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的糧價變化，似亦可為上述解釋提供間接旁證。
《史記·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一年，……米石千六百。”這條記載與“使黔首自實田”法令的頒布同年，它的出現顯得很奇怪。戰國至兩漢，除楚漢之爭時因戰亂造成的經濟破壞，使米價增至一石五千錢至一萬錢而外，平時一般一石數十錢。戰國時期李悝作盡地力之教，糧價按一石三十錢計算；《管子·國蓄》記糧價曰：“中歲之谷，糶石十錢。……歲兇谷貴，糶石二十錢。”秦代也是一石三十錢，云夢秦簡《司空律》曰：“●（系）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８８頁。墓主人喜秦始皇時為吏，死于始皇三十年，其所抄律文當是當時實施的法律，故斷定此律中所記糧價是當時一般糧價。）西漢自文帝以后，糧價平歲一石大致十余錢，宣帝時低至五錢，河西等邊地糧價較高，但只有百余錢。元帝時積年饑荒，糧價暴漲，也不過“京師谷石二百余，邊郡四百，關東五百”（《漢書·馮奉世傳》。）。相比之下，始皇三十一年糧價高得出奇。另外，查《始皇本紀》，記始皇年間災荒變異者有十余處，其中如三年“歲大饑”、十七年“民大饑”、十八年“大饑”等，均未記糧價上漲之事。三十一年未見災荒，而記糧價空前暴漲至一石一千六百錢。這個現象用災荒之類難以解釋，一是就《始皇本紀》來看，三十一年不見災荒之類記載，有災荒之年亦不見糧價記載；一是與西漢災年相比，糧價上漲幅度過大。這件事可能與“使黔首自實田”法令的頒布有關。然而，按以前對這個法令的理解則很難解釋：若是命令黔首呈報占田數量，則不改變現實的土地占有關系，從而不會引起糧價的過分上漲；若是使黔首自由開荒占田，則隨耕地增加，糧價理應呈下降趨勢。筆者認為，可以設想，由于國家宣布不再按制度授田，對于絕大部分人來說，土地、以及土地上生產的糧食馬上成為奇貨，商人乘機屯積居奇，利用國家經濟政策的變化哄抬物價，由此導致了糧價的突然暴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