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與宋詩、宋詞一樣，標志著有宋一代文學創作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在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獨占其六，可見宋文地位之重要。可是，長期以來，宋文研究與宋代詩詞研究相比，顯得相對薄弱。1997年至1999年，經過學人們的努力，在宋文這一比較寂寞的研究領域中仍涌現了許多可貴的成果。
一、作家與作品研究
在這一方面，對宋文六大家及其作品的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據了較大的份額，歐、蘇兩家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如莫礪鋒《論歐陽修的人格與其文學業績的關系》（《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著重探討歐公人格與文風的關系，認為歐陽修在道德情操和學術修養兩方面具有鮮明的人格特征，并指出歐陽修的文學創作成就及領導北宋詩文革新，都與其人格有著深刻的內在聯系。首先，歐陽修對于文學家人格建樹的重要性有深刻的理解，其次，他還在創作中充分發揮了其人格優勢，把政治激情和人格魅力充分體現在作品中，從而成功地實現了作家人格向作品風格的轉變。朱熹說："歐陽公作字如其為人，外若優游，內實剛健。"而"內實剛健"正是對歐文所蘊含的人格光輝的深刻認識。對宋文文本的研究也始終是大家所關注的問題，繆向勇《論歐陽修散文的語言美》（《江西教育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認為歐陽修散文語言美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委婉含蓄，一唱三嘆，具有神韻美。歐陽修擅長于運用一唱三嘆、委婉含蓄的語言形式，以烘托渲染出特定的氛圍，透露和引發出自己美好的情懷，使他的散文語言呈現出情韻動人的特色。二是質樸生動、純真自然，具有樸素美。樸而不俗，淡而見巧，往往造語平淡，卻能光彩照人。三是句式多樣，靈活多變，具有錯綜美。歐文句式散整交錯、長短結合、奇偶相配，不呆板，不凝滯，富有變化。四是探索人生，傾吐詩情，具有哲理美。在哲理光輝的折射下，我們看到既有對歷史教訓的總結，也有對社會現實的感慨。這四方面結合起來使得歐文的語言顯示出獨特的美感。徐姝《論蘇軾散文中的比喻》（《南京社會科學》1998年第6期）則從比喻這一修辭手法入手，來探討蘇軾散文的風格，指出蘇軾把詩性思維方式運用到散文創作中，大量地運用比喻來論事談理。文章從蘇文的比喻方式、蘇文的比喻效果、比喻特點與文章風格、比喻與時代風格四個方面探討了蘇文中的比喻。趙仁珪《蘇軾散文中的禪》（《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一文討論的是蘇文與禪宗的關系，認為蘇軾于佛教雖為"泛宗派"者，但對禪宗情有獨鐘。其表現有二：一是對偽禪學的批判，對真禪學的堅持；二是能從中提煉靜而達的哲學精髓，取其實用、重人情及富有辯證的思維方式。這些思想必然影響于蘇軾散文，其表現有三：一是蘇軾很多論文的主張都直接來自禪宗；二是能將禪宗的某些思維方式及表述手法，如比喻、話頭、典故、術語、辯證法等巧妙自如地引用到各類文章中去；三是掃除一切外在痕跡，將禪理禪趣圓融無礙地化入到文章中去，這一特點在蘇軾的小品文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有些研究者還注意到古文家之間的承繼關系，曾子魯《簡述蘇軾對韓歐古文成就的繼承與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2期）認為蘇軾對韓、歐古文的開拓與發展，從理論來看，在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上，提倡"文以盡意"、"有道有藝"，更重視"文"的作用；在現實生活與創作的關系上，強調"不吐不快"、"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在創作手法與風格上，要求"隨物賦形"、"姿態橫生"，做到多樣化與個性化的統一。從實踐來看，超凡入化的神韻，磅礴雄偉的氣勢，直率真摯的感情，構成蘇文的獨特風貌；而于圓活流轉之中，呈現出一種創新求奇的銳氣和錯綜變化的美感，則是蘇文在韓、歐文基礎上有所發展而形成的一大特色。孫蘭廷《論歐陽修對蘇軾散文的影響》（《內蒙古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認為歐陽修對蘇軾散文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文論觀，直言敢諫、不避禍福的人格力量以及樂民所樂的曠達情懷在蘇文中的體現。從他們師生指斥時弊的政論文及描寫山川、清風、明月的文賦，都可見這種影響關系。
