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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單的回顧
我自己所學的專業(yè)是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和魏晉南北朝文學（博士），本來沒有任何資格奢談所謂上古文學研究問題。不過，從專業(yè)的角度，或是從個人的志趣而言，我對于上古文獻始終抱有強烈的求知欲望，始終關(guān)注著它的每一點進展。感謝《文學遺產(chǎn)》編輯部領導對我的信任和扶植，從一九九一年開始，讓我到編輯部兼職，負責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研究稿件。對我來說，這實際上是一次難得的學習和鍛煉的機會。十余年來，我一直在學術(shù)領域里苦苦地求索，深深地理解學術(shù)研究的艱辛；而今又兼任編輯，更強烈地感到自己肩上的重任。四年來，粗粗地算了一下，經(jīng)過我看過的稿子至少也在一千篇上下了。所涉及的領域、所觸及的問題，還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研究方法，新奇而充滿魅力。從我個人主觀愿望上說，當然希望多發(fā)表一些同行的研究成果，但是版面的限制，實際發(fā)表的僅僅是一小部分。對于每一篇來稿如何選擇，最重要的當然還是態(tài)度問題。嚴肅而認真，及時而慎重，這是處理稿件的基本準則；其次是知識結(jié)構(gòu)問題。象過去那樣守著自留地精耕細作，已經(jīng)遠遠不能適應工作上的需要。這就需要隨時補充知識養(yǎng)分。盡管在具體處理稿件過程中，時常有力從不心之感，但所內(nèi)有許多老先生給我很大的支持，有些不懂的問題得以隨時求教，避免了許多失誤。我的上古文獻知識，很多是從編輯工作中學到的。我過去在大學教書，懂得教學相長的道理，象《文學遺產(chǎn)》這樣專門的編輯工作與研究工作更是如此，是相互促進的關(guān)系。
由于有了這樣一段工作經(jīng)歷，編輯部領導希望我能就上古、中古文學研究的來稿及發(fā)稿情況作一些介紹；我個人在看稿過程中不時也會產(chǎn)生一些膚淺的想法，很愿意借這個寶貴的機會提出來，盡管有班門弄斧之嫌，而我，確實是在真誠地希望得到專家學者的幫助和指導。
上古文學，具體說是先秦文學，文史哲并沒有明確的分野，歷代的學者都曾投下大量的精力從事這段歷史文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詩經(jīng)》、《楚辭》、先秦諸子、歷史散文，哪一個領域沒有大量的研究積累！不要說有所創(chuàng)新，就是先消化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也需要相當?shù)墓αΑＫ詮氖孪惹厝魏我粋�專題的研究，如果要求自己有所突破，就必須具有相當廣博的知識背景，沒有任何投機取巧的余地。因而在這個研究領域，幾十年來相對保持著較高的學術(shù)品位，粗制濫造的現(xiàn)象比較少見，即使偶然出現(xiàn)，也很難蒙混他人耳目。中古文學，約定俗成，一般是指漢魏六朝文學，它在中國文學研究史上的際遇遭逢是頗不相同的。建安文學、正始文學以及陶淵明等作家備受后人推崇，評價甚高；而像永明文學、宮體詩等卻頗遭非議和指摘。有不少作家作品好象從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似乎有意無意地忽略他們的存在；而有些作品如《文選》《文心雕龍》等卻是古今兩大學術(shù)熱點，成為顯學。這種種復雜的歷史現(xiàn)象，本應給予相應的闡釋，但是由于資料的匱乏、零亂，難以取得較大的進展。長期以來，中古文學研究相對處于沉寂荒漠的狀態(tài)。唯其如此，本世紀的中古文學研究，首先即是從史料的鉤沉索隱開始起步的。
鑒于這樣一個學術(shù)背景，《文學遺產(chǎn)》復刊以來，對于上古、中古文學的研究稿件基本采取了這樣一種方針：上古文學研究從嚴把握，注重發(fā)表老一代學者的研究成果，力戒浮華，追求平實的學風。如聞一多遺稿《東皇太一考》（80年1期）、林庚先生《＜天問＞中所見上古各民族爭霸中原的面影》（同上期）、姜亮夫先生《為屈原庚寅日生進一解》（81年1期）等。中古文學研究，材料就那么多，都擺在明處，但是，如果仔細推敲，卻又問題成堆。有很多問題需要重新考察，包括史料的鉤沉辨析、理論的闡釋發(fā)揮，還包括對具體作家作品及文學流派的研究，等等。可是，有限的史料還記載分歧，令人無所適從。對這一段文學的研究，更需要有一種通識，一種深厚的學養(yǎng)。從目前情況看，來稿不少，但是比較理想的還不多。時常聽到同行對《文學遺產(chǎn)》的發(fā)稿情況有所抱怨，說上半段的稿件發(fā)表得太少了，這是事實。其中一個原因就在這里。
