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由使知”和“可道不可強”
錢 遜
郭店楚簡《尊德義》篇“民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民可道也，不可強也。”一段，因其與《論語》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相近而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人們希望通過對這句話的解讀來解決對
《論語》那句話理解上的長期爭端，提出了一些意見，其中龐樸先生提出的意見頗具啟發性：
“爭論了若干年的‘使由使知’題，其實關鍵原來不在‘可’與‘不可’上，不在后人所理解的能不
能或該不該上；而在于，治民者以身教還是以言教，在于‘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為恒。’（《成之聞
之》）在于‘正其身，然后正世’（《唐虞之道》）。”1
他跳出了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能不能”和“該不該”，提出了一條新的思路。他指出治民之道應是以
“身教”而不是以“言教”，以“身教”來解釋“民可使道之”的“道”，是有一定根據的。身教重于
言教，確是孔子的基本思想，楚簡也多處論及。但這一解釋似也還有未盡善之處。問題在于簡文的后半
句“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說身教是“道”是可通的，而說言教就是“強”，就顯得牽強了。
楚簡和《論語》的文字，有兩處不同。一是《論語》的“民可使由之”簡文作“民可使道之”；二是簡
文多了“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一句。為了便于討論，我們不妨暫時把簡文與《論語》分開，先單
獨地看一下簡文的意思。
簡文后半部分“民可道也，而不可強也。”應該說意思十分清楚明白，“道”是引導，“強”是強迫，
“可道不可強”就是說可以引導而不可以強迫。其實也就是孔子“為政以德”的基本精神。孔子說：“道
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2“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
“道”；“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就是“強”。這個“道”還是“強”？依靠德教還是依靠刑政的問
題，是春秋戰國時期儒法兩條治國路線爭論的核心問題。簡文在這里說的就是這個問題，似乎不需另加
什么說明就很清楚。這一思想，楚簡其它篇也有表現。如《成之聞之》篇說；“民可敬道也，而不可□
也；可御也，而不可牽也。”“可御不可牽”與“可道不可強”應是同義。簡文又說到治民要遵循“人
之道”，要以“人道”為先。這個“人之道”和“人道”，從孔子和儒家的基本思想來看，應該說首先
是指孔子所提倡的“仁道”：遵循人之道，首先就是要“為政以德”，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就“道之以德”來說，孔子重身教，強調“茍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要求當政者“帥以正”。簡文中也有多處談到這一思想。
從此看來，身教是道之以德的重要方面，或可說是關鍵的方面。以身教釋“道（導）”是可通的。但身
教并非“道（導）”的全部，更不是“道（治國之道）”的全部。首先，身教有其內容。“季康子問政
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身教最重要的就是以己身之德影響百姓，而不是簡單的身先士卒之
類；這也就是孔子強調“帥以正”，“正其身”的內容和意義。所以，身教與言教的問題，只是道之以
德的方法問題，比之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還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來說，只是第二位的問題；
離開以德禮治國還是以刑政治國的基本問題，言教身教的問題也就失去了靈魂。其次，就方法而言，孔
子也并不否定言教。“孔子以詩書禮樂教”2，“子以四教：文、行、忠、信。”3詩書禮樂、文獻的教
育，是孔子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就為政來說，孔子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4又說：“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5可見言教也為孔子所重
視，也是孔子治國之道的重要方面。楚簡有“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命，而從其所行”6，意思與“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此處的“命”、“令”，應是“命令”之意，不單是言教
之意；命與令是依靠刑政要百姓由之、行之，所以只靠命、令就是“強”，而以言教釋“強”則不可通。
簡文的后句與《論語》基本相同。只是《論語》的“民可使由之”簡文作“民可使道之”。
簡文出，
人們以前句之“道”與后句的“道”為同義，并以“道之”釋“由之”，認為“由之”亦即“道之”、
引導之意。7也有的進一步說，“道之”是從治人者的角度為言，而“由之”則以治于人者為主體；“‘道
之’意味著，有個客觀的‘道’存在著；仿于道而行，是為‘道之’。”8其實，“民可使由之”也好，
“民可使道之”也好，說得都很明確，主體是指“民”，不是治人者。如果以治人者為主體，以“道”
為“引導”義，則“道之”應是主動語態；從語法來說，“使道之”似不可通。所以，簡文前句“民可
