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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
楊念群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民間醫療空間的分布十分零散，并沒有系統的制度化體系，西醫的進入方式主要是靠傳教士治療上層士大夫而獲得局部的承認。但這種滲透基本上對民間的日常生活沒有什么影響。而自從美國人伯駕（parker）在廣州開設醫院以來，西方的一套現代醫學的空間制度開始強行切入中國基層社區，并逐步影響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狀態和節奏，特別是影響到了中國人對自身生活區域與外界關系的看法，從此中國人如果要想正常地生活，就必須不斷地調整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重新劃定和想象這種空間的邊界。因此，研究西醫進入中國的過程，就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一個單純的醫療現象，而是“社區史”研究的對象。
本文透過清代普通民眾對“采生折割”現象的想象和官府對這一現象的處理，以及在處理清末教案中對這一想象的移植，來探討近代中國人在西方觀念的影響下對空間想象的變化過程。“采生折割”是清代發生在民間的一種通過殘損人的身體的一部分，以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的行為，這種行為類似于巫術，所以一直為官方所嚴禁，《大清律例》中就設有多條律令處罰“采生折割”的行為，“采生折割”同樣也為社區所不容。其中一個現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近代教案的發生往往出現把教堂和醫院一起焚燒的現象，因為傳教士來華傳教，往往會在教堂旁附設醫院，而教堂作為一個封閉的陌生空間嵌入社區后，會引起中國人對其空間內涵的排斥性想象。比如中國人就會把教堂和醫院看作進行“采生折割”的場所，教案中發生的許多諸如教士“剖腹挖心”，“奸取女紅”的謠言，實際上就是對傳統異端現象的移植性想象。這種想象不但影響到了普通老百性對外國人的評價，而且也影響到了官方政策的調整，比如官府為了遏制謠言的蔓延，以便重新設計傳統社區與教堂之間的邊界，甚至要求把教堂周圍設置育嬰堂的權力收歸清方，也就是通過把“陌生化空間”納入傳統社區的方式，來對抗西方空間的滲透，但這種模仿策略達到的效果顯然適得其反，因為這樣等于默認了教堂育嬰診病的合理性。從“反教話語”的轉變也可看出同樣的效果，原有的“反教語語”基本上來源于對“采生折割”的想象，比如早期反教揭貼中充斥著的各種對殘害兒童行為的描寫，所以對教堂及其相關系統如醫院的認識完全是排斥性的。而后期“反教話語”如一些修女的回憶和控訴，其內容已悄悄發生了變化，即集中控訴教堂醫院衛生條件的惡劣，并把兒童的死亡原因歸結于此，這個話語顯然與早期“采生折割”話語有重大區別，即已帶有科學話語的性質，對空間的想象一旦為科學內涵所支配，實際上就肯定了教堂和相關系統作為傳統社區之組成部分的合理性。
本文力求把對“反教話語”的變化和現代醫療制度建構的考察結合起來，詳細探究空間的現代性轉換對于普通中國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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