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勃列日涅夫因出版他的文學三部曲
《小地》、《處女地》和《復興》而名噪一時，并獲列寧獎金。沒想
到在他死后3年，有人即在《旗》雜志上指出這3個中篇出自一班御用
文人之手，真正作者并非總書記本人。此后又數次在媒體提到此事。
一直到前不久，俄《共青團真理報》70年代的著名記者瓦列里·阿格
龍斯基以《勃列日涅夫現象》為題在該報發表了自我訪談錄，進一步
披露了他哥哥阿納托利參與勃列日涅夫總書記的中篇小說《小地》、
《處女地》和《復興》寫作的一些情況及其心理活動，并初步對這一
特定的“勃列日涅夫現象”進行了剖析。下文摘自《編譯參考》
2000年10月號，伊彌編譯。
我在本文采取新聞界中的一種古怪而不多見的自我訪談形式，由
自己來提出問題，再自己作出回答。這是一場記憶與良心的對話。不
過，我在此只打算談談前總書記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文
學創作。讀者們可能還記得，正是他“寫成”了聞名于世的“三部曲”
（注意：“寫成”和“三部曲”都打上了引號）———《小地》、
《處女地》和《復興》，而且獲得了列寧文學獎。雖然對勃列日涅夫
“寫成”的東西報刊上已有不少評論，但時不時還能聽到一些我稱之
為“勃列日涅夫現象”的恰似流行性感冒的議論。
這樣一來，有人不禁要問：到底是誰寫就的這三部“不朽的作品”？
參與炮制勃列日涅夫這三部中篇小說的就有托利亞，我的親哥哥
阿納托利·阿格龍斯基。
問：你是什么時候從哪里知道你哥哥是勃列日涅夫“不朽作品”
的作者？是他親自告訴你的？
答：要是這樣，我今天談起這些決定公諸于眾的內幕情況就不會
抱任何幻想，也不會有任何道德與精神上的原因了。一次，在我供職
的《共青團真理報》編輯部走廊里，有個跟我要好的同事走到我的跟
前，突然對我說：你的哥哥阿納托利真是個怪人，白給的一輛“伏爾
加”人家居然不要，害得我們也只好拿不到手。簡言之，使我們大家
讓掙到手的汽車飛走了。
我直到這時才知道，托利亞參加了由這些記者組成的一個寫作班
子，在給勃列日涅夫寫中篇小說。隨便說說，我的那位同事是在給總
書記寫一本關于宇宙的書，因為“作者”本人已經辭世，書也就出不
來了。
我還記得，那一天我曾天真地問哥哥：“你不是在巴爾維哈寫東
西嗎？”“是哪個混帳家伙告訴你的？”這就是我當時聽到的回答。
也難怪，當時托利亞和他們整個班子是處在什么情勢啊！
問：你哥哥對勃列日涅夫中篇小說的寫作還挺認真的吧．不像你
那么不當一回事兒？要不是這樣，又當作何解釋呢？
答：大概是挺認真的吧。不過恕我直言，你就甭想能從我這里聽
到我對哥哥的好話或壞話。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去對自己的哥哥和
他那個時代妄加評論。至于說哥哥對書的看法，那不管書怎么樣，也
總歸是自己的孩子，哪怕是個殘疾人也是自己的孩子。
問：你們哥兒倆關系不錯，彼此都信得過的吧？
答：托利亞不僅是我的哥哥，因為各種原因還是我的父母、師長、
朋友和記者行業的絕對權威，他各方面都比我強。他之所以不把自己
參加寫作班子為勃列日涅夫寫小說的事告訴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情
況，那就是整個班子的記者保證過絕不向外泄露秘密。而托利亞又清
楚自己的弟弟是個嘴上從不上鎖的人，知道的事遲早總會捅出去。可
