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國文壇紀實》
（以下簡稱《紀實》）日前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據說，在不久
前閉幕的南京全國書市上，此書頗受青睞，創下了同類書銷售的較高
記錄。
《紀實》收錄了作者近年所寫的十篇文章，凡33萬余字，所寫都
是我們熟悉的文壇名角：俞平伯、沈從文、老舍、丁玲、趙樹理、郭
小川、汪曾祺、浩然……。陳徒手給它們起了一些頗能引發讀者閱讀
興味的題目，比如：《舊時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門城下的沈從文》、
《丁玲的北大荒日子》、《老舍：花開花落有幾回》、《郭小川：黨
組里的一個和八個》、《郭小川：團泊洼的秋天的思索》、《浩然：
艷陽天中的陰影》等等。不過，陳徒手卻不用花哨的語言去演繹這些
故事，卻用異常平實、素樸（有時甚至顯得過于平直）的文字來記錄
這些過程，讀者將從這位忠實的“書記官“的筆下，分明感受到那個
時代的陰晴圓缺和風云變幻！
這里所寫，都是這些文壇名角所親歷的事件和當時及事后的心緒，
所依據的材料，或是名角們的自白，或是從故紙堆里發掘出的檔案資
料，或是名角們的親屬、朋友、同事、學生的口述實錄……。比如：
俞平伯之于《〈紅樓夢〉研究》批判運動的前前后后，直至“文革”
后他的心態；沈從文于1949年從文學創作轉入歷史文物研究的前因后
果，以及80年代他應邀訪美時，對這段經歷的誠懇、機智而又令人玩
味的回答；老舍1949年12月回國后所經歷的升沉起落，以及他在“文
革”前后的心態和遭際；丁玲在劃為“右派”后被流放到北大荒的那
些日子，以及她在北大荒前后性格上的變化；趙樹理因“上書”而在
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被作為批判對象，以及他臨死前的感悟；郭小川
的《一個和八個》及由此引發的一連串風波，還有他在團泊洼五七干
校的經歷和思索，由此而演繹出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的風云際會；汪
曾祺在“文革”中因被江青起用而有過的一段微妙而特殊的經歷，
“文革”后他對這段經歷的表白和反思；浩然面對著對他“文革”時
期的表現的激烈批評，他的混亂矛盾又諱莫如深的心態；還有卞之琳、
茅盾、張天翼、沙汀、周立波等等，他們在1949后對于創作問題所感
受到的苦悶、迷惘和無奈，因而有陳白塵的“果戈里到中國也要有苦
悶”之一說……。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文壇的見證人，這些文壇
名角經歷了從50年代到70年代文藝界的風風雨雨，《紀實》所披露的
這些“史證”和“人證”，無疑都鐫刻著那個時代的特有的印記，讀
者也由此而感受到那個時代的風雷閃電。
《紀實》的主要特點是完全憑史料說話，敘述者（作者）只充當
“書記官”的角色，用的是“客觀記敘”的方法。敘述者從不輕易地
站出來說三道四、評頭論足，但有時候也免不了有幾句看似無意的點
撥，起到了畫龍點睛的效果。盡管是“客觀記敘”，但從字里行間，
讀者仍然可以感受到敘述者的傾向——他的是非和愛憎。同時（這是
最主要的），讀者能從中分明地品味到籠罩于全書的一種無奈、苦澀
的復雜矛盾的心態，這心態，與其說是敘述者所有，還不如說是本書
的主人公們所有，或者干脆說，就是那個時代的心態的一種折射。一
般讀者讀此書讀出的是一段段感性的歷史，而研究家將可能從中演繹
出一部部理性的歷史來。史料本身所擁有的價值和魅力，由此可見一
斑！盡管我們對《紀實》還可能感到有種種的不足，對它所記述的某
些史料，當事者及后人也還會提出諸種異議，這是正常的，因為一名
“書記官”的工作決不可能窮盡歷史事件和人物心態的細微末節，
“書記官”只是給后來者提供一份盡可能翔實可靠的原始資料，至于
后人對這些史料如何分析和評斷，已然超越了“書記官”的職責權限。
陳徒手寫這本書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十多年以前。那時，他還是
一名中國作家協會的工作人員，在有幸接觸到許多文壇珍貴的資料后，
他產生了一種創作的沖動，想寫一本“中國文壇運動史”之類的書。
后來大約是由于工作變動等諸種原因，他自知力量有所不逮，遂決定
化整為零，把他所收集到的資料，以人物為中心，寫成一篇篇文章。
當然，這中間還免不了再繼續查檔案、找材料、訪人物，通常一篇文
章花上幾個月，甚至半年是常有的事。我曾經為陳徒手引薦過幾位訪
問對象，深知其中的甘苦，有時候半天的訪問，所得可能就只有幾行
文字。比如《舊時月色下的俞平伯》，這篇不過萬余字的文章，訪問
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就達十三四位，還不算查閱的那些檔案資料，由此
可見花費工夫之大。這是求省力的“聰明人”決不為的工作，但陳徒
手卻不厭其煩、不厭其詳地做了，而且堅持達數年之久，可見其鍥而
不舍的精神。如今，我們從書中仍然可以隱約地讀出一個謙誠、認真、
嚴謹、求實的作者的身影！
作者謙稱自己為“徒手”，十年來，他就憑著這雙“徒手”（學
徒的手？白手起家者的手？），寫就了這本厚實的、有價值的書，這
使我們體味到一個創造者的艱辛，也分享到一位收獲者的喜悅！但愿
陳徒手能繼續擴大成果，以與“一九四九年后中國文壇紀實”這一書
名更加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