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敦煌藏經洞出土文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敦煌學”，是二十世
紀世界學林中的一門顯學。雖然在其發展過程中受到材料分散、內容
龐雜、語言多異等種種困難的影響，但敦煌學的研究仍成果輝煌。同
時，它還為宗教、文學、語言、藝術、考古、科技等其它學科做出了
重要貢獻。
雖然敦煌文獻早在1900年就被發現，但其真正為學界所知，是從
1909年伯希和將其得敦煌四部古籍精品帶到北京并展示給中國學者之
時開始的。以后，由于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師培、伯希和、內
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說和研究成果的刊布，敦煌文獻的價值大顯于世，
而京師大學堂的碩學鴻儒們從伯希和處抄錄的敦煌文獻及所做的跋語、
札記，則構成了中國敦煌學的初期篇章。如果說京師大學堂的學者們
開創了中國的敦煌學，當不為過。而其中貢獻最大的人，當數羅振玉。
1910年秋，經羅振玉等人的多方努力，藏經洞劫后剩余的近萬號寫本
調運到北京，歸京師圖書館收藏，此即現存國家圖書館的敦煌經卷的
來歷。這批寫本后被學部官僚李盛鐸、劉廷琛等人盜取，精華進一步
被掠，但國家圖書館仍不失為世界上敦煌文獻四大收藏地之一。
中國早期的敦煌學研究，由于資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點
在于傳統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見的六朝唐人經籍寫
本，也有一些后世已佚的經疏、史籍、佛典、道書等等，為二十世紀
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二、三十年代，中國學者前后相繼，或遠渡重洋調查抄錄敦煌文
獻；或萬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發展中一個輝
煌燦爛的時代。各種新思潮、新學問、新方法都充分展現出來。在此
期間，北大的劉半農、蔡元培、董康、胡適等學者都為敦煌研究做出
了貢獻。其中，劉半農在巴黎國立圖書館抄出了104種敦煌文獻，歸國
后輯印為《敦煌掇瑣》三冊。這一抄本在很長時間里成為中國敦煌研
究的史源，并在某種程度上左右了中國敦煌學的研究選題。此外，胡
適在英法查閱敦煌寫卷后編成的《荷澤大師神會遺集》，也成為中國
禪宗史研究的劃時代著作。
除北大學者外，清華的王國維和陳寅恪也是二、三十年代敦煌學
研究的重要人物。特別是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成為了后人
研究歷史，特別是研究出土文獻的重要法寶。王國維的研究涉獵廣泛，
方法新鮮，超越了清朝學者的研究高度，不僅被國人奉為經典，同時
也受到伯希和等海外中亞學者的重視。
在二、三十年代的敦煌研究中，分別成立于1921年底和1922年初
的敦煌經籍輯存會和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最值得關注，他們為敦煌研
究做出了卓著的貢獻。王國維《韋莊的秦婦吟》、陳垣《摩尼教入中
國考》、王維誠《老子化胡說考證》、向達《唐代俗講考》等，都是
此階段成果的重要標志。而陳垣編《敦煌劫余錄》（1931），著錄京
師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8679件，分類編排，體制極佳，成為第一部大
型的敦煌寫本分類目錄。
192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華爾納率隊到敦煌考察，中國學者陳
萬里隨行。他成為中國第一位科學考察敦煌千佛洞的學者。撰寫了
《西行日記》、《敦煌千佛洞三日間所得之印象》、《萬里校碑錄》
等，對敦煌莫高窟題記和碑銘作了研究。1927年4月，中國和瑞典聯合
組成“西北科學考查團”。中方學者袁復禮、黃文弼、丁道衡等參加
了該考察團。黃氏《高昌磚集》、《吐魯番考古記》等，均為敦煌學
必備的參考書。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這不僅是敦煌寫本
的收藏單位，同時也是重要的研究機構。1934年，北平圖書館派向達、
王重民兩位學者前往英法調查研究敦煌文獻。他們不僅分別編著了
《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敦煌寫本書目》和《巴黎敦煌殘
卷敘錄》等書，同時還拍攝了數萬張寫本照片，成為此后中國學者研
究敦煌文獻的主要依據。向、王兩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為中國的
敦煌學準備了素材，另一方面，向、王兩位先生也由此成為中國敦煌
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合中外學人綜合來看，王重民先生無疑成就最大。
他編纂或參與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古籍敘錄》，直
到今天仍為學界所利用。
四十年代，中國敦煌研究也有長足發展。1942年春，重慶中央研
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1944年，中央研究院與北大合組“西
北科學考察團”，均收獲頗豐。向達兩次代表北大出行，其規模和成
果遠遠超過1925年陳萬里的西行。他不僅為北大文科研究開出了新路，
而且使中國的敦煌學研究走上了真正的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相結合的
正路。1944年2月，“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敦煌千佛洞收歸國
有，常書鴻任所長，開始臨摹壁畫，調查洞窟。史巖受研究所之托，
