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19日，在文化大革命的艱難歲月中，啟功（后左）、劉乃和（后右）前來看望陳垣
從“四庫”到宗教史
過北京師范大學東門，有一座大廈，叫勵耘學苑�！皠钤拧倍秩∽员睅煷笤ｉL陳垣先生的“勵耘書屋”。
陳垣（字援庵）是廣東新會人氏，出身藥商家庭。17歲（光緒二十三年）時，他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住在新會會館。和他同住會館的，是光緒壬辰科（光緒十八年）進士翰林伍銓萃。伍先生和他談起學問來，發現他讀書很多，對書的作者、內容、版本，都能談得頭頭是道，大為驚奇。其實陳垣十三四歲就已經把十三經讀完了，后來偶然看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眼界更是大開，漸漸學會了按照目錄選購經史子集所需的圖書，廣泛涉獵。而這在當時是要被指為不務正業的。那年的試題是《冉求之藝，文之以禮》。陳垣放筆直書，信心十足。考完后回到會館，將所做的文章情形，原原本本地說與伍先生聽。伍先生認為他的文章雖好，但不合八股規范。九月初九日放榜，果未考中。陳垣懊惱離京，伍先生送陳垣到車站，握著他的手說：“文不就范，十科也不能考中！”這話對陳垣刺激很深。回到廣州后，陳垣便發憤要把八股文作好。他買回了十科的《直省闈墨》，一遍遍細讀，最后裝訂成四大冊，認真體味，有的好文章甚至能夠背誦。他用了兩年的時間，八股文大有長進，但是后來科舉卻取消了。晚年陳垣回憶說：“可惜白白糟蹋了兩年的時間，但也得到了一些讀書的方法�！�
1913年，陳垣以革命報人的身份當選為眾議員，赴北京參加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從此定居北京。陳垣治學，沒有師承，全靠自學。而研讀《四庫全書》對他的一生有著極深遠的影響。他到京后，聽說原藏承德文津閣的《四庫全書》已運到北京，存放在國子監前街大方家胡同的京師圖書館。對于這樣的國之重寶，陳垣心儀已久。那時他住在宣武門內象來街，在北京西南角，而方家胡同是在北京的東北角。當時溥儀還住在宮里，紫禁城東西兩側的皇城根是宮苑禁地。所以陳垣每天讀書必須繞道走。于是他賃一輛驢車，每天天不亮就出發，到圖書館閱讀《四庫全書》，要是遇上風霜雨雪，有時來回要三四個小時。上午他總是圖書館剛開門就趕到，下午直到閉館才離開。就這樣，陳垣一讀就是十年！
陳垣將《四庫全書》著錄的書名和作者作了索引，并將當時最流行的趙懷玉本《四庫全書簡明目錄》與實際存書相考核，校出有目無書、有書無目、書名不符、卷數錯誤等情況，了解了《四庫全書》收集、編纂、禁毀、抽換的變化過程，寫成了《四庫書目考異》五卷。又因纂修四庫的掌故，私家多不便記載，陳垣利用乾隆御制詩文，寫成《編纂四庫全書始末》一卷。經過這樣反復的鉆研，他不僅對《四庫全書》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對浩瀚的文史圖書也已了如指掌，日后治史，自然得心應手，左右逢源了。1920年，當時民國政府擬利用法國退還庚子賠款，影印文津本四庫。葉恭綽舉薦陳垣董其事，只是后來政府更替，事情不了了之。
陳垣早年從隨著名天主教人士英斂之、馬相伯游，發愿著述中國基督教史。1917年陳垣寫成了他的史學成名作《元也里可溫考》。元史“也里可溫”四字，漢意失考。陳垣將《元史》這部二百一十卷、二百多萬字的史書通閱一遍，凡是提到“也里可溫”的地方全部錄出，查閱了元史有關的筆記、典章、方志、碑帖。陳垣自學過蒙文，最終考訂出“也里可溫”，就是蒙元時代對基督教會人士的統稱，并將蒙元時代中國基督教的傳播與流布，在書中作了全面的論述，了結了數百年的懸案。他精心撰述，在中外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的則是《元西域人華化考》。