對歐、蘇之外宋文諸大家創作的研究，在這三年中也有較大進展。如曾鞏研究，畢庶春《試論曾鞏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論其儒術、文詞、文風的統一》（《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第5期）認為曾文將儒術、文詞、文風三者融合為一體。為了研究其融合的過程，必須考察其思想的衍變及不同時期的思想風貌。文章將曾鞏一生苦讀能文、坎坷不售、校書史館、輾轉州郡、回朝任職幾個時期，結合宋、元、明、清諸家評論，論證曾文具有含而不露、質而不俚、淡而實腴、怨而不怒的特點。這四個特點相結合，恰好形成了曾文的中和之美。又如歷來都較為薄弱的蘇洵散文研究方面，韓俐華、魏福惠《蘇洵散文藝術論》（《社會科學輯刊》1998年第2期）認為蘇洵散文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格調高古，論說周詳而析理精微；二、氣勢磅礴，明爽駿快而踔厲風發；三、意繁枝茂，開闔抑揚而結構謹嚴；四、妙喻連篇，窮情盡變而義理幽深。沈惠樂《有王佐之才，存戰國遺風――論蘇洵的散文》（《上海教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2期）認為蘇洵試圖用他的文章來療救社會，其中所反映的政治觀點、軍事思想，均能切中時弊，內容上則通權達變，不持一端，風格上老辣縱橫，雄辯滔滔，頗有戰國縱橫家遺風。作者認為蘇洵從《戰國策》中尋找思想武器并不為過，因為單一的儒家思想已不能挽救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理應打開思路，廣采博納各種學派的思想。而形象生動，絢爛多彩的《戰國策》文章又滋養了蘇洵，使他的散文有別于歐陽修的雍容委婉、曾鞏的纖徐曲折、王安石的剛勁峭刻，而以老辣縱橫的風格獨樹一幟于北宋文壇。在王安石研究方面，沈松勤《王安石與新黨作家群》（《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1期）注重探討王氏與周圍群體的關系，很有眼光。該文認為，王安石與新黨是一個政治集團，也是一個作家群，他們同時以政事和文學為立身之業，既有相同的政治觀點，又有共同的文學主張，追求文學的經術根底，"務為有補于世"，但他們并沒停留于自身的創作實踐，而是以科舉為中介，將文學納入經術之中，成了其政治主張和實踐的組成部分，因而阻礙了文學自身規律的運行，侵蝕了文學的自主性和多樣性，在北宋文學史上產生了嚴重的負面效應，給后世文壇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年中，宋文研究中重大家而輕小家，重北宋而輕南宋的傾向有了可喜的改觀。向來不以散文著稱的宋代詩人、詞人，甚至理學家，都被納入宋文研究的視野。吳蓓《論秦觀策論》（《浙江學刊》1997年第5期）研究了詞人秦觀數量極為可觀的策論，認為這些文章充分展示了其經世濟時的抱負和才能。秦觀在文中縱論國家形勢，對政治、經濟、法律、軍事、人才等一系列重大的問題都提出了重要見解，充滿熾熱的現實感和積極用世的精神。他評價歷史人物，顯示出獨具的史識和過人的眼光。其文具有豪雋慷慨，能言善辯，簡潔暢快的風格。吳小英《陸游散文簡論》（《杭州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認為南宋大文學家陸游文名為詩名所掩，長期以來不被重視。該文對陸游散文作了初步探討。先從體裁角度對陸文進行分類，概述其創作成果。再著眼于陸文的精神內核，揭示出其兩大文化品格：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濟世精神，鮮明的文化認同心理。最后將陸游散文與曾鞏散文進行比較，以透視其藝術魅力。兩宋理學家向來輕視文學，他們的散文又呈現出怎樣的面貌呢？馬茂軍《北宋理學詩派詩文創作述論》（《新疆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一文對柳開、石介及北宋五子的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的具體分析，較為全面地探討北宋道學與文學的關系。文章先分析了柳開、石介的古文理論和創作，認為柳開、石介等道學先驅首先具有提倡古文，廓清浮靡文風之功，但道學家的重道輕文給他們的古文創作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在創作上走入怪奇澀僻的歧途。因此，道學先驅們于宋初古文運動可謂功過各半。關于北宋五子的古文創作，作者認為其文大有可觀。周敦頤作有《太極圖說》和《通書》，邵雍有《皇極經世》、張載有《正蒙》、二程有《二程遺書》，風格平淡典要，其風格與宋文的平易吻合，而實為其中最深美之部分。