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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形怪狀

儒學之忠


    

    “儒家”、“忠”,相對來說,人們對“忠”或許比對“儒家”這一概念要熟悉的多,但熟悉并不等于了解。事實上,一提到儒家之忠,人們首先總是會想到“愚忠”之類,而對忠、對儒家之忠的認識,恐不能基于此。

    何謂忠?查《說文解字》:"忠,敬也,盡心曰忠。"應該說,這便是忠的定義。"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 (《忠經·天地神明章第一》), 也作如是說。朱熹在《四書集注》解釋忠的涵義:“盡己之謂忠。”都是對“忠”字的正確理解。

    《左傳·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臨患不忘國,忠也。"這是春秋時代人們對忠的解釋。但這解釋已不只是單單對“忠”字,而是對忠的外延(忠的對象)來進一步剖析。

    忠,是一種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它是一種對事對人的應有品德和行為準則,因為它必然要通過人事才能表現出來。其對象較為廣泛,對自己的份內之事,對親、師、友、君所交待的事都要忠(盡心)。間接地,也便成了待親、待師、待友、待君(但絕非漢以降特指的對上、待君)都應該忠(盡心),當然這忠并非無原則的忠。

    《論語·里仁》里,曾子曾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學而》:"子曰:君子……主忠信。"君子行事以忠信為主。在《論語》中,未見孔子對“忠”字直接釋義。縱觀《論語》,更絕沒有要求臣應對君的忠。

    《論語·八佾》篇中,倒有一段有臣應忠于君的嫌疑的對話,"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按:魯定公問道:"君主使用臣下,臣下服事君主,該怎樣做?"孔子回答說:"如果君主能按照禮來對待臣下,那么臣下就會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這句中的“事君”二字,自然不能理解成“侍奉君主”或“服侍君主”,據學者查證,儒家經典里應還沒有“侍君”一詞。所以“臣事君以忠”的解釋完全可以解為“臣下盡心去做君所任命的份內之事”。退而言之,即便簡單理解為“臣下盡心去服侍君主”也無不可——只要我們莫拉下上一句“君事臣以禮”,不將之一分為二而作斷章取義之舉。

    在對待君臣關系,孔孟都是從相對關系切入的。“亞圣”孟子談到忠時,和孔子一樣,絕沒有認為忠是無原則地聽從上司、君主之命。相反地,孟子在此基礎上還邁出了一大步,痛快淋漓地道出孔子還沒說下去的話,《孟子·離婁》篇中,"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按:孟子告訴齊宣王說:"君主把臣下當手足,臣下就會把君主當腹心;君主把臣下當狗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一般不相干的人;君主把臣下當泥土草芥,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仇敵。")

    在孔孟那里,"忠"隸屬于"仁",忠是誠實的表現,它所傳示的精深內涵本身便是仁義。忠在眾德中(克己、愛人、惠、恕、孝、信、讱、勇、儉、無怨、直、剛、恭、 敬、寬、莊、敏、慎、遜、讓)的地位很高,忠做為眾德之一,受著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際關系中應當遵循之最高原則的"義"的節制,成其為美德。    

    到了漢代,西漢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賈誼在其《新書》中多次談到忠,他對忠的解釋是對孔學的進一步論敘,也是基于愛民的。而西漢今文經學大師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中提出了所謂的"王道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綱原是指提網的總繩,這里是一種比喻,意為君對臣,父對子,夫對妻有較絕對的支配權力,而臣對君,子對父,妻對夫則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無疑是和孔子思想是相悖的,也是孔孟儒學的一大變。“忠”由原來的儒家(孔子)的倫理范疇而一躍成為重要的政治道德范疇,其含義主要是指對君主忠誠。《忠經》上所謂“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人乎,忠興于身,著于家,成于國,其行一也”。

    直至程朱,更是對三綱大力宣揚(有一點要注意,最早鼓吹王權至上的是法家韓非子)。此后的忠,更成了傳統社會的最高道德。自班固的《漢書》以下,《晉書》、兩《唐書》、《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都設有《忠義傳》。不過,確切來說,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師荀況(有學者認為荀子本屬儒表法里類人物,如錢世明;有學者認為荀子可為雜家,如郭沫若)對忠的解釋就已不同于孔孟。

    《荀子·君子》篇里:"忠者,敦慎此者也。"把辦事敦慎稱為忠,還沒離開孔子對忠的正確觀點。但通讀《荀子》一書,也沒看見荀子把"忠"的對象放寬到對一切人上的論說。單就其《臣道》篇而言,這篇專講為臣之道如何如何,言"忠"只及于君王。《荀子·臣道篇》:"從命而利君謂之順;逆命而利君謂之忠;敬而不順者,不忠也。"荀子談忠,旨在說"忠臣",說臣應如何忠于君……

         行文止此,我們不難發現一個問題。那便是忠的對象問題,這恐怕也便是人們對忠的誤解其癥結所在。

    千百年來,在所謂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邪說流傳下,人們多以為"忠"只是臣對于君而言,大不足取。但實際上,追本溯源,我們便知道孔孟所說的"忠",并不是單指臣對君忠,更不是無原則的臣對君忠。

    忠,于今而言,既不拘于時空,也不拘于地域,推之古今而公行,放之四海而皆然。暫不論孔孟的這一正確的"忠"是可以照搬不誤,即便是董子所謂的"忠"也可以拿來用,只是在忠的“對象”上略加改動便是。孫中山先生便曾說:"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我們在民國之內,照道理上說,還是要盡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國,忠于民,要為四萬萬人去效忠。為四萬萬人效忠,比較為一人效忠要高尚得多。"(《孫中山選集》)顯然,嚴格來說,孫中山先生這段話中"古時所講的‘忠',是忠于皇帝"這句是籠統而有誤的。但把忠的對象轉化為為國為民,則所言甚是。

    我們對于傳統美德都應古為今用,并進行現代注解。于忠而言,亦復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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