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邦和
文化建設,是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作適應時代的更新與再造，在此基礎上建立中國新民族文化精神。1840年鴉片后西勢東來，中國由此被逼上現(xiàn)代化軌道。“文化”現(xiàn)代化也提上議事日程。
“文化”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其實，對“文化”宜作縱與橫兩方面分析。“縱”的方面看，中國文化（也包括世界文化），經(jīng)過從“自然文化”、“農(nóng)業(yè)文化”向“工業(yè)文化”進步的過程。
“橫”的方面說，每一時代文化又可對其做“圈層性”剖析：其外層是“器物文化”，其中層是“制度文化”，其核心內層是“精神心靈文化”（哲學宗教等）。每一新時代到來，人們都須對文化的三“圈層”作更新與改造。
文化三“圈層”改造有其先后次序。首先改造的是器物文化，其后發(fā)生的是制度文化變革，再后是精神心靈文化的再制。“三圈層”文化改造的難易程度不同，每向里面一層，改造的難度即增加一層。1840年至19世紀末，中國已開始器物文化的變革，此乃由洋務運動擔任。戊戌變法，則是中國制度文化改造的初步，結果失敗了。
及至上世紀初（主要說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力量投入于制度文化與精神心靈文化的改造工程：將農(nóng)業(yè)型、土地型的封建舊制度，改造成適應現(xiàn)代需要的共和民主制，將封建文化改造成新型現(xiàn)代文化，一如西方的新教改革與文藝復興。兩項文化工程并舉，成為20世紀最初十年中國學界的特有“風景”。
就制度文化改造而言，清政府的憲政改革為其一例。然而，舊皇朝氣數(shù)已絕，無力承當如此艱巨的工程。康有為在戊戌變法中起了積極的牽頭作用，但他對舊文化眷戀太深，他的君主立憲思想在國民思想中漸次淡化。 惟有孫中山、章太炎所領導的辛亥革命，才是上世紀初中國制度文化變革的主流。
就心靈文化改造而言，20世紀初活躍的國粹派、《新世紀》學派等做了大量的工作，旨在創(chuàng)造適應新世紀的中國新文化。他們開始對中國傳統(tǒng)儒家思想的非合理因素提出了質疑，如果說前者倡導“文化復古”，揭起中國“文藝復興”的旗幟，推重諸子，淡化孔子，對中國舊有的精神文化的變革改造作有益嘗試，那么《新世紀》學派更使孔學批判達到空前激烈的程度，其反孔精神之高揚不亞于后起的五四。
實際上，辛亥革命前十年的反孔思潮即為五四批判精神的世紀之源。“建設”必先“破壞”。此刻中國的舊文化“破壞”派已經(jīng)登場，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革命作了理論與實戰(zhàn)的準備。與國粹派、無政府主義派對孔學的觀點相左，辜鴻銘是新世紀的尊孔派，他的建立孔教的思想與康有為的想法如出一轍，為這一時期的尊孔讀經(jīng)浪潮，起了輿論推動作用。
然而，舊孔還是如此的保守，未經(jīng)批判精神的洗禮；還是如此的陳腐，而與工業(yè)時代民主科學精神相違，設立孔教的思想被歷史否定乃是意料中的事。
不可忽視，西學思想傳播中國的勢頭也在加強，傳入中國的既有無政府主義，也有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甚而馬克思主義也獲致初步地播入，不過傳播者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無政府主義者等。辛亥前后，西學傳播的主要擔當者是日本留學生與華人知識群。這個時期中國人主要通過日本學習西學。
文化具有民族與國家的聚合作用，凡一個民族的存在與發(fā)展，概有一個為民族與國民共同體認的文化存在，當一種文化處于衰落，民族聚合將可能解散，民族氣運將可能衰竭。
凡舊時代與新時代交接之際，一民族的文化往往出現(xiàn)一時空白，民族的聚合與繼續(xù)進步也在這時受到來自精神面的最大考驗。
20世紀初的中國，正處民族精神幾近真空的狀態(tài)。章太炎、劉師培等正是注意到這樣的問題，才設想發(fā)起中國式的“文藝復興”。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出要在中國設立宗教，或主張以佛教為中國宗教，或建議恢復儒教，或要求引進西學入主中國。然而，各家各派各執(zhí)一詞，中國思想界依然在混沌中，中國的學人依然在迷茫中，中國文化的趨向依然萬端頭緒。
然而，我們依然將這個時期視為現(xiàn)代中國文化建設史上的重要時期。
上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化建設工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辛亥”前十年，眾說紛紜，諸子并起，提出種種改制中國文化的建議，這樣的時期是文化建設的“建議時期”；其后各種文化建議展開論戰(zhàn)，西學派躍為論壇“斑竹”，對腐朽舊傳統(tǒng)盡力摧折，可將此時視為傳統(tǒng)“解體時期”，具體以五四時期為典型。
第二階段。20 至30年代，進入“重構時期”。
最后迎來文化建設的第三階段，即“融構”期（1949年以后）。直至今日，中國以“主干多元”為特點的文化融構再造的工作還在進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