托利亞比我精明、細心，也更謹小慎微，因為他受過磨難，比弟弟更
能感受1937年被捕的父母的痛苦，那時我7歲，托利亞已經14歲。他甚
至根本就不要求入黨，免得遭到拒絕，雖說他選擇了記者這一職業，
而干這一行不是個黨員是會困難重重的。
然而，他雖然不是個黨員，可他居然成了全國的第一支筆，這可
是不容易啊，因為這全靠的是他那過硬的本事。要是我，就會“入黨”
了。這就是我們兄弟倆心理上的差距。這種差別后來還在面臨生活和
職業上的諸多抉擇，以及各自在隨時隨地碰到的危難面前表現出來。
我不想在此說孰對孰錯，只想說一點：我們是不同性格的人，而托利
亞比我要強得多。
問：你和哥哥都沒有個人隱私？
答：這談不上隱私……我們是真正的兄弟，互相親密無間，關懷
備至，襟懷坦白（我），隨時幫助對方祛災免禍（托利亞幫助我）……
問：你是在故意回避我提出的問題，你的哥哥是因為什么原因要
把自己的奴才活計對你嚴加保密？
答：首先，我已經說過了：我那時候在新聞界已經不再是小字輩，
托利亞從來都不在我面前吹牛，尤其是自己擔任的是這么一種黑人奴
才的角色，碰到這種事是不會有人自吹自擂的。哥哥不僅為人清高，
還很自尊，他清楚自己是在干什么事，我要是對這種工作持贊許態度，
他會認為是一種挖苦。所以他才一直守口如瓶。不僅這件事，就是碰
到一些更重要、甚至更危險的事也如此，從此可以看出他在作事和為
人上都很正派。
問：你這是指他是總書記本人及其身邊人的心腹，這不僅給報紙
爭得了自主地位，還為自己謀得了特權和福利？
答：我已經提到過“伏爾加”轎車的那件事，我哥哥沒要它，他
那時候不用說是沒有任何物質利益的。不像我們今天，我的那些同事
只要有人在為哪個部委或金融寡頭寫東西，他們從不隱瞞。現在的時
尚也變了：現在當奴才都是實實在在地當，都不用改變臉上的膚色，
這甚至還是件十分體面的事。
問：從這個意義上說，哪個時代更壞或更好？
答：在托利亞他們為勃列日涅夫寫作的時代，當時是另外一種環
境，那種環境不讓記者們有任何選擇的余地，所以也沒幾個人愿意去
干那種事。今天這才成了氣候。至于明天如何，沒有必要去猜測。現
在我和你們都明白了：托利亞沒有什么好向弟弟和同事們吹噓的，就
更談不上引以為豪了。奴仆是不會數自己和別人的勛章，就像病人互
相不讓看自己的病象一樣。這是一種悲劇。
問：他是覺得他有一種羞恥感？
答：哥哥比在自己弟弟面前更有一種羞恥感。不過話又說回來，
我覺得托利亞一直對他在克里姆林宮干的事就是對自己的妻子也嚴加
保留。關于這一點我在托利亞死后意識到了，當時我們有一位共同的
同事和“朋友”首次在1984年的《旗》雜志上發表文章，公開指出我
的哥哥是勃列日涅夫那幾個中篇小說的實際作者。隨便說說，整個班
子就只點了我哥哥的名，因為我們的“朋友”心里明白，其余的人是
不會答應他的。可托利亞已經死掉，是好是壞他都顧不上了。后來，
托利亞的遺孀還曾打算立馬上訴法庭，以保護丈夫的名譽與尊嚴。但
她只能舉出一個證據：托利亞生前從未親眼見過勃列日涅夫。
問：那你呢？也是滴水不漏？
答：不，當時我在氣頭上就打電話給那個饒舌的、恬不知恥的
“朋友、道學先生和告發者”，就為了告訴他：好呀，要是當時也把
你拉進班子里，你會高傲地拒絕嗎？是啊，你可是耐心地等來了言論
自由的改革時期，于是勇敢地起來向輿論界大聲疾呼，說你是清白的，
而我的哥哥和他那一班子記者都干下了見不得人的事。你呀，親愛的，
這才叫烏鴉笑豬黑哩。那篇文章在我家里是找不著了，我燒掉了。因