調查抄錄供養人題記，編成《敦煌石室畫像題識》。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慶之際，舉辦敦煌考古工作展覽，
同時印行《展覽概要》，由向達、王重民編寫。該書對海內外敦煌學
學術史做了完整全面的回顧，實為此前敦煌學研究的一份極佳總結。
從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國的敦煌研究，從單純的依據書本研
究，發展到實地考查；從依賴于海外郵寄的照片，到親身前往英法等
國抄錄攝影研究；從注意中國傳統的四部古籍，到關心民間文學、社
會情勢等諸多方面，這是中國敦煌學研究的第一高漲時期。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敦煌文獻研究同樣取得了重大進步。國
內出版了王重民《敦煌曲子詞集》、《敦煌古籍敘錄》，任二北《敦
煌曲初探》、《敦煌曲校錄》，周紹良《敦煌變文匯錄》，姜亮夫
《瀛涯敦煌韻輯》，王重民、向達等《敦煌變文集》，蔣禮鴻《敦煌
變文字義通釋》等一系列整理研究敦煌文獻的重要成果。
五十年代末，斯坦因所獲敦煌寫本S．1－6981號縮微膠卷的公布，
預示了對包括歷史資料在內的敦煌文獻進行綜合研究的美好前景。
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敦煌資料》第一輯和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所收劉銘恕編《斯坦因劫經錄》，就是倫敦
藏卷公布后的整理結果。遺憾的是，此后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使中
國的敦煌研究全面停止。而日本、歐洲和港臺地區卻在這十多年中取
得了相當大的進步。
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敦煌研究重獲新生。與此同時，包
含世俗文獻最為豐富的巴黎國立圖書館藏卷全部公開。在全國主要學
術研究中心，人們可以看到英圖、法圖、北圖三大敦煌寫本收集品的
縮微膠卷。1981年后陸續出版的《敦煌寶藏》140冊，將膠卷變成書本，
更加方便了研究者。資料的大量公布，是促使這十余年來敦煌研究進
步的直接原因。
由于大量原始文獻的公布，進行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成為可能。
于是，一批分類輯校敦煌文獻的專集紛紛出現。其中唐耕耦等編《敦
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1－5輯是迄今敦煌研究中收錄歷史資料最
全的一部錄文集。此外，在研究方面，幾乎每個課題都有學者在從事
研究。這些研究大都散見于國內各種專業刊物和論文集、紀念文集中。
而從八十年代以來多次舉辦的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也為敦煌研究的發展
起到了推進的作用。
可喜的是，近年來出版界對敦煌文獻的出版傾注了極大熱情。一
系列大型圖錄先后出版，此舉極大地改變了過去閱讀資料的局限。特
別是九十年代以來，敦煌文獻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獻
開始全面公布，這些首次刊布的新材料必將推動敦煌學許多領域的具
體研究，并為21世紀敦煌學研究提供更為廣闊的天地。
然而，從整個學術史的發展來看，在中國敦煌學的熱鬧背后，也
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目前在深入研究具體問題的同時，忽視了基本
工具書的編纂，也缺乏超出個案研究的宏篇巨制。此外，目前的研究
中有一種就敦煌而說敦煌的傾向，這很容易令敦煌學的路子越走越窄。
在我看來，我們切不可孤立敦煌學，而應利用各個不同學科的方法來
研究敦煌吐魯番材料，用開放的眼光來看待敦煌的問題，這樣才能在
自己所研治的對象之外獲得更多知識。
在新時代里，敦煌學還能否成為世界學術的新潮流，這是一個值
得深思的問題。毋庸置疑，敦煌寫本的編目、整理、校錄、考釋和敦
煌學的個案研究，仍將在21世紀持續下去，而且會做得越來越精細。
但從敦煌學的資料來看，還有不少可貴之處沒有得到充分發掘，從大
文化的角度來審視，還有不少課題可以開拓。首先，中古時代的宗教
史，包括佛教、道教以及從西亞、中亞傳入的祆教、摩尼教等等，需
要更全面地深入研究。第二，敦煌莫高窟為我們提供了最集中最豐富
的唐朝社會和文化的全貌。如此豐富多彩的立體畫面，在敦煌之外很
難集中找到。我們應充分利用這一資源，全面研究唐代各階層的社會
和文化。第三，敦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變遷，十分有利于我們對
吐蕃王朝和漢藏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隨著古藏文文書翻譯發表，這方
面的歷史研究也將得到推動。第四，敦煌及周邊地區出土的大量各民
族語言的材料，包含有大批文書檔案，真實地記錄了這些民族的歷史。
這有助于我們利用其本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史。但由于這些文書
解讀上的困難，真正的歷史研究恐怕要等到21世紀才能充分開展起來。
在敦煌文獻方面，我們一方面應著手進行對敦煌文獻的總體研究，
用中古佛寺文獻構成的方式來復原敦煌文獻的原貌。其次，在敦煌文
獻全面公布的以后，我們應在過去分類整理敦煌文獻的工作基礎上，
再提高一個層次。把敦煌文獻，特別是其中的四部書寫本，按比較合
理的分類體系來編排，校錄出“定本”，并使之電子化，把敦煌文獻
的研究成果貢獻給各個學科的研究者。再次，我們應注重將同時代的
出土文獻與敦煌文獻左右互補，為敦煌文獻研究不斷注入新的活力。
最后，要有系統地吸取外國學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熔鑄到新的整理
和研究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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