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時的天象研究”是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
代工程”中最關鍵的專題之一。最近，全面反映這一專題成果的專著
《回天──武王伐紂與天文歷史年代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記
者為此訪問了該專題負責人、《回天》作者之一的江曉原教授。
△寫作這本書的目的，確定武王伐紂的時間表是一個重要的
方面，但更重要的是顯然希望能夠通過這個案例，有更多的人了解
“天文歷史年代學”。正是用這種方法，您及您的合作者給出了一個
精確的武王伐紂時間表，充分展示了它的威力和魅力。那么究竟什么
是天文歷史年代學呢？
▲所謂“天文歷史年代學”，就是利用天文學的方法，去解決一
些歷史學家難以解決的歷史年代學問題。它實際上是天文學史或歷史
學之下的一個交叉學科的小分支。“天文歷史年代學”這個名稱，雖
是由我首次明確提出來，但這個小小的學科分支是早就存在著的。至
少，西方學者早在幾個世紀之前就已經在運用天文學方法解決歷史年
代學問題了。
但是，天文歷史年代學的首創之功，恐怕確實要歸于中國人。兩
千年前，西漢末年的超級學術大師、王莽新朝的“國師”劉歆，堪稱
天文歷史年代學之祖。他留下的《三統歷·世經》就是歷史上第一部
天文歷史年代學的成果。天文歷史年代學中的很多基本思路，劉歆都
已經有了。我曾不止一次開玩笑地說過，如果有人將今天的天體力學
公式和奔騰電腦送給劉歆，劉歆也能解決武王伐紂的年代問題———
這固然是玩笑之辭，但并非毫無道理。
△在這本書的正文部分，有相當的篇幅討論劉歆，您在《后記》
中更是給了他相當高的評價，稱其為“天文歷史年代學的鼻祖”；另
外我注意到，正文在提到你們運用的天文歷史年代學方法時，很多地
方都不厭其煩的加上了類似“建立在現代天文學基礎上”的定語，劉
歆與你們之間的差距在什么地方？
▲劉歆因為曾在政治上依附王莽———盡管他本人最后也是因為
準備反叛王莽而被殺的———在后世大背惡名，這類似于現代的“在
政治上站錯隊”。成則為王，敗則成寇，很多人從封建主義的倫理道
德觀念出發，因政治（注意：是封建主義的政治！）而廢學術，不愿
意公正評價他的學術成就，還總是懷疑他偽造古籍。有時候明明知道
必須用劉歆傳下來的史料，比如《漢書·律歷志》中所引用的《武成》，
卻還要回避他的名字。
至于劉歆和我們的差距，要看從什么角度來說了。
試圖通過推算古代天象而確定武王伐紂年代，在這個思路上，可
以說劉歆和我們沒什么差距，和許多其他現代學者也沒有什么差距———
當然會有不少人不愿意承認這一點。
劉歆和我們的差距，我想主要表現在所掌握的手段上。
第一，劉歆沒有現代的天體力學手段，他只能用粗疏的歷法知識
回推天象，結果當然不可能精確。說我們的工作“建立在現代天文學
基礎上”，正是針對這一點而言。
第二，劉歆沒有電腦，我們在這個課題上用電腦進行的計算工作
量，是劉歆根本不可能想象的，他幾輩子也算不完。再進一步想象，
如果劉歆看到我們在計算機上模擬出實際的天象，他也許會以為遇見
神仙下凡。
△使用天文學方法對歷史事件進行回推，感覺上對于古籍中記載
的天象進行搜索、整理、分類和甄別是首要的而且也是非常困難的任
務。古人沒有現代的學術規范，也很少能有保存比較完善的記錄，因
此出現錯誤和以訛傳訛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何取舍相互沖突的
天象記載是大有講究的。根據你們的整理，武王伐紂時的天象共計
16條之多，而在推算時只選擇了7條作為依據，請簡單談談其中的奧妙
之處。這有沒有被指責為“鴕鳥政策”的可能？
▲你的疑問非常有道理。事實上，前賢的有些工作之所以不可取，
原因之一就是在天象記錄上采用了“鴕鳥政策”，我們當然不能明知
故犯。
“武王伐紂”時的天象記載有16種，這16種天象從理論上說在推
算過程中都應該考慮進去。以前的學者從未把這16種天象全部考慮進
去，一方面是當時的條件限制，另一方面是學科背景造成的，有些文
科學者對邏輯上的事情比較疏忽，認為挑選一個比較符合的天象就可
以了，這是知識背景造成的區別。對于我們學理工科出身的人而言，
認為這16種天象都應該考慮，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考慮這16種天象不等于使用這16種天象。我們的具體方法是：
先對這16種天象進行系統的驗算。武王伐紂年代的爭議范圍約100年，
我們就對16種天象在這100多年的時間段內進行驗算，如果有某種天象
在這100多年的時間段內不可能發生，就將這種天象排除———我們強
調，絕不能遇到天象記錄與自己的假說不一致時，就輕率地將天象記錄
說成是后人的附會，但如果天文學的計算表明，在這100多年的時間段
內某種天象確實不可能發生，那就是非常過硬的證據，它只能是古人誤
記。此外還必須排除雖然在這100多年間可能發生，但是無法用來定年
的天象記載（比如彗星、“五星聚”之類），以及迄今在先秦典籍中的
同類記載都經不起現代天文學檢驗的天象（比如“歲在鶉火”之類），
這在《回天》里都給出了詳細的論證。
所以，我們可以很有信心地說：不會發生“鴕鳥政策”問題。
相反，我們還要強調：對于那些既在這100多年間可能發生、又能
夠用來定年的天象條件，就一個也不能不用。有的人采用我們的方法，
但是卻置某些最重要、最可靠的天象條件（比如利簋銘文中的木星天象）
于不顧，將我們在篩選過程中淘汰掉的某個年代“復活”起來，這在科
學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作為一個完完全全的外行，我讀這本書時是非常興奮的。一方
面是號稱千古之謎的武王伐紂有了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另一方面是你
們對自己研究成果的令人心折的自信，這種自信恰當的表現出了一個
學者的風度和氣度。談談你們的這種自信。你們在書中拒絕提供次優
解是否意味著你們的結論已經沒有了被修正的余地？
▲當然不意味著我們的結論“已經沒有了被修正的余地”———
世界上沒有任何理論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我們的自信只是在這樣的
限度之內：即在目前已有的證據范圍之內，我們相信我們的結論是最
優的。如果哪天又出現了新的更有力的證據，就有可能修改我們的結
論。
對于我們的自信，肯定也有些人士不那么心折———文科學者對
于我們將一個歷史年代學問題解決得精確到幾月幾日、甚至幾點幾分，
可能會很不習慣。也許這就是人文學術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界溝”吧。
“夏商周斷代工程”將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碳14測年這四方面
的學者聚合在一起，強調進行跨學科的協作研究，恰恰是為打破這種
“界溝”而進行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