這是講述中國西部少數民族和外來僑民漢化的一部專著，材料豐贍，條理明辨，刻意在有“全盤西化”論時著成。陳寅恪在序文中評論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感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彼氖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家L.C.Goodrich教授將其譯為英文。這也是他最滿意的一部著作。
陳垣從事宗教史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部分原因也是因為二十世紀初年敦煌經卷的驚世發現。大量有關民族史、中西交通史、宗教史、西北史地的文獻出現，作為中國史學家，陳垣早在二三十年代不止在一種場合說過：“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京。”1924年夏，在北京大學國學門任導師的陳垣，與北京學界同仁發起“敦煌經籍輯存會”，并被推舉為采訪部長。后來他對京師圖書館八千余軸敦煌經卷分類考訂，編成《敦煌劫余錄》。以“劫余”二字，斥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對中國敦煌遺書遺物的掠奪。
在故宮博物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馮玉祥將軍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政府，驅逐溥儀出宮。為應事態之變，國務院緊急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員會”，全體委員由國務院聘任，李煜瀛（字石曾）任委員長，聘請蔡元培、陳垣、沈兼士、俞同奎等十人任委員。善委會成立后，李煜瀛出京出國事不斷，故宮方針大政，漸漸擔在陳垣身上。就是陳垣主持的清點中，故宮陸續發現了一批珍貴的典籍、孤本、底本、檔案等。如在齋宮中發現了元刻本《元典章》，有汲古閣毛晉私印，也就是四庫提要所謂的內府藏本，以及在懋勤殿發現了當年羅馬教宗就中國禮儀的通諭等珍貴檔案。最重要的發現大概要算1925年4月在藻堂發現了塵封多年的《四庫全書薈要》。
陳垣很早便知此書，但無由得見，此次意外發現，令他驚喜萬分�！端膸焖C要》與《四庫全書》同時編成，編《四庫全書》時，乾隆帝已63歲，他恐怕《四庫》編成費時太久，未必得見，所以又命四庫館臣擇精華，繕寫成《四庫薈要》�！端膸烊珪C要》分抄兩部，一部存圓明園味腴書屋，一部放在紫禁城藻堂內。這時圓明園一部燔焚，藻堂這一部即為世間僅存。1925年10月10日，善委會與北京各界人士在乾清門廣場召開了故宮博物院的成立大會，陳垣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故宮博物院設古物館和圖書館，古物館由易培基任館長，陳垣任圖書館館長。為紀念此事，陳垣在壽安門前手植稚檜八株。如今事過八十年，當年的稚苗已高逾宮墻。
民國年間，戰亂頻仍。1926年3月底，馮玉祥的國民軍與直奉聯軍作戰失利，即將退出北京，故宮安全受到威脅，只得決定請執政府內務部衛隊接替馮玉祥部駐防。借此次換防之機，各方勢力蠢蠢欲動，都想進駐故宮。北洋政府內務部、直魯軍閥、前清遺老也均有動作。到了七月，事態急轉直下，吳佩孚主北京事，杜錫出面組閣。在新內閣國務會議上，通過改組故宮議案，決定成立“故宮保管委員會”，以前清遺老趙爾巽、孫寶琦為正副委員長。趙孫二人與故宮博物院諸理事商洽接管事。理事會派陳垣、俞同奎等四人前往。談判開始，陳垣發言說：“如果要接管故宮，必須組織點交、接收兩個委員會辦理接交手續。須點完一處，移交一處。接收一定要做到三點，故宮所有藏物：一不能還給溥儀；二不得變賣；三不能毀滅。如果你們不同意點交，可以登報聲明說明自愿負故宮的全部責任……”趙孫二人回去匯報，不想杜錫竟同意點交，也同意設移交、接收兩委員會，駁回了趙孫二人的原議。二人一怒之下雙雙辭職，但接著就發生了8月8日陳垣被捕的事。
