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貽焮，字一新，男,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出生，湖南新寧縣南鄉長湖村人。祖父是前清秀才。堂舅祖劉永濟、岳父李冰若都是研究古典文學的著名前輩學者，這對他從小就養成愛作舊體詩詞的癖好頗有影響。１９４６年他就讀于北京大學先修班，次年入中文系，中間一度因病休學，１９５０年重回北大復學。在大學學習期間，他喜愛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所作散文小說曾受到傅庚生，廢名等前輩的稱賞。１９５３年夏在北大中文系畢業，留系任助教，隨林庚先生進修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從事教學和科研。１９７９年加入中國作協，同年被評為副教授，１９８３年提升為教授。１９８６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理事，中國韻文學會副秘書長、常務理事，及該會詩學研究會副理事長、常務理事，王維研究會名譽會長等。
陳貽焮自１９５３年以來，除了參加集體編著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林庚、陳貽焮、袁行霈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林庚、馮沅君主編）、《中國小說史》（北京大學中文系編），以及與其他三同志合編的《歷代詩歌選》等項目外，還獨自選注了《王維詩選》和《孟浩然詩選》，發表了數十篇學術論文，其中二十二篇已于１９７９年結成《唐詩論叢》一集。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又用整五年時間完成了一百零八萬字的《杜甫評傳》，上卷四十萬字于１９８２年８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下卷于１９８８年５月出版。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收入十九篇論文的《論詩雜著》。各類個人著作總計約二百余萬字。
《唐詩論叢》包括作者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研究古典文學的二十二篇論文，計二十八萬字。除了論陶淵明和鮑照的兩篇以外，其余均以唐代的一些重要作家為研究對象，圍繞著孟浩然、王維、李白、岑參、李賀、李商隱等詩人形成若干個專題。在文學史研究集中于杜甫、白居易等少數現實主義詩人的五六十年代，這些文章無疑具有突破傳統模式，為唐詩研究填補空白的重要意義。作者在扎扎實實念完五萬首《全唐詩》的基礎上，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方法和歷史唯物觀，大量搜討第一手史料，發掘并解決了一些在文學史研究中長期隱埋的問題。如《孟浩然事跡考辨》一文最早對孟浩然一生隱居和出游的蹤跡作了全面詳盡的探索。《談孟浩然的隱逸》一文指出孟浩然隱居的目的在于為科舉入仕作準備，并非如聞一多先生所說“為隱居而隱居”，并進一步與陶淵明相比較，分析了盛世和亂世隱者的區別。《王維生平事跡初探》初步弄清了王維隱居終南山和輞川的時間地點，并據此刪補了清人趙殿成的《右丞年譜》。《王維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思想》一文指出王維從熱衷進取到黯然思退的基本原因乃是由于前期趨近張九齡不賣公器、為蒼生謀的政治主張，并得到張九齡的器重和提拔；后期則是因為張九齡被李林甫排擠、開明政治結束而變為消極。這一論點對于正確評價王維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義。《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從考察盛唐統治者任賢求隱的歷史背景和政治目的出發，對盛唐文人的大志所由產生的客觀根據，以及李白為實現其理想所采取的交游干謁、隱逸求仙等從政活動方式，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以上論文中的主要觀點為研究盛唐詩人的政治理想、精神面貌、生活方式與時代背景的關系勾出了明晰的輪廓，為后人進一步綜合研究盛唐詩歌的基本特征奠定了理論基礎。此外，《李商隱戀愛事跡考辨》一文從考察作品的內在聯系入手，勾稽出李商隱早年的一段戀情，在有關李商隱愛情詩的種種岐見之外，另立較為可信的一說，打開了后人繼續深入研究的思路。五十年代以來，學術界不重視作家作品藝術特色的研究，古典文學論文中能真正講出藝術感受并切中要害的分析較為少見。《唐詩論叢》中幾篇分析孟浩然、王維、岑參、李賀、李商隱等詩歌藝術的文章，則既強調藝術感受，有較高的審美趣味，又講究巧于表達，能視不同對象采取不同的方法，如渾成之作，即有渾成之評，不講技巧而藝術上成功的作品，決不從表現方法上鉆牛角尖；而對于那些確實在構思立意上花了心思的作品，則抓住最主要的特點，一針見血，講深講透。例如他在有關李賀、李商隱的諸篇論文中指出中晚唐“長吉體”歌行構思的特點是：對某一史實或生活中某一事物偶有所感，從一點生發開去，精鶩八極，神游千載；既要從現實中解脫出來，力求想象的“虛荒誕幻”，又要緊緊地依據生活經驗，力求感受的真切和形象的生動。設法將這對立的兩方面統一起來，這就是“長吉體”歌行構思和表現藝術的主要訣竅。──這就抓住了李賀、李商隱“長吉體”歌行構思的特點及其淵源關系。而在對每首詩的具體分析中，他往往能用精確優美的散文語言將詩歌的主要意蘊連同微妙的感受和言外的韻味一起傳達出來，透辟警快而又空靈巧妙。
