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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話小說的地域性可以喚起受眾的親切感和現(xiàn)場感，并成為其歷史與文化價值的見證。西湖小說就是這樣一個創(chuàng)作群。所謂西湖小說，指的是產(chǎn)生于杭州，又以西湖為背景的小說。西湖小說的大量涌現(xiàn)，從一個側面昭示了古代小說的嬗變軌跡。同時，由于杭州獨特的城市個性，小說對它的描寫也反映出作家對城市生活認識的角度和程度，而這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演進過程中，也具有特殊意義。
本文首先分析了以城市為依托的地域性之形成與嬗變。北宋都城東京是地域性在白話小說中最早的體現(xiàn)。杭州在小說發(fā)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縱觀西湖小說的創(chuàng)作，宋代已形成規(guī)模，晚明達到高潮，到清康乾時期猶有可觀。清中葉后不再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現(xiàn)。這基本上與白話小說的發(fā)展趨勢是一致的，與杭州經(jīng)濟文化的特點及其發(fā)展也有關。此外，南京、蘇州、揚州等地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值得關注。至上海逐漸成為小說創(chuàng)作的中心，作為地域的小說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論文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湖小說的文化背景與文學基礎。杭州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交匯點，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西湖小說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西湖又有大量的地方文獻，為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許多素材。實際上，杭州濃郁的文化特點不只表現(xiàn)在書面文獻上，也是散布于街頭巷尾、流蕩在湖光山色間的一種傳統(tǒng)氛圍。小說家在選材時很自然地受了當?shù)匚幕尘暗挠绊憽２坏绱耍骱≌f的發(fā)展似乎又與西湖的興廢聯(lián)系在一起。而思想觀念的影響也很重要，總的來說，文人對城市面貌的關注很少有超過對人文景觀的關注。
論文第三部分具體討論了西湖小說的世俗性和文人性。杭州在中國古代城市的發(fā)展中具有突出的個性。一面是市列羅綺競豪奢的商業(yè)氣息，一面是山水煙霞、詩酒風流的文化氛圍。這雙重性格都體現(xiàn)到了小說中。
西湖小說世俗化的特點與城市生活密不可分。從題材上看，往往為市民所津津樂道；具體描寫中，也反映了當?shù)厝说纳钣^念、文化心理和風俗特點；方言的運用在西湖小說中非常普遍；最主要的當然是思想觀念中的趨俗。與此同時，西湖小說又帶有鮮明的文人色彩。從小說史的角度來看，西湖小說的世俗性似乎呈減弱的趨勢，而文人色彩卻不斷強化。這主要表現(xiàn)在對西湖山水風景的頌揚，成為有關作品共同的傾向；而歷史題材也更受重視，小說家熱衷描寫與杭州有關的歷史人物；藝術方面，小說專集往往有統(tǒng)一的構思，作品間存在著內(nèi)在的思想與藝術聯(lián)系；作家的主體性更為鮮明；不少作品情節(jié)淡化，結構也比較松散。
在西湖小說中，世俗性與文人性并不是矛盾的。這同樣與杭州的城市個性分不開。杭州繁榮的城市與西湖的自然風光相互襯托和補充，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的對立，小說家因而避免了在城市與山林中艱難取舍的尷尬。但這也使得本來源于市井的通俗小說逐漸淡化了其自身的特點，城市的本性未被充分揭示出來。
論文第四部分探討了西湖作為小說的場景的敘事意義。中國古代小說家總是利用故事發(fā)生的“實際場所”作為情節(jié)展開的舞臺，真實的場景與虛構的故事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邏輯關系。實際上，場景有時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體現(xiàn)。例如以東京為大背景的話本常見的場景樊樓、燈市、相國寺、金明池等，市井色彩非常鮮明。宋元話本中的“西湖小說”也頗有一些是以市井社會作為故事場景的。但后來，西湖更多的成為小說家衷愛的場景，隱約表現(xiàn)出不同的觀念意識。
從小說的敘述上看，場景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比如不少作品即以清明郊游作為情節(jié)的開端，在幾近俗套的場景中，男子的艷遇得以順勢展開。與此相類似，寺廟也是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一個場景，而由于寺廟本身的象征性，它作為場景的意義主要被用來收束情節(jié)。雖然場景是客觀的存在，但作為小說形象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帶有主觀性。小說家也往往能將場景能動化，調(diào)動其內(nèi)在的文化內(nèi)涵，使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義或與整個形象世界的意義相吻合。
總之，沒有任何城市像杭州那樣，在中國小說中得到了如此全面、持久和鮮明地表現(xiàn)。但杭州豐厚的文化積淀和優(yōu)美的自然景觀，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杭州市井的世俗氣息，并遮蔽了小說家審視城市社會新動向的眼光。在西湖小說中雖然也能看到城市生活特有的情景，但它們幾乎是與其他描寫毫無差異地自然呈現(xiàn)出來的。城市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社會實體在中國小說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還是從晚清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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