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胡適的第一首白話詩歌誕生，中國新詩已經走過80多年
的歷程。經過80多年的不斷演進、更替、流變，它已成為中國現當代
文學的重要一支，同時，也成為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變化最劇烈、
發展最曲折的一種文體。對于中國新詩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些豐碩
的成果，然而，大多集中于某一單個詩人、詩潮、流派或某一時期、
地域等的研究，致使個體研究重復性較大，而整體研究相對薄弱，并
且研究方法較為陳舊，對新詩發展的規律揭示不足，缺乏一種理論提
升。尤其令學術界深以為憾的是，新詩研究領域至今尚未有一部較全
面、系統且具有較高學術水準和理論深度的中國新詩史論著。新詩研
究中存在的這些問題使得近幾年不斷有學者表示出憂患和“重寫詩歌
史”的呼吁——“則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并不是重寫，而是寫。”正
是在此意義上，龍泉明《中國新詩流變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
12月版）的問世，可以說是填補了國內新詩研究的空白，了卻了學術
界久已企盼的一個心愿，把新詩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
這部凝聚著作者七年心血，近50萬言的著作，其價值在于理清了
中國新詩史上最初30年（1917—1949）——即中國新詩成就最好的一
個時期，也是中國新詩完成從近代向現代徹底轉型的歷史時期——的
流變史程，確實可以作為一部中國新詩的流變史；然而不僅如此，其
更重要的意義在于，該著又超越了單純的史的勾勒與描述，而以新詩
流變規律作為切入角度，在理清中國新詩發展的歷史線索之后，又揭
示了各種重要詩歌現象的種種內在聯系及其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
所以，該著更重史的論析，實際上是一部建立在詩史基礎之上的具有
理論深度和思辨色彩的史論性著作，稱之為中國新詩流變論更為恰切。
綜觀全書，可以看出如下幾個特色：首先，嚴謹、科學、系統的
體系形成該著最鮮明的特色。作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述史模式框架，
把紛繁復雜、流派叢生的詩歌現象納入其中，運用宏觀與微觀、史實
與史論相結合的方法，始終把中國現代新詩置于中國文學現代性追尋
的總體語境和中西文化碰撞融匯的宏闊歷史背景中，把新詩最初30年
作為整個新詩80年發展史程中的第一個自律運動期，這樣一種高屋建
瓴的整體史觀就避免了研究的斷裂感，尤其是時間向度上的孤立性。
在此前提之下，作者按照新詩發展的過程性、階段性特征，以詩歌流
派為線索，以新詩的草創、奠基、拓展、普及與深化四個發展階段和
以郭沫若、戴望舒、艾青為代表的三次整合過程為框架，對中國現代
詩歌的整體氣象、運動軌跡和流變規律、詩學價值作了全面系統的分
析與探討，并從理論上建構起了一個能夠反映中國現代詩歌歷史發展
真實狀貌的述史模式。具體而言，作者從總體上清晰地勾勒出中國現
代新詩各個歷史時期發展演變的輪廓，即從草創期的白話化運動、奠
基期的自由化運動、拓展期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兩大詩潮的并峙與
對流直到普及與深化時期各種詩潮運動的歷史大匯合趨勢。在梳理流
變脈胳、探尋發展規律的同時，作者主要以新詩發展史上起過重要的
起承轉合作用或在新詩發展的某一環節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詩
歌流派和詩人為主線，比如選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代表詩人郭沫若、
