至少可以自以為 是）“值得名貴”的。某次講完了一個麻煩問題，好象是記得春秋月食問題吧，學
生某君問我，“我們學了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說，“學校教我教這門功課， 我按照這門功課該講的講，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學校也未必知道。”這是
一個好學生，不久因在《北大學生》上登載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蹤， 聽說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擊隊以“外行”資格教書，卻從沒有人問我“學了什么
用”，反之，大樹下草垛旁講起書來，大家卻都聚精會神在聽我南腔北調難懂得很 的“高論”。於是我很高興，當了二十幾年的僅憑出賣教書技術吃飯的“教書匠”，
現在竟升級當“教員”，成為群眾的一分子，可以和群眾彼自由的交換智識了。
十、進邊區來
朋友某君認為我還有學習上進的可能，介紹我到延安來。我“過五關斬六將”，
沖破若干險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邊區了！快樂得把鋪蓋丟在汽車上。多光 明的邊區啊！
我到邊區了！我清算過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煩惱。現在開始清爽
快樂的生活了！
寫邊區一般狀況的文字相當多，我不必重復來講。我止寫我個人的快意處。
第一，我酷愛學習，在邊區外當教書匠，忙著“為人師”，極少學習的機會。即使偶有，因怕“別人說閑話，找岔兒”，“聽來歷不明人講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識，邊區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熱心學習著。我以前對馬列主義茫無所知，這一年來自覺進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還會進步。
第二，共產黨確是光明磊落，領導全人類的政黨，它對黨員非黨員一視同仁，因才而使，絕對沒有偏私的意見。我是教書匠出身，所以讓我安心研究“本行事業”
。圖書館中國古書很豐富，盡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結果，感覺到能力太缺乏了。想 起過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誤人子弟”工作，真是罪過不小。
第三，共產黨愛惜人才（雖然我并非人才），確是無微不至。即使是個人生活方面極小的節目，也是隨時注意，盡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確信，誰想成就自己的學問（不是空談閑人的學問），應該想法進邊區來。我又確信，目前在中國找不到像邊區那樣安靜的地方，能讓讀書人無牽無礙，有吃有穿，平心靜氣進行讀書和研究。
第四，單從文化方面說，邊區是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興文化的心臟。許多著名學者，聚集在延安周圍幾里路以內，他們研究的心得，隨時開會報告。還有各式各樣的討論會、座談會、研究會、學習小組，請他們出席指導做結論。試問，什么地方能夠接近這樣多的明師益友呢？所以居住邊區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會飛躍的進步。
第五，中共中央領導人，對黨員非黨員的政治指導和人格示范，起著不可言喻的偉大影響。所以住在邊區的人，沒有政治上的迷悶，因為國際國內發生新問題，立刻會得到正確的指示。也沒有思想行動昏惑不悟的危險，因為發現錯誤，立刻會
得到自我批評的糾正。邊區成為最快樂的地方，這是個主要的原因。 恕不第六第七……說下去。歸根到底，邊區確是全中國最快樂的地方。以前我這樣聽說，所以來到邊區，現在我這樣親自看見，所以愛邊區，希望長期的住在邊區。
本文摘自《中國青年》第三卷第三期 （民國三十年一月五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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