使道之”與后句“民可道也”這的兩個“道”字，似應做不同的解釋。后句“道”字作引導講，前句的
“道”則不可作引導講。“道”與“由”相通，是對的；但不是以“道”釋“由”，把“由”解釋為引
導；而應是以“由”釋“道”，“民可使道之”就是“民可使由之”，就是可以使百姓順道而行。
這樣，簡文可以作這樣的解釋：兩句話包含“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和“可道不可強”兩層意思。前
句“可使道之不可使知之”是就“民”來說，意思與《論語》“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對百姓
可以使他們順道而行（照著去做），卻不可能使他們懂得（為什么這樣做的道理）。后句“可道不可強”
是就治國治民來說，意思是只能依靠德治教化，不能依靠刑政強制。這是孔子和儒家治國思想的基本精
神。兩層意思相互聯系，但并不相同。既說“可道不可強”，又說“不可使知之”是否矛盾呢？并不。
楚簡《成之聞之》篇又說；“民……可御也，而不可牽也。”“可御”與“可道”同義。御，使馬也。
御與牽不同，御之有道。御與牽對舉，御是御者依御之之道而行，使受御使者順道而行之意；在御者來
說是要循道而行，對受御使者來說，就是“使由之”。而牽則是強迫之意。就御者來說，御、道與牽、
強是對立的；對受御使者來說，御、道與牽、強是一樣的，都是要求他由之，并不要求知之。
這樣解釋，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說明。
一個問題是關于愚民思想。有人會說，這樣，豈不又回到了“愚民思想”的老路上去？我以為，不必
諱言其愚民思想的性質。對于一個生活在古代等級制社會里，一心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等級秩序的人來說，這是極其自然的；如果說這樣的人能完全擺脫愚民思想，倒是奇怪的。事實上，古
代早期對這句話的解釋，“盡管有應該不應該還是能夠不能夠之別，其為愚民主義，則是共同的、不加
掩飾的。”1這正說明，這樣的思想在當時是反映了當時社會關系的現實，因而被看做是天經地義的、
自然的。對這樣的解釋提出懷疑，是近代以來的事。在近代社會從等級制度和專制制度向民主制度轉變
的過程中，人們接受了近代的民主思想，開始對愚民思想持批判態度，覺得有愚民思想是一種恥辱。于
是有人以為，說孔老夫子有愚民思想有損于圣人的形象，對傳統的解釋提出了異議。所以，問題的關鍵
確實不在應該不應該和能夠不能夠，真正的關鍵是在于孔子這段話是否反映了他的愚民思想。提出這個
問題是自然的，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和時代精神的進步；但為孔子洗刷愚民思想的名聲卻是不必要的。我
們需要站在新的時代的高度來理解和詮釋古代經典，卻不應該把今天的思想加之于古人，拔高古人。我
們需要充分認識和肯定優秀的傳統文化，總結繼承歷史文化遺產，卻不應該把古人和古代經典看作完美
無缺、不能批評的。即使我們承認孔子思想中有諸如愚民思想之類的糟粕，也絲毫無損于孔子作為偉大
思想家的光輝形象。
另一個問題是關于楚簡與《論語》的關系問題。在對《尊德義》這段文字的解讀上，似乎有一個被默
認的前提，就是認為簡文與《論語》是一致的，是對《論語》相應文字的說明，所以研究的注意力就集
中在如何用簡文來解釋《論語》上。這可能是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是以《論語》為最重要的經典，依據《論
語》來研究孔子思想，習慣于從《論語》出發來思考問題的緣故。然而也正因為這樣，卻可能造成研究
中的某種誤區。從我們上面對《尊德義》的這段簡文的分析看，簡文后句不是對前句的解釋，而是有其
獨立的意義；簡文也不只是對《論語》那句話的另一種表述。而我們對簡文的獨立含義沒有給以足夠的
注意，或許就與我們有有意無意地是從前述默認的前提出發有關。因此，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把簡文當
作獨立的材料，就簡文本身研究、弄清其本身的含義，是值得注意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楚簡與《論語》二者成書先后早晚問題，何者在前？何者在后？與此聯系，二者誰更
接近于孔子的原始思想？楚簡的儒學部分反映了孔孟之間的儒學思想，是沒有疑義的。但楚簡與《論語》
的關系則還不清楚。初步的研究表明，楚簡中有若干篇章、若干思想不見于傳世儒家經典，其中一部分
是記錄了孔子的思想；許多人還認為，楚簡的一些思想更能表現原始儒家的精神。這樣，楚簡的成書年
代是早于《論語》還是晚于《論語》，也是一個可以注意的問題。從楚簡關于孔子思想的材料許多不見
于《論語》，且有一些思想更接近于原始儒家思想這兩點來看，似乎楚簡應比《論語》成書更早些，而
《論語》則是較晚時候人們編纂的關于孔子思想的一個選本。如果這個推斷可以成立，那么我們研究的
重點就不是如何利用簡文來理解《論語》，而是更應該研究二者的不同，和這種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儒學
思想的發展。而如果假定《論語》成書在前，那么在“使由使知”問題上可以把簡文看作對《論語》相
應文字的解釋或發揮，從簡文找到理解《論語》的鑰匙。即使如此，也還是需要注意二者的不同和這種
不同所反映出來的儒學思想的發展。
2000/1/20初稿
2000/1/22修改
1 龐樸：《“使由使知”解》，《文史知識》1999年第9期。
2 《論語·為政》
1 《論語·顏淵》
2 《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
3 《論語·述而》
4 《論語·為政》
5 《論語·陽貨》
6 《郭店楚墓竹簡·尊德義》，并見《緇衣》
7
廖名春：《荊門郭店楚簡與先秦儒學》，《郭店楚簡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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