戴望舒、艾青作為三位整合者“楔入”到新詩流變史程中進行論證。另外，作者還重點考察了每一個重要的流派與詩人貢獻了前人沒有貢獻的哪些東西，發展或補充了新詩的哪些因素，或為新詩的發展提供了哪些有益經驗與反面教訓等。該著這種新穎獨到而又嚴謹科學的體系點面兼顧，環環相扣，便于把縱向考察與橫向類比、整體掃描與具體分析統一起來，使得線索清晰、重點突出，大處自有一種宏偉縱深的歷史感，小處又顯示出精雕細刻的學術功力，每一部分也可獨立成篇，從而使全書自成體系，具有一種建筑術之美。
其次，強烈的拓新意識構成該著的第二大特色。新詩史著成為一
個“難寫”、“未寫”的課題，除了史實、史料搜集分析這些基礎性工作的浩繁與艱辛之外，更大的困難可能來自新詩研究方法、研究觀念的迄待更新。龍泉明先生發揮了這一代學人的學術優勢，既承繼了前輩學者對史實求證與求真的學風，又具備了深厚的理論修養與大膽、敏銳的創造性思維，所以才能做到在求實中同時求新，而這種求新、拓新意識在全書中隨處皆有體現。如前所述，四個發展階段、三次整合過程的述史框架就完全有別于慣常的文學史寫作，體現了作者的學術新思維。而對“‘密云期’新詩人”、“延安詩派”的命名與論析，則更是作者的一種創見。
可以說，作者的拓新意識貫穿了論著的始終，常能發人所未言，論人所未論，從而使全書新見迭出，行文中時見作者獨到的發現和思考。比如對新詩草創期白話詩的“非詩化”傾向的合理性和局限性的分析，對新詩奠基期詩歌的多元流向與多元并存格局的勾勒，對新詩拓展期現實主義詩潮和“純詩”詩潮之間對峙與互補的闡發，對40年代各種詩歌運動交叉并進趨勢的揭示和各種流派共性與個性的探討，以及對具體詩人（如戴望舒、艾青等）、詩派（如小詩）的深入剖析等，都顯示了作者勇于拓新的創造精神。正是這種精神才使得該著對中國新詩研究有了一個突破性的超越。
最后，該著最值得稱道的是其學術個性、思辨性與文學性結合。作為一部個人獨立撰寫的文學（詩歌）史論著，該著是個人學術思想與學術功力的凝結，它體現了作者自己的文學觀，歷史觀文學史觀，屬于真正的個人化的文學史書寫。而文學史的個人寫作作為對傳統教科書式的集體寫作的一種反撥，以及對“困擾著我們現代文學界的。人云亦云，東抄西抄，干篇一律’的平庸局面”的打破而為許多學者所歡迎。該著因是個人著史而顯示了作者獨立的見解和鮮明的學術個性。比如作者把自己的文學史觀定位為“現在與過去”的一種對話，實際上這種對話同時包含了“歷史感”、“當代性”和“未來意識”，可見，這種文學史觀是客觀、公允而又富有個性的。在對詩潮的整體評價中，作者按照自己對“詩”與“非詩”把握的尺度，對中國新詩的現代性特征、現代主義詩歌價值以及中國新詩成就的評估中做出了深刻而令人信服的立論。閱讀該著，除了作者的學術個性給人深刻印象之外，還時時被行文中思想的魅力和理論的氣勢所吸引。向以嚴謹扎實的學術功力著稱的龍泉明先生在本書中灌注了思辨的激情，使得全書處處閃耀著理性之光、這源于該著論重于史的寫作特點，事實上，該著超越了對史實的知識性羅列，其理論的闡發與思想的提煉更甚于史料的鋪敘，這就避免了一般史著常不免掉入的工匠式解剖與梳理的陷阱，從而獲得一種思想的超越感。另外，該著不僅處處閃耀著理性之光，同時也處處洋溢著詩性之美，是“思”與“詩”的結合。作者在謹嚴的學術規范中把思想的深刻性與語言的文學性表達融為一體，講究語言的穿透力和美感，使得全書行文暢達，充滿詩情，增強了學術著作的可讀性，打破了一般學術著作艱澀、板滯、枯燥的寫作習慣，真正達到一種“理性”與“詩性”的完美統一。這從全書對各種詩歌現象，尤其是流派與詩人論中常可看出作者錘煉、打磨文字的精心。比如對七月詩派與九葉詩派的藝術風格，作者以一種詩意化的，充滿文學性的表達分別定位為：“一座崇高的山”和“一條深沉的河”，用語恰切并具有美感，使人一目了然。
總之，《中國新詩流變論》將是一部具有長久學術生命力，經得
起歷史考驗的學術論著，是20世紀中國新詩研究領域最重要的收獲之
一。它以自己鮮明的學術特色，為中國新詩研究奠定了一塊堅實的基
石。(《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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