為我突然想起，萬一他真的寫了關于托利亞的實話呢？我甚至還問過
自己的一些朋友，他們看過那篇告托利亞的文章沒有。他們說看過，
還勸我別去同那個嫉妒成性的人計較，我這才斷了公開“馬德里后宮
內幕”的念頭。
問：哪些內幕，你能舉個例子嗎？
答：我滿可以先把那些勃列日涅夫巨著的組織者公之于眾。由于
他們為主子賣足了力，作為報答都分別獲得了列寧和國家獎金，官越
當越大，要不就是撈到了一大筆稿酬。我滿可以把他們一一地點名曝
光，不漏一個，他們這些人一直到今天可都還生活得挺好。但是我受
過的教育和自己所從事的職業沒使我養成告密的習慣，他們只要愿意，
完全可以當眾懺悔，甚至向國家補交那份稿酬稅。
問：你就快別裝蒜了，你那是不敢點出他們的名字？
答：我是不敢，不過我那是另有顧忌。問題是像托利亞的那位朋
友加同事的善于“開誠布公”的人，還有他的那些“同伙”和組織者
的心理今天已經有所改變。他們這些人如今已不把自己和別人“釘”
在恥辱柱上，一個個都已在為填飽肚皮奔忙。
可悲的是，今天有不少年輕人，他們有本事，自稱是“完全自主”
的人，也不放過任何機會爭相去為那些形形色色的當權者、金融家和
政客捉刀代筆，叫他們寫什么就寫什么，然后在同行中為一些私利而
互相撕咬。這樣的人為數不少，我不想一一點出他們的名。
不，我現在不是在為新聞界的過去堪憂，也不在為我哥哥的名譽
發愁，我是在為它的現狀與將來擔憂。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這就是我
為什么如此滿懷激情而又不無傷感地回憶起托利亞的這段記者生涯和
命運的緣故。
問：不過，今天的“定貨人”還是同過去你哥哥為之效力的那些
人有所不同，是吧？
答：沒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有本質上的差別。我已準備好要告訴
昨天的那些定貨人：我可憐你們，因為你們是當時那些人民公仆的奴
仆。不過今天你們的時代也并未結束，至于什么時候結束，這誰也說
不上來。但有一點，那種侍候人的過去正是要靠你們這一代人來結束，
取而代之的將是奉獻的時代。
問：你哥哥總有時候當著你的面談到過同勃列日涅夫的“關系”
吧？
答：有一次曾間接地提到過，而且當時還正在寫作那些東西，不
過我這是后來很久之后才意識到的。那是在托利亞死后不久，所有那
些告發者的趨附逢迎的白癡漢都一個個出來說話，已經對托利亞毫無
顧忌，也不怕有違自己的良心。
一次，我同哥哥到墓地去探望父母，而且是我開的“日古利”。
我們在一個十字路口停下來等綠燈，托利亞突然開口說：你聽我說，
瓦柳什卡，前不久勃列日涅夫的助理曾開著一輛政府小轎車來接我去
克里姆林富潤色一個文件，讓它念起來順口。你瞧，我們就這樣坐著
政府官員的專車在莫斯科中心的街道中橫沖直闖，所有別的汽車都停
了下來，變得那么矮小，交通警一個個都敬著禮，街上的行人在我的
眼里就像在空曠的城市里爬動的小甲蟲。這時我突然感到自己是個有
著無限權力的侏儒，這是一種令人極度惡心的感覺，我過去還從未有
過。現在我能同你坐在這樣的車里，同周圍的其他人一樣，老老實實
地遵守交通法規，這該是多幸福啊。
那天我們在父母的墳頭上種上了花（如今托利亞已長眠在那里，
不久的將來我也會同他們在一起），我們還按老習慣在墳邊的長凳上
坐了一會兒，在思考生活的意義。我們倆都不吭聲。我知道托利亞為
什么不吭聲，他也知道我為什么不說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