從近年來稿情況看，上古、中古文學研究稿件，平均每年在一百篇到一百五十篇左右。其中，多數(shù)是中古文學研究論文，通常占三分之二。大致說來，上古文學研究論題主要是：一、對詩文某一字句提出新解；二、分析某些作品的題旨，《詩經(jīng)》、《楚辭》研究多涉及這方面內(nèi)容；三、對某些作家作品作出重新評價；四、利用新的文獻資料對傳統(tǒng)課題作出新的論證。中古文學研究除上述內(nèi)容之外，又多出文人集團研究、區(qū)域文化研究等新內(nèi)容，從總的研究態(tài)勢來看，有后來居上、大有超過上古文學研究的趨勢。遺憾的是，每期版面非常緊張，上古中古文學研究，按照既定的原則，僅分給三萬字的篇幅，也就是說，每期頂多發(fā)表三、四篇文章，還別太長。如果一篇文章占去兩萬字，那就必然會擠掉很多文章。起初，對于編輯部制定的規(guī)矩，我也不理解，論文把握在一萬字左右，長的壓縮，削足適履；短的拉長，無話找話，結(jié)果都成了一個模樣，一幅面孔。當了幾年兼職編輯，我似乎理解了編輯部的苦衷：還是希望每期多發(fā)幾篇論文。這是不得已而制定的規(guī)矩。就是這樣，每年也只能從來稿中選取十分之一發(fā)表，而絕大多數(shù)論文就只有割愛了。
二
艱辛的拓展
《文學遺產(chǎn)》復刊于撥亂反正的八十年代伊始。當時的學術(shù)界，百廢待興，一切似乎都要重新開始。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學遺產(chǎn)》中堅力量，多是學術(shù)界的前輩。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業(yè)務骨干逐漸挑起學術(shù)大梁。他們不滿足于過去的研究方法，開始探討自己的學術(shù)道路。后來的文學史觀大談論，正是這種時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學術(shù)界的后來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強烈呼聲。當然，這場持續(xù)數(shù)年之久的大談論，其利弊得失，還有待于后來實踐的檢驗，現(xiàn)在作是評說也許還為時過早。但是，它在客觀上促使人們對于以往的學術(shù)研究觀念、研究課題、研究方法等作進一步的反思，確有其積極的意義。就上古、中古文學研究而言，從那以后，學術(shù)界對于過去那套庸俗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擯棄不用了。同時，對于過去似乎已成定論的一些問題，重新作了認真細致的辨析工作。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對于南北朝文學的研究。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南北朝文學似乎就是形式主義的代名詞，而忽略了它在整個文學發(fā)展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研究觀念的變化，這一傳統(tǒng)的看法受到了嚴重的挑戰(zhàn)。當然，也有學者刻意標新立異，脫離文學史實，為南朝文學，特別是為宮體詩大唱贊歌，似乎有矯枉過正之弊。學術(shù)研究需要積累，一個一個問題的積累。如果僅僅停留在道德的評判上，學術(shù)研究永遠走不出怪圈，今天可以把它捧上天，明天又可以抑之入地。這樣的研究沒有任何意義。汲取經(jīng)驗教訓，九十年成熟起來的更年輕的一批新生力量，在老一代學者嚴格而卓有成效的指導下，潛心問學，作出了自己應有的成績。