七十年代末，陳貽焮進一步將所謂“義理”、“考據”、“辭章”這三條主要的研究路子結合起來，將時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推進到對整個詩歌史的發展趨勢以及某些重大現象的探索。《唐詩論叢》中《從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略論中晚唐詩歌的發展》一文，以五萬字的篇幅，從中唐社會風尚、政治狀況、文學背景等方面，對元白、韓孟兩大詩派如何體現中唐詩歌“大變”的實績作了獨到的分析，并以較大的魄力為這一時期復雜的詩歌發展善勾出了清晰的脈絡。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五十年代以來，白居易新樂府一直被視為中國現實主義詩歌的典范，而這一運動的性質及其創作和理論的缺陷卻得不到必要的研究。陳貽焮為“卓越的著作”、“權威的論文”，是“言之有據”的。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施逢雨說，陳貽焮
的《唐代某些知識分子隱逸求仙的政治目的》一文“使我們對李白的了解拓展了不少”，施的《唐代道教徒式隱士的崛起》一文即“透過陳文的啟發”，“試圖進一步探討一些待決的有關問題”（見臺灣長安出版社《唐詩論文選集》）。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于保玲在綜述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海內外王維研究動態時，特別指出：“文革前，只有陳貽焮的《王維詩選》一書出版，迄今為上，它是這方面最有價值的著作。……“后記”直接為詩人記傳、資利既翔實，推斷也隱妥，……作者關于宮隱矛盾的論述非常出色，這篇簡明的傳記是最可信賴的。”見《文學研究動態》1983年第八期《王維研究與翻譯近況》。
完成于八十年代的《杜甫評傳》包蘊了陳貽焮三十多年來潛心研讀唐詩的積累。作者借助政治、經濟、宗教、哲學、繪畫、音樂、舞蹈、風俗、典章制度等各種豐富的歷史知識，詳盡地描繪出安史之亂前后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歷史畫卷和紛繁復雜的社會背景，并將唐代幾十位詩人編織在這張大網中，上掛先秦漢魏六朝，下連宋元明清許多作家，通過綜合考察，縱橫比較，把杜甫還原為一個處身于復雜的社會關系中，具有復雜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性格的人。《評傳》在從宏觀的角度對時代和創作的大問題進行綜述和議論的同時，又細膩地勾勒出杜甫一生所經歷的彷徨、苦悶、追求、失望、猛省的思想發展過程；既重點分析了杜甫在時代劇變中所創作的那些震撼人心的史詩，又在濃厚的生活氣息中展現出他日常狀態下的性情面目，既充分肯定了杜甫與人民大眾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千絲萬縷的聯系，又再現了他與各級官吏豪紳應酬交往的情景以及寄人籬下的處境：因而能夠令人在具體地感受到杜甫的社會地位和階級屬性之時，深切地體會到這位偉大詩人的一切進步性和局限性都植根于他的時代。《評傳》批判地總結了明后文人及近代學者研究杜甫的全部成果，搞清了杜甫生平事跡中的不少疑點，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對杜甫的思想作出了許多獨標勝義的分析，并結合杜甫的藝術成就闡明了中國詩歌藝術中的許多重要理論問題，是目前國內研究杜甫最力詳盡深細的一部力作。香港《大公報》1983年1月17日《讀書與出版》1983年《唐代文學年鑒》刊載書評，都稱此書“不少地方糾正了前人的謬失”。國內各地方報刊如《湖南日報》、《青島日報》、《長沙晚報》，《文匯讀書周報》及《澳門日報》對陳貽焮的專訪中，都對此書所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給予很高評價。這部著作的上卷于1986年獲北京大學首屆科研成果著作一等獎，又于1987年獲北京市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東京大學教授用它作為開設杜甫研究專題課的主要參考書。
《論詩雜著》是陳貽焮繼《杜甫評傳》之后新出的一部論文集，其中《評曹孟德詩》一文以四萬字的篇幅就曹操一生復雜的思想性格及其與詩歌創作的關系進行深透細致的探索，并逐首評論了曹操全部詩作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盧照鄰》一文對初唐詩人盧照鄰的考證得力于作者對文學典故的精熟，一些見解突過先行的研究者而成為定論。《杜審言》、《盛唐七絕芻議》等文對初盛唐詩歌藝術的分析新穎而通達，又基于陳貽焮本人對古近體詩歌格律的熟悉和舊體詩詞創作的深厚功力。
陳貽焮治學兼有新老學者之長。他力主運用馬列主義的辯證方法和歷史唯物觀，掌握第一手資料。既要下笨功夫掌握屬于自己研究范圍內的全部資料，同時又要有敢于開創的氣魄，會念聰明書，思路開闊，培養思考問題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善于在人所共見的材料中提煉出新的創見。由于能對新的治學方法廣為吸收，揚長避短，他的治學路子比較寬廣，能將扎實的資料爬剔的功夫與宏觀的理性思維結合起來，使他對詩歌發展的總體把握建立在具體的作家作品的考證和分析上。陳貽焮強調研究文學發展應注意各種因素之間的有機聯系和辯證關系，特別重視生活對創作的影響，提倡知人論世，從根本上去思考各種文學現象發生發展的原因。他認為古典文學研究屬于社會科學，但又有自己的特點。研究者應有較高的審美趣味，分析文學作品既要有科學性，又要善于精確而巧妙地表達微妙的感受。總之，盡量在大量原始材料中找出它們的內在聯系，通過觀點的升華和理性的分析，恢復生活的本來面目，得出較為接近歷史真實的結論，是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因此他主張既要敢于標新立異，又要實事求是，反對急功近得、嘩眾取寵的不良學風，并經常以此與學生共勉。
目前陳貽焮的學術成就已得到國際上的承認，美國傳記學會（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將他收入《國際名人錄》第三版。
（撰稿人：葛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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