周敦頤文筆平淡典雅，他力求以最簡潔的語言表達最深刻的思想，每一個字都出于深思熟慮，反復揣摩，力求凝煉、精到。受象數學的影響，邵雍的文風表現為整齊繁疊。張載文章則有一種上天入地，大氣磅礴的特點。二程語錄體著作仿效《論語》，是平時講道的文字，非常口語化，可以看出作者"醇厚溫粹"的氣象。姜美《試論陸象山的散文風格及其影響》（《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第6期）認為南宋理學家陸九淵既發揮自己的心學理論，又接受韓愈的文道合一、以道為主的"載道"思想。把"道"與"藝"結合起來，創作出獨具特色的精美散文。其文既表現了宋文"自然平易，流暢婉轉"的特點，又形成"不琢奇巧，正大純粹"的獨特風格，在中國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響了自南宋以后的諸多散文派別和散文大家。這類對于詩人、詞人和理學家散文的研究在宋文研究中具有填補空白的意義。雖然其中的若干觀點尚有很大的討論余地，但研究者們篳路藍縷的功績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二、宏觀研究、文論研究與文獻考證
隨著學術界對宋文研究的日益深入，一些宏觀的問題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如在文體史上，文賦為宋代士大夫所獨創，具有重要地位和深遠的影響，因此也引起人們較多的關注。曾棗莊《論宋賦諸體》（《陰山學刊》1999年第1期）認為歷代賦各有其特點，宋賦未必就遜于西漢、魏晉、隋唐。宋賦諸體（騷體賦、漢大賦、駢賦、律賦、文賦）皆備，且力求革新，不肯蹈襲前人。賦的題材較前代更為廣泛，作家們好在賦中發議論，往往以文為賦，使賦的語言散文化，由艱深華麗而變為平易流暢，追求理趣。何國棟《蘇軾賦的散體特征及其形成》（《蘭州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認為蘇軾在吸收前人創作經驗的同時，用寫散文的手法寫賦，完成了由辭賦向散文賦的轉變，使賦體文學呈現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蘇軾的散體賦特征在于散句增多、句式多變和筆法自如，這不僅體現出蘇軾的創造精神、美學趣味、文學主張，而且體現出文學發展的自身規律。又如"太學體"，在北宋曾盛極一時，也是古文革新的主要目標。但長期以來，由于文獻材料稀少等原因，對"太學體"的研究還比較薄弱，祝尚書《北宋"太學體"新論》（《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一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了太學建立之前的文體狀況、早于歐陽修的張方平與"太學體"的斗爭等問題，認為"太學體"是由景祐"變體"發展而來的，是"變體"的官方化，反映慶歷年間浮躁的急功近利的社會風氣。
在散文史研究上，朱迎平《宋文發展整體觀及南宋散文評價》（《復旦學報》1998年第4期）認為總體風格特征與唐文相異的宋代散文，其發展從北宋到南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不應將其截然割裂為南北兩段。如果立足于宋文發展的整體觀來考察南宋散文，其成就還是不可低估。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南宋散文繼承并鞏固了北宋大家奠定的宋文優良傳統，并使之發揚光大，始終占據著文壇的統治地位；二、南宋散文在北宋散文成就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所開拓，表現出新的面貌與特征；三、從創作實績看，南宋散文從數量到質量都不容忽視。因此，在中國散文史上，南宋決不是散文發展處于低潮，作家作品沉寂的蕭條時期，而是從創作到理論都十分活躍的相當繁盛的一個階段。這篇文章提醒我們，南宋散文是宋文歷史發展中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應當予以高度重視。