就上古、中古文學研究而言，近年已經(jīng)出版的博士論文如傅道彬《＜詩＞外詩論箋》、趙敏俐《兩漢詩歌研究》、蔣述卓《佛經(jīng)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錢志熙《魏晉詩歌原論》、景蜀慧《魏晉詩人與政治》、盧盛江《魏晉玄學與文學思想》、王能憲《世說新語研究》、閻采平《齊梁文學研究》、劉躍進《永明文學研究》、吳先寧《北朝文學研究》、程章燦《魏晉南北朝賦史》、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等，已經(jīng)遠遠不限于一般的評價，或者僅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對各個專題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盡管所得結(jié)論不一定全對，但是，后來者如果繼續(xù)從事這些專題的研究，這些學術(shù)成果就繞不過去。這也許就是學術(shù)積累的意義所在吧。使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上面提到的絕大多數(shù)博士論文，其精華多首先刊載在《文學遺產(chǎn)》上，有些還在全國青年社會科學論文評選中獲了獎。此外，還有許多沒有出版的博士論文，他們的論文精華也多由《文學遺產(chǎn)》刊載出來，或者通過博士新人譜加以介紹，智略輻湊，以表風華，為上古、中古文學研究展示了廣闊的前景。十余年間的風云際會，《文學遺產(chǎn)》在推動文學研究觀念的轉(zhuǎn)變方面起到了它應有的作用，這樣說也許并不過分。
隨著研究觀念的轉(zhuǎn)變，研究領域、研究方法也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
研究領域的變化，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傳統(tǒng)的研究課題，隨著新材料的發(fā)現(xiàn)，或者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出現(xiàn)了某種復興的態(tài)勢。這在傳統(tǒng)的“文選學”研究上表現(xiàn)較為明顯。這是富有戲劇性的研究領域。唐代即有所謂的“文選學”，宋代甚至流傳“《文選》爛，秀才半”的說法。但是到“五四”時卻成了“妖孽”而被打翻在地，幾十年未能翻身。從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間，“文選學”方面的研究論文不足十篇，它在大陸的境遇可想而知。1988年在長春召開了首屆《昭明文選》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1992年、1995年又分別召開了第二、三屆學術(shù)討論會。每次參加人數(shù)都在七、八十人以上。“文選學”所以能夠在新時期表現(xiàn)出復興的趨勢，可能有兩個原因，其一，國內(nèi)外不時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版本資料，日益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其二，《文選》以及諸家舊注是研究中古文學，乃至研究唐宋文學的津梁。以《滄浪詩話》為代表的宋代詩話，凡是論及唐前文學，所例舉的作品，幾乎沒有超出《文選》的范圍。在某種程度上說，《文選》就是先唐文學的代稱。近代著名學者李詳在其《文選學著述五種》（《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對于杜甫、韓愈等唐代大詩人的作品作了詳盡的考察，結(jié)論是唐代詩人幾乎沒有不受《文選》影響的。這已是千古不移之論。當代學術(shù)界重新喚起對于“文選學”研究的興趣，這一動向首先在《文學遺產(chǎn)》得到了及時的反應。作為全國“文選學”研究會會長，曹道衡先生近年在本刊連續(xù)發(fā)表了《論＜文選＞中幾篇齊梁應用文》（93年3期）、
《從樂府詩的選錄看＜文選＞》、《關(guān)于＜文選＞中六篇梁代作品的寫作年代》（將刊在96年2
期），對于《文選》的撰錄標準、所收作品的創(chuàng)作年代等問題作了系統(tǒng)的考察。周勛初先生《＜文選＞所載＜奏彈劉整＞一文諸注本之分析》（１９９６年2
期），通過對日本所藏《文選集注》的考察，推測《奏彈劉整》的原貌以及各家舊注的得失。躍進《從＜洛神賦＞李善注看尤刻＜文選＞的版本系統(tǒng)》（94年4期
