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比興》專篇論述比興，將原屬《詩三百》之學的“六義”專門問題，向具有普遍應(yīng)用意義的文學層面轉(zhuǎn)化。比興一辭自此發(fā)展成文學的重要概念。而有關(guān)的問題，隨著時間而愈加細致精密，人各人殊。追原劉勰立義的根本，較之評第后世諸家解說的高下，更能把握《文心雕龍》的原意。
劉勰總結(jié)文學發(fā)展的經(jīng)驗，于“情采”分述三文學階段，一是為情造文，二是為文造情，三是真宰弗存。《詩三百》是為情造文的代表，而為情造文亦為一切文體的根本法式。兩漢辭賦則為文造情，等而下之。最劣的是晉宋以來連造情也沒有的真宰弗存。此下劣文風不勞詳說。周秦兩秦兩漢是注目所在。討論“比興”旨要，首先要點示劉勰宏覽往史的情采觀，因兩者理論關(guān)系血肉勾連，十分密切。
“比興”于比之一義，筆墨較多；劉勰歸納漢晉辭賦的表現(xiàn)手法，認為辭賦“比體云構(gòu)”，賦家之用比，成為特色；總結(jié)用比之法有四，即喻聲、方貌、擬心、譬事，這些用例全可在《詩三百》中尋出端倪。劉勰批評賦家用比太過，是“習小棄大”，“忘乎興”；只懂得從《詩三百》取效比法，而忽略了至重要的興法。因此，比興雖然同歸六義而連書，但輕重有別，兩者地位不相同。辭賦家之不逮《詩三百》作者，就是專用比法，所謂為文造情，取義就在于比興的置例本末的選擇。論述比的文字雖多，卻不是關(guān)懷所在。
《詩三百》樹立為情造文的文體典范，關(guān)鍵在“興”的運用。情在文體中的地位，劉勰向為重視，于興義，亦在情字下筆，強調(diào)“起情”，而用法特點在“依微以擬議”、“環(huán)譬以托諷”。這些理解，若以修辭格的“暗喻”或文學理論的“形象思維”來詮釋，并未可盡底蘊所在。追本劉勰興義的詮解依據(jù)，有可能更接近原意。
漢代傳《詩》大家之中，只有《毛詩》標示興，所以劉勰說“毛公述《傳》，獨標興體”，這是《毛詩》一家之言，在漢代不成主流；迨東漢鄭玄《毛詩箋》流行，興才受到重視。魏晉南北朝文論家如摯虞、鐘嶸、劉勰重視興義，并各自為興立義推衍，可說直接受鄭玄《毛詩箋》的影響。
綜覽《毛傳》，標示興體的詩凡一百一十五首，除了兩首，一百一十二首都在首章起筆處標出“興也”。毛傳未解釋其含義，但歸納句子特點，絕大部份都為詩人身旁細微聲色物象等自然界事物。劉勰所以說“依微”、“稱名也小”，這是總結(jié)《毛傳》標興的詩句得來的。另一方面，大凡興句，《毛傳》大多說明取義，有時是詩歌的時代本事，有些屬于義理。而《鄭箋》對《毛詩》興句，一律以“喻”字開頭，然后解說所涵事義，以興為喻，是鄭玄《箋》的特點。劉勰說“興之托諭，婉而成章”本鄭玄《箋》立說。后世以“喻”說比興，亦緣此發(fā)揮。毛鄭的興義，在詮釋詩句體現(xiàn)出來，都是從詩人主觀取義上闡釋詩句，不涉文字所及的物象，所以劉勰說“關(guān)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于夷禽；德貴其別，不嫌于摯鳥，明而未融，故發(fā)注而后見也。”這說明興句取義，而毛鄭之箋注功在說清楚取義所在。鄭《箋》用“喻”釋興句的取義，喻字有曉之意，即說明的意思；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感情看待同一事物，引發(fā)的感受完全不一樣，這是毛鄭興喻的本旨。《毛詩》興句此類現(xiàn)象比比皆是，所以劉勰說“興則環(huán)譬以托諷”，環(huán)譬是從詩人感情不同的角度說的。因此，《文心•比興》基本上伸說《毛傳》、《鄭箋》，劉勰所說的興，指詩人本著某種感情，以身旁景物觸引起對某種事義的感受。這是“為情造文”的具體內(nèi)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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