北宋的古文運動是與儒學復興交織在一起的，作家們在進行散文創作的同時，大都具有鮮明的文論主張，這些主張既體現了宋人對文道關系等理論問題的深入思考，又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散文創作實踐，因此向來為研究者們所注意。在1997－1999三年中，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亦引人注目。這其中，探討歐陽修和"三蘇"文論思想又是一個熱點。祝尚書《重論歐陽修的文道觀》（《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認為學術界對歐陽修的古文理論評價不高，一直嫌其過于道學化，其實是對歐的誤讀。該文將歐陽修置于宋初文學思潮的大環境中加以考察，著重辨析歐陽修反對"誕者之道"的實質，就是要與宋初柳開、石介等人道學化的古文理論劃清界限。然后分析歐陽修所謂的"圣人之道"是指"古圣人"的社會實踐。因此，作者認為，他的古文理論與其說接近于道學家，還不如說"叛'道統'"更合乎實際。曾子魯《歐陽修"道勝文至"說論辨》（《江西社會科學》1998年第2期）一文認為，在歐氏文論中"道勝文至"是古文家思想、道德修養與古文創作關系的概括，"事信言文"是對古文內容與形式特征的概括，"切中時弊"、"窮者之言易工"是對古文家如何反映現實，以及作者處境與古文創作關系的概括，"其言易明而可行"、流暢自然是對古文風格與語言特色的概括。這些看法，構成了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理論體系，表現出與唐代古文運動理論同中有異的特點和自身的創新意識。寇養后《歐陽修古文理論中的道》（《煙臺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則認為：歐陽修古文理論中的道，是指以仁義為核心內容的儒家之道。但是，歐陽修的儒家之道又非陳舊抽象的儒家說教，而是賦予新鮮具體的時代內容，這表現在歐陽修之道既與反對佛老相聯系，又與社會現實相聯系。對"三蘇"文論，有總體性的研究，如周楚漢《蘇洵文章論》（《中國文學研究》1997年第3期）和《"文者氣之所形"：蘇轍文章論》（《中國文學研究》1998年第4期）兩文分別闡述了蘇氏父子的文論思想。論及蘇洵時，作者就認為其文論的核心是"風水相遭而為至文"的觀念，因此，他強調文章要"得乎吾心"，要"不得已而言之"，并出"文幾于道"。他認為文章如五谷可以療饑、如藥物可以治病，"猶工人之作器，見其形以知其用"，這又是"文章工具論"的雛形。他用"風水相遭"為喻解決了令陸機困惑不解的靈感的實質問題。他的思想傾向對蘇軾兄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黨圣元《蘇軾的文章理論體系及其美學特質》（《人文雜志》1998年第1期）提出蘇軾的文章創作理論系統主要由"立意"、"辭達"、"自然"三說構成，在蘇軾看來，文章的第一要義是先需"立意"，其"立意"說的著眼點并非在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方面，而是在強調文章的思想和情感的獨創性，兼有弘揚創作主體之個性特點和拓展文章表現的時、空境界之意。蘇軾之"意"，不同于"道"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它是個性化、情感化、審美化了的作者的思想境界，并受制于作者當下的境遇、精神狀態，具有極大的流動性，而非如"道"那樣是一種固定不變的思想范式。蘇軾的"辭達"說的基本命題是"辭"以"達意"，主要理論內涵是創建文學創作表現過程的美學原則，而并非僅僅停留在對"辭"的功用發表意見。"辭達"說的主旨是意在闡明傳達過程中的美學原則以及文本的獨立價值。又有階段性的研究，如白清、王啟和《論蘇軾早期散文的創作思想》（《西北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論述了蘇軾早期散文的創作思想，尤其對其散文中體現的保國安民的民本思想、貫通說以及反映生活真實的思想作了深入分析。當然，還有對重要理論命題的分析和研究，如孫民《關于蘇軾的"辭達"說》（《沈陽教育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認為"辭達"說是蘇軾后期提出的一個重要文論命題。"辭達"的說法源自孔子，但蘇軾卻作出了獨特的發揮。他認為"辭"之"達"決非易事。一難難在對"物理"、"物之妙"和"己意"認識不易；二難難在即使已有認識，但表達更為不易，非有高超的語言技巧不可。這一觀點是針對王安石科舉改革給文壇造成的弊端而提出來的。它有力地糾正了當時"千人一腔"粗陋文風，有效地保證了宋代散文的健康發展。蘇軾的古文理論有與蘇洵相似和繼承之處。
在對宋人文論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現了一些較新穎的視角。首先是不僅僅局限于作家這一個體。如羅立剛《論歐蘇文人集團對"文統"建設的貢獻》（《中國文學研究》1999年第3期）就著眼于整個歐蘇文人集團，來探討"文統"的形成。作者認為，在宋代文人"道統"觀的背后，強烈而鮮明的"文統"意識較"道統"更直接地影響著宋代文學，對宋代文學特質的形成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宋人"文統"觀形成和完善的過程中，以歐陽修、蘇軾為首的兩大文人集團所作出的貢獻是十分巨大的，前者主要表現在創建"文統"，使之擺脫"道統"的束縛，后者則使之進一步完善，并更關注"文統"的內部矛盾，使宋代文學批評形成了辨"體"分"派"重"法"的特色。