）對于《文選》的版本問題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開拓新的研究領域。最值得稱道的是曹道衡先生對于北朝文學的研究。八十年代，他在《文學遺產(chǎn)》和其他刊物上發(fā)表了《試論北朝文學》《十六國文學家考略》《關(guān)于北朝樂府民歌》《從＜切韻序＞推論隋代文人的幾個問題》《讀賈岱宗＜大狗賦＞兼論偽＜古文尚書＞流行北朝的時間》等文章以及與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學史》中北朝文學部分，將過去被視為“文學作品幾乎絕跡”的十六國及其以后的北方文學分為不同的發(fā)展階段，進行縱橫比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啟發(fā)意義的創(chuàng)見，厘定了北方文學研究的基本格局。這些研究成果，多已收錄在《中古文學史研究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和《中古文學史研究論文集續(xù)編》（臺灣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代表著近十年來中古文學研究的最高成就。
第三，在中古小說史研究方面，已故胡念貽先生在《＜逸周書＞中的三篇小說》（81年2期）、曹道衡先生《＜風俗通義＞與魏晉六朝小說》（88年3期）等文，不僅對于古小說作了鉤沉索隱的工作，還對于兩漢子部在小說研究方面的價值作了充分的論證。此外，曹先生的《論王琰和他的＜冥祥記＞》（92年1期）
在考訂作者生卒年的基礎上，對于《冥祥記》的內(nèi)容、史料價值和這部書產(chǎn)生的歷史背景作了考察，有些推論，與日本發(fā)現(xiàn)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中華書局94年校點出版）多有吻合（參見孫昌武先生《關(guān)于王琰＜冥祥記＞的補充意見》，92年5期）。
第四，利用出土文獻資料研究《楚辭》，取得重要的進展。湯炳正先生《從包山楚簡看＜離騷＞的藝術(shù)構(gòu)思與意象表現(xiàn)》（94年2期）根據(jù)1987年出土的大量楚簡對于楚國每事比卜的風尚以及卜筮的程序、用具及方法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訂正了歷代《楚辭》研究在卜筮方面存在的問題，還以嚴密的論證，對于學術(shù)界有人斷言屈原為“巫官”的說法作了辨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充分體現(xiàn)了老一代學者嚴謹求實的學風。此外，劉信芳《包山楚簡神名與＜九歌＞神祗》（93年5期）也在利用出土文獻方面對《楚辭》研究作了較為成功的嘗試。閱讀這些文章，耳邊總是想起六十多年前陳寅恪先生說過的話：“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乃是古史研究的重要途徑。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史專業(yè)分得越來越細，將活生生的歷史強制性地劃分成條條塊塊。條塊分割的結(jié)果，隔行如隔山。文學研究界對于考古學界的成果，相對來講，就顯得比較隔膜，人為地限制了自己的學術(shù)視野。這種狀況開始得到初步的改變。
第五，注意介紹海外信息，這也是擴大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我們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其一，及時組織文章對海外研究成果加以評介。《在研究的背后》（92年1期）
介紹了日本著名漢學家小尾郊一《中國文學史所表現(xiàn)的自然與自然觀》；《自成一片風華景象》（92年2期）
實事求是地評介了臺灣三部漢賦研究著作，而《臺灣近四十年＜詩經(jīng)＞研究概況》（94年4期）一文對于海峽彼岸的《詩經(jīng)》研究情況介紹得尤為詳盡，讀后使人深深地領略到了同族同根的親切感。此外，《＜世說新語＞在日本的流傳與研究》（94年4期）、《鐘嶸＜詩品＞在域外的影響及研究》（93年4期）、《韓國研究六朝文論的歷史與現(xiàn)狀》（93年4期）等文都為學術(shù)界提供了較為豐富的資料線索。其二，在此基礎上，有意識地組織一批海外學者的論文，譬如清水凱夫先生《＜詩品＞是以滋味說為中心嗎？》（93年4
期）、竹田晃先生《以中國小說史的眼光讀漢賦》（95年4期）等，