那天清晨，陳垣被憲兵司令部抓走了。故宮理事會同仁得到消息后，忙多方營救。到了下午憲兵司令王琦同意放人，但他對趙爾巽說：“這個姓陳的太可惡，還硬不肯走，一定要追問抓他的理由�！焙髞黻愒m然被釋放回家，但王琦派了兩名憲兵跟到陳宅，將陳垣軟禁在家中，一住竟是一百多天。直到北伐勝利在即，南京國民政府正式公布《故宮博物院組織法》，接管了故宮，任命易培基為院長，李煜瀛、陳垣等37人為理事，故宮才安定下來。
輔仁大學的八年
八年抗戰期間，陳垣是在輔仁大學校長任上度過的。輔仁大學1933年后由美德兩國圣言會接辦，1936年后，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是德國人。后來德意日成為軸心國，輔仁大學在這錯綜復雜的形勢下得以繼續開辦，而且爭取到文史各科仍用原有課本，不改用日文教材；校門不掛日本國旗；日文不作為必修課。這“三不”一直堅持了八年，所以輔仁大學后來成為淪陷區內國民黨政府承認的惟一一所大學。對于陳垣這樣有聲望的學者、大學校長，日偽當局是不會輕易放過的，總是企圖利用他，委以各樣文化要職，有時是直接出面，有時則是托陳垣的故舊疏通。對于這些，陳垣一概嚴辭拒絕。但無休止的騷擾威脅，使得陳垣不勝其煩，常思有個地方避一避。
有一次，他和幾位知心的師生在輔仁三樓看書畫展。偶在樓欄處往下望，只見日軍趾高氣揚走過。陳垣沉默不語，后來低吟“登臨獨恨非吾土，不為城關畫角悲”，語畢眼含淚水，師生們將他扶下樓來。其實陳垣也不是沒有考慮過離開古都，但是幾千師生的期望，使他實在下不得狠心。1943年底，他的學生柴德賡有扶師南行的密謀。陳垣也同意南下，但被輔仁校務長雷冕神父察覺，長談數晚，曉以利害，認為陳垣留在北平反而有利于輔仁，有利于師生。校長一走，輔仁難以為繼，很快就會被日偽當局接收或關閉，幾千師生頓失依靠，將難以就職和求學。最后雷冕竟大哭不走，真情挽留。陳垣百感交集，反復思考，終未成行。
輔仁大學似淪陷區北平的“孤島”，成為不肯就職于偽大學（日偽利用原址繼續開辦的大學，被稱偽大學，如“偽北大”）的學人的凈土，一些志士也以輔仁大學為基地，秘密從事地下工作。輔仁大學雖未停辦，但師生被日偽當局逮捕卻是常有的，如英千里、沈兼士、胡魯士神父（荷蘭人）、范文瀾、趙光賢、李德倫、蕭乾等等。每一次陳垣都要積極營救。在那八年時間里，陳垣還盡可能地向一些生活困難的學人約稿，藉此補貼他們的生活。八年里，陳垣的心情是苦悶的，而這種苦悶只能在他史學著作的字里行間得到抒發。在這時期他寫出了《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錚僧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國佛教史籍概論》等著作。而最能體現他深明大義、崇尚名節思想的著作，則是《通鑒胡注表微》。這是一部研究胡三�。ㄗ稚碇┧枷氲淖髌贰：∈撬文┤耍皇擞诿稍�，以作通鑒注的方式，申訴蒙元的暴政。終于在他65歲那年迎來了古都的光復。
1951年11月，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后，毛澤東在懷仁堂舉行國宴時，與陳垣同席。毛澤東向別人介紹說：“這是陳垣，讀書很多，是我們國家的國寶。”翌年，陳垣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直至1971年6月病逝。
摘自《傳記文學》／文化藝術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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