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十年（公元433年）謝靈運因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繼而被捕，隨后即以欲行謀反之罪在廣州被殺。后之學者多為靈運之死鳴不平。然元嘉七年，靈運即被會稽太守孟顗上表告發有“異志”；靈運被誅三年后，劉義康矯詔誅檀道濟時又稱：“謝靈運志兇辭丑，不臣顯著。”顯然，這才是謝靈運真正的罪名。惜乎《宋書》語焉不詳，今為一一考證之。
許嵩《建康實錄》卷十二：
靈運之居也，雅不治職。前是，臨川內史司馬協少子來投義，故靈運舍諸正寢為居，始如酣笑，久而不止，非隱其事，諷主者以黷貨劾焉。江州部從事收錄運，乃徙廣州，敕于南海行刑。
司馬協其人《晉書》及“南朝五史”等書均不見載。《俄藏敦煌文獻》第四冊Ф242《文選》殘卷靈運《述祖德》詩所存唐人注云：靈運“于臨川取晉之疏從弟子養之，意欲興晉。后事發，徙居廣州。”以此與《建康實錄》相印證，知司馬協當為前朝東晉宗室。盡管我們不清楚這位復娃司馬的晉室“疏縱弟子”前來投義的具體含義是否就是“意欲興晉”，但這很容易被執政者理解成公然的示威和反抗，因此導致“以黷貨劾焉”的結果。“黷貨”以及上所云“游放”都不過是托詞而已。靈運在臨川的遭遇不是孤立的，是這一系列相關事件的延續，也是一場極為敏感而又錯綜復雜的政治斗爭的必然結果。
明乎此，亦可判別靈運《臨川被收》詩等作品的真偽。或以為本詩與靈運的思想和政治態度不符，風格淺露，系當事者的偽造。學界持此說者不在少數。假如我們了解靈運被劾的真相，就會理解本詩所抒發的情緒了。盡管靈運本無意盡忠司馬氏，但在被彈劾的過程中，他們的角色卻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他“被認定”與前朝保持著不正當的關系。因此，其立場也就不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了：既然作了劉宋朝廷十馀年的官還被漢成了不可信任的前朝外人，還有什么理由阻擋他在把自己的情感轉回到東晉王朝上來呢？也即是說，謝靈運的“忠義”是特定環境逼出來的！他的《臨終》詩絕口不提自己多年事宋的經歷，反而深情地追憶被自己久已遺忘的東晉王朝，這使他臨刑前胸中充滿了悲劇英雄式的高尚情感。詩人是在以他特有的想象力獲取從容就義者才有的那份慷慨和激越，以此克服內心的恐懼。至于說“風格淺露”，此詩乃詠懷之作，激奮之下水擇辭而出，符合其沖動而易失控的個性，自與其山水詩風格有別。
《宋書》本傳載趙欽云：“同村薛道雙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盾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于三江口篡取謝。”靈運以此棄市廣州，時為元嘉十年。由于人們誤把“去九月”理解成了去年九月，故使靈運最后兩年的行跡多有舛誤混亂處。其實靈運元嘉九年絕不曾離開臨川。“去九月”的去字并不專指去年。靈運《自理表》：“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以稽太守臣
二十七日疏。”去月，即指上一個月。以此類推，則“去九月”實即上個月是九月的意思。如此，知靈運之被收當在元嘉十年八月前后。同樣，既云“去九月”欲劫靈運，則此時已是十月，其被斬又當在這之后。清康熙年間吳乘權編《綱鑒易知錄》，系靈運之誅于元嘉十年十一月，惜未有論證。但其結論與本言語上述推理相吻合。
承建安文學思潮之緒馀，抒情于人生之意義，其地位空前上升。降及南朝，曹植輩還顧及的“禮防”更徹底崩塌了，對此應視作南朝士人抒情的新特點，兩漢以來圖精養生觀在南朝出現斷裂，這是地域文化差異使然，而此種差異自然要落實到文學創作主體來考察。
五、與圖精養生觀徹底決裂文化背景下的南人之抒情。
這歸根到底應從南士儒家經學貧瘠來找原因。南人在文壇凱起，非在深厚的經學氛圍中生長的南人，其人生觀、人格及生活情趣都表現出與北人不同的特點，情感恣肆，標新立異，更接近于自然本真的生命狀態。南朝文學的“抒情”，正是在這樣新的文化學術背景下展開。
沈約是南人文學開風氣的人物。蕭綱的文學主張也可一言以蔽之，曰：突出文學之抒情本體；是宣泄性的，無所顧忌的，他與圖精說完全不同；他是憑藉宣泄，以重建心理平衡，并達到各種情感的滿足。梁元帝蕭繹文學觀與蕭觀大致相同，圖精之禁忌，至此一變而成為內心之享受。蕭子顯講“委自在機”與“獨中胸懷”，抒情便成為文學真生命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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