前者對中國大陸學術(shù)界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尖銳的批評；后者變換研究視角，從虛構(gòu)文學的角度評價漢賦的歷史作用（此一問題，胡士瑩先生早在《話本小說概論》中即已論及，可惜沒有得到中國大陸學者的充分重視）。其三，刊發(fā)國內(nèi)學人搜集利用海外各種文獻資料而撰寫的論文。《歸去來兮詞＞與＜歸去來＞佛曲》（93年5期）根據(jù)日本八世紀文獻《圣武天皇宸翰雜集》所收中國劉宋釋僧亮的佛曲《歸去來》，推斷這篇佛曲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相通之處，陶淵明的這篇名文實際上是“玄佛合流”的時代精神，即魏晉“佛教玄學”人生觀的典型體現(xiàn)。
研究觀念的變化、研究領域的擴展，客觀上也促進了研究方法的轉(zhuǎn)變。最明顯的變化是由過去的大題小作，變?yōu)樾☆}大作。這樣，許多問題才能說深說透，才不至于隔靴搔癢。其實，這種研究方法并非今人獨得胸襟，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許多學者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已經(jīng)取得了劃時代的成績。再說乾嘉學派中第一流的學者，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只不過在走了許多彎路以后又重新認識到它的價值罷了。譬如陳寅恪先生《金明館叢稿初編》《二編》中的多數(shù)文章，就是成功地運用這種研究方法的典范。如《書＜世說新語·文學＞類鐘會撰＜四本論＞始畢條后》，乍看起來僅僅是篇讀書札記，僅僅論述了魏晉清談時期的一個哲學命題，但是陳先生卻能在所謂“才性同，才性異，才性合，才性離”這個抽象的哲學命題中極精辟地洞察了魏晉時代兩大政治陣營的對立與轉(zhuǎn)化。以曹氏為代表的寒族以為才性相異相離，而以司馬氏為代表的望族則認為才性相同相合。對這個命題的理解，兩派針鋒相對，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而是驚心動魄的政治問題。作者目光如炬，論析可謂入木三分。如果再聯(lián)系到中國七十年代末期那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起初似乎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命題，最終卻轉(zhuǎn)化為政治變革的理論先聲。經(jīng)歷了這場變革，使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陳寅恪先生這種以小見大，一針見血的研究所蘊含的理論意義。曹道衡先生《從＜雪賦＞＜月賦＞看南朝文風之流變》（85年2期）、《從兩首＜折楊柳行＞看兩晉間文人心態(tài)的變化》（95年3
期）就明顯地受到了陳寅恪先生的影響。謝惠連的《雪賦》與謝莊的《月賦》是南朝小賦的名篇。歷來的文學史家多有論及。而曹先生不僅辨析了這兩篇賦從“體物”向“緣情”轉(zhuǎn)變過程中重要藝術(shù)價值，而且還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轉(zhuǎn)變的歷史緣由，包括作者的社會地位的變化、文壇風尚的轉(zhuǎn)變等，具體而微，令人信服。樂府舊題《折楊柳行》，歷代文人多有擬作，這里反映了哪些問題，以往的研究多語焉不詳，曹先生卻能從陸機和謝靈運的兩首詩中辨析出兩晉文人心態(tài)的變化。兩人都出身于高門貴族，但是生活的背景卻全然不同。如果說陸機的思想基本上屬于儒家的話，謝靈運的情況則要復雜得多，不僅有儒家思想的影響，還有老莊和佛教思想的影響。他在《折楊柳行》中關(guān)心的是個人的“泰”與“否”，不象陸機那樣旨在刺世。陸、謝兩人的這種思想差別，其實不僅僅是他們兩人特有的情況，而是代表著太康詩人和元嘉詩人的不同。太康詩人志在用世，而元嘉詩人則更多地關(guān)心個人的榮辱。這種的心態(tài)的不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魏晉以后“門閥制度”的形成與衰微、儒釋道對士人的不同影響所致。這篇文章由兩首《折楊柳行》入手，就象剝筍一樣，層層剖析魏晉到南朝士人心態(tài)的變化，還縱論了南北文化的不同，視野頗為開闊。