其次是通過古文選本來認識文論。如張智華《南宋人所編古文選本與古文家的文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一文就從古文選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論的特殊形態。作者認為，呂祖謙編選《古文關鍵》，通過古文選本來闡發散文理論，這一作法開了風氣。在他的影響下，其弟子樓肪編《崇古文訣》，他的朋友陳亮編《歐陽文粹》和《蘇門六君子文粹》。之后，王霆震《古文集成》、湯漢《妙絕古今》、榭枋得《文章軌范》等古文選本相繼問世。他們以選本的形式傳播古文，同時也對唐宋古文運動從理論上加以總結，從而在南宋文論中形成一種特殊形態。再次是對理學家文論的研究。胡迎建《論陸九淵的文道觀及其文學創作》（《晉陽學刊
》1998年第1期）分析了陸九淵的古文理論。在文與道的關系上，陸認為學好了道，文也就自然學好了，韓愈把文與道的本末關系搞顛到了，所以一開始就錯了。道是充滿宇宙，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萬事萬物之理，理與心相貫通，理存乎吾心，滿心而發。道也包括人之性情。文在道中，道與文為一體，人能窮理則文亦充實。據文道合一的原則，陸氏還提出"藝即是道，道即是藝"。"藝"是寫作之類的本領，是因學道而長進的。"藝"如果離開了道，就會導致人欲燃熾。由此，他歸結為一個定律："文道為一體，有道則有文。文道若背馳，人欲必熾燃。"他的主張對提倡文質相稱即內容與形式一致，提倡真善美的一致，反對雕琢模擬之風有積極作用，但從不利方面看，將文統一到道的基點上來，強調末即是本，又勢必使人忽視對藝術的探索及對美的追求。
文獻考證是宋文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因為無論是對文學史上關鍵環節與關鍵問題的考證，還是對宋文文獻的整理、考訂、輯佚都是推動整個宋文研究發展的動力。如洪本健《歐陽修入主文壇在慶歷而非嘉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5期）一文就對歐陽修成為北宋文壇盟主的時間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文章援用大量文獻材料，證明歐陽修在慶歷時已主盟文壇，此后，他對政治活動的積極投入不斷提高著他的聲望，與朋輩后學的廣泛交流又繼續擴大著他的影響。他的成熟的散文作品的不斷涌現，充分顯示非凡的創作實力。沈杰《〈文章軌范〉簡論》（《四川師范學院學報》1998年第6期）則較全面地研究了《文章軌范》這一宋末謝枋得所編的文章總集。認為它對選文的評點公正合理，能抓住其主要的藝術特點，它開了宋代另一評點格式之先河，具有獨創性，在歷代都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它本身提供了研究編者思想的資料。在輯佚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王河《曾鞏佚著〈南豐雜識〉輯考》（《江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7期）一文。作者非但確定了宋人屢屢提及的《南豐雜記》、《南豐雜志》等應定名為《南豐雜識》，是曾鞏唯一一部文言小說類著作，而且還從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及《錦繡萬花谷》中輯出曾鞏佚文七篇。此文堪稱曾文輯佚的一個重要成果。
有關宋文的研究專著
近三年來，在宋文研究與文獻資料整理等方面都有不少有影響力的著作面世。王水照先生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突破以往的文史研究觀念和學術著作模式，以專題的方式組織全書框架。該書力避多年來在宋代文學研究領域內存在重北輕南、重詞輕詩輕文的偏失，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兩宋文學的概貌、特點、發展進程、歷史地位和影響。這部以專題方式寫成的通論，各部分既相對獨立又互為參證，著者以這種網狀結構代替以往該類著作"以時代為序、以作家為中心"的線狀結構，便于集中探討一些文學現象及其底蘊，從理論上總結帶有規律性的東西。例如關于宋代散文，該書各章節涉及，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和研究視角。如在"尊體與破體"一節中對以文為詩、以文為賦、以賦為文等問題的探討，從"尊"與"破"的角度對宋文中出現的新現象進行分析評價；《宋文流派繹述》一章，整體考察兩宋散文發展流程，對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獨到的見解；《宋文題材與體裁的繼承、改造與開拓創新》一章則從文體發展角度，從繼承與發展兩方面對宋代的幾種散文樣式給予歷史的、科學的評價。另外，該書對有關宋代散文論爭的敘述和梳理，對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獻的敘錄，也頗具學術價值。