我在前面說過，中古文學更需要一種通識，一種學養(yǎng)，這正如傅璇琮先生在《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續(xù)編序》中所說：“我覺得中古文學研究之難，主要不在于如后代那樣需用全力搜尋大量的不經(jīng)見的材料，而是要在較高的學識素養(yǎng)上來細心研索材料，又要兼具文學、史學、經(jīng)學的根柢，把研究對象放在社會文化的整體歷史背景下加以觀照。本世紀以來凡在這一領域作出較大成就者，如劉師培、魯迅、陳寅恪、唐長孺等，都莫不如此。在當今，我認為曹道衡先生即繼這些前輩學者，在中古文學研究中創(chuàng)獲最多、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三
存在的問題
在上古文學研究領域，我充其量是一個旁觀者；對于中古文學的研究，我也只是初學者。處在這樣一個位置，叫我在旁邊指手劃腳地來談所謂“存在的問題”，有些不自量力，有點不知所措。但是編輯部已經(jīng)給每人規(guī)定了硬性任務，作為一名兼職編輯，我也只能硬著頭皮就編稿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粗淺地談幾點看法。
我個人覺得，問題比較集中地表現(xiàn)在兩個極端的傾向上：一個傾向是憑空高論，論題大多涵蓋面極寬，縱覽古今，貫穿中外。幾十年來，我們的上古、中古文學研究界，如同整個古典文學研究界一樣，善于作這種大塊文章。在方法論盛行的八十年代，這類文章仍然充斥于我們的大大小小的刊物。只不過從過去言必稱馬列，搖身一變，開口必稱現(xiàn)代某某主義。從古希臘羅馬哲學到現(xiàn)代西方學術(shù)思潮，也不知有多少是真的，反正是狂轟濫炸一番，弄得中國學術(shù)界暈頭轉(zhuǎn)向，不知所措。似乎不說一點新名詞，就有被時代拋棄的危險。當時有許多文章，懂行的不看，不懂行的看不懂。水過地皮濕，到底留下多少有價值的東西，實在使人生疑。現(xiàn)在，空談馬列的少了，賣弄方法論也不吃香了，時髦的話題是儒、釋、道與中國統(tǒng)文化。或通論儒家的文學思想，或縱論道家美學思想與中國文化，等等，論題如此之大，篇幅又如此之小，解決這個矛盾的唯一辦法，就是天馬行空，俯瞰寰宇。這樣，所得結(jié)論往往適用于任何一代的文學現(xiàn)象，究其實際，又不能解決任何問題。中國傳統(tǒng)的儒、釋、道，各個時代，乃至同一時代的不同時期，士大夫們對于他們的理解和接受，其實是很不相同的。論儒家思想對于文學的影響，起碼的要求，首先應對本課題有所界定，儒家特指哪一時代？特指哪一流派的？據(jù)我所知，漢儒與宋儒就很不相同，清儒又有別于前代。更何況，在漢儒中間又分為經(jīng)今古文學兩大派別；這兩大派別，歷唐宋元明清，各有傳承，有時差別相當大。同樣，道家思想也極為復雜。先秦時代的道家是一幅面孔，魏晉玄學時代的道家又是另一幅面孔。唐宋時代的士人多信奉老莊，他們心目中的道家又必然打上自己時代的烙印。至于經(jīng)過道教信徒改造過的道家就更有自己的特點。所有這一切，紛紜變換，哪能一鍋燴呢？
另一個極端傾向是鉆牛角尖，得出的結(jié)論往往偏頗。有很多來稿，糾纏于一些很難說得清的問題，爭來論去，就象從圓心射向兩個不同方向的直線，分歧只能越來越大。僅就某一點而言，似乎有一得之見，但是，倘若通盤考察，就滿不是那么回事了。僅僅根據(jù)一二條孤證來推論字義，這在訓詁學上叫望文生意，不足信據(jù)。同樣，在文學史研究上，特別是上古、中古文學研究，這種望文生意的現(xiàn)象還比較嚴重。一個字、一句話、一條史料，拆來卸去，穿鑿附會，已經(jīng)到了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個問題在考證文章中時常出現(xiàn)。比如翻來覆去地考證某作者死于何病，某詩人自殺方式，這種考證能有多大意義，使人懷疑。當然，為考證而考證，倘若確能得考出一些問題，也許還有它的價值。就怕有些冒似樸學的考證，明明有些問題限于材料不能得出結(jié)論，卻偏偏發(fā)誓要搞個水落石出。沒有材料，就只有胡猜亂想。