群體研究在宋代文學研究中已成為一項熱點，沈松勤的《北宋文人與黨爭》(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就是在這一領域中引起學界重視的一部力作。該書從士人群體研究入手，揭示特定社會、政治環境下的文人、文學、文化的內在聯系。眾所周知，激化的新舊黨爭是北宋后期政治的主要表現形態。這場綿延數十年，觸及宋代社會敏感神經和士人靈魂的紛爭，是否直接影響宋代文學發展軌跡，前人很少作深入、全面的探討。黨爭對集官僚、學者、作家于一身的北宋文人產生怎樣的影響，黨爭與此期文學創作的關系等，理應是宋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課題。該書廣引資料，立論鮮明，在更廣闊的視野中，對上述課題做了較深入的探討，指出北宋士人創作主體、參政主體、學術主體的合一，形成了黨爭與文學創作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又決定了創作心態和創作價值、主題的取向，并隨著黨爭變化而變化。
朱剛的《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雖非專論宋代文學，但誠如著者所言，文章四大家之間以"道"相聯，"文學史上的古文運動，與哲學史上的儒學復古運動，實是一個運動的兩個方面，而以韓柳歐蘇四家為代表，圍繞著一個'文以載道'的歷史命題。"作者通過對大量材料的考察的論證，指出四大家講"文"與"道"的關系時，總是通過作家主體為其間中介的，"文以載道"一語中的"道"，并不是某種強加于文學的意識形態，而是一個作家自己的獨立見解，它不但不是枷鎖，而是作家自覺追求的精神境界。故"道"之為言，就其為人們思考的對象來說，是真善美的統一，而就其為人們思考的所得成果來說，則是指每個人的獨立見解。該書力圖證明，四大家在文學史上體現出來的某種"發展"，也將體現在哲學史、思想史上，他們在對"道"的內涵的闡釋的方面所取得的進展，也是他們在文學上取得進展的最直接的原因。
另外，1999年由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全國首屆歐陽修學術討論會文集――廬陵文章耀千古》收集了論文四十二篇，其中有不少是探討歐陽修散文創作與文論思想的，對宋文研究起了有益的推動作用。
在宋代文獻資料整理方面，四川大學祝尚書的《宋人別集敘錄》(中華書局1999年版)堪稱功德無量的大手筆。著者在參與編纂《全宋文》的過程中，考察全部宋人別集的版本源流，重點在清理各集全帙的版本體系，又尤其著力于祖本及重要傳本的研究。在可能的情況下，對各本優劣作了簡要述評。在對前哲今賢的序跋、書目、版本研究等有關成果汲取利用的基礎上，作出必要的考訂，斷以己意。該書資料完備翔實，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富有實用性，可謂是治宋代文學一部不可不備的工具書。該書雖然考察了五百數十家宋人別集，數千種版本，但考察對象浩繁而敘錄精簡得當，也為版本研究提供了線索和便利。
據悉，宋文總集《全宋文》的后五十冊也即將出版，另一大型總集《全宋筆記》已由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所開始著手編纂，這些總集的最終問世必將開創宋文研究的嶄新局面。
縱觀1997－1999年的宋文研究狀況，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一，重北宋輕南宋的情況雖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為宋文研究中的一種主要傾向。南宋散文研究在資料的發掘、史的梳理、理論的探討方面都大有文章可做，理應成為今后研究者關注的熱點。其二，宋文研究方法和觀念有待更新。怎樣拓展散文研究的視域，用現代的文學觀念來檢視宋文發展中出現的種種獨特現象與問題，這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其三，宋文與宋代詩詞關系研究方面，雖已出現了若干成果，但還是遠遠不夠的。著眼于打通文體的交叉研究應成為宋文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因此，宋文研究在未來必將會有更大的發展，而這有賴于學人們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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