我在《有關(guān)＜文選＞“蘇李詩”若干問題的考察》（將刊于96年某期）中專門就此類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近來還時常見到一些毫無根據(jù)的翻案文章，這里聲稱挖掘了一個久為人所忽略的作家作品，那里又否認嵇康曾任“中散大夫”；這里忽然宣布發(fā)現(xiàn)某某先唐佚詩，那里又根據(jù)學界并不生疏的材料推翻前人定論；這里強烈地要求對焦仲卿、劉蘭芝重新評價，那里又執(zhí)著地為中國第一大詩人姬旦莊嚴“正名”，如此等等，表面很熱鬧，但都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至于他們所根據(jù)的材料是否可信，他們所提出的問題是否有意義，似乎從不關(guān)心。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偏愛自己研究的對象，往往出現(xiàn)拔高古人的偏頗。在《文心雕龍》研究方面表現(xiàn)得比較明顯。近年《文學遺產(chǎn)》很少發(fā)表《文心雕龍》的研究論文，不是這個問題不重要；恰恰相反，《文心雕龍》里有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但是，現(xiàn)在把《文心雕龍》炒得火熱，說得神乎其神，簡直比現(xiàn)代理論還要完美，幾乎無所不包。既有創(chuàng)作體系，又有美學體系，甚至還有心理學體系。可是說來說去，就那么幾句話，就那些材料，就象拼盤一樣，怎么拼都可以。胡國瑞先生《論陸機在兩晉及南北朝的文學地位》（94年1期）有這樣一段話：“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部體大思精的文學理論批評著作，對后代文學理論的影響頗為巨大，但也存在著思想的局限，在當時并未受到重視，對于文藝創(chuàng)作，只能說總結(jié)了前人的，但未能指導當前及后代。”如果對中古文學創(chuàng)作稍有了解，對于胡先生這個平實的論斷，我想多數(shù)人是會認同的。此外，《也談“神思”與“沈思”兼及其他》（94年3期
）針對日本學者在《文心雕龍》與《文選》研究上的牽強看法提出異議，認為在《文心雕龍》以及六朝文論研究方面存在著拔高化與現(xiàn)代化的傾向，所說頗為中肯。除文論研究外，們在從事某一課題研究時，往往習慣上說某某在文學史上“有巨大（或重要）影響”，信手寫來，脫口而出，而真實情況卻未必如此。這就提醒我們，學術(shù)研究一定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冷靜、客觀，平實，這看似容易，真正做到這一點其實很難很難。
四
樂觀的展望
《文學遺產(chǎn)》已經(jīng)走過了四十年艱辛而輝煌的歷程，也積累了豐富經(jīng)驗。站在世紀之交的關(guān)口，展望未來，我們應當有理由充滿信心。
面臨的最重要的問題，首先還是應從理論上對“上古文學”、“中古文學”的概念作出界定。譬如“中古文學”這個概念肇始于劉師培《中古文學史講義》。后來約定俗成，以此概指魏晉南北朝文學。如果僅僅如此，其實沒有必要非用這個模棱兩可概念。近一個世紀以來，多數(shù)文學史在講到這段文學發(fā)展時，多數(shù)還是冠以魏晉南北朝文學。但是這樣做，又有許多問題不好解決，因為“魏晉南北朝”畢竟是各個朝代的名稱，雖然與文學的發(fā)展有重要關(guān)聯(lián)，但兩者并非等同。比如這段文學的開端，首先就是建安文學，名義上屬魏晉文學，而實際上卻用的是東漢的年號，名不符實。事實上，學術(shù)文化本身是一個流動的歷史，自有其分合的標準。當某種文化形態(tài)占據(jù)當時文化界的中心，并形成一股時代潮流，這就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時代。它可能受政權(quán)變化的影響，但兩者的發(fā)展并非總是同步。東漢遷都洛陽，文化中心隨之而東移。與西漢文化相比，東漢文化由過去儒家一統(tǒng)變?yōu)槿遽尩廊痔煜碌木置妗鹘y(tǒng)的儒家思想已不再為士人視為萬古不變的真理，神圣的光環(huán)失去了色澤，文學才有可能從傳經(jīng)布道的束縛中掙脫出來而走向獨立。余嘉錫先生《世說新語箋疏》用了大量的材料疏理了漢魏風尚變化，揭示出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魏晉風度多源于東漢。既然如此，我個人認為，用“中古文學”取代魏晉南北朝文學似乎更為合適，而它的研究上限應當始于東漢遷都伊始。理論依據(jù)之一，就是文化中心論。至于中古文學時期各個階段的劃分，不必再象過去樣完全依據(jù)政權(quán)變化來劃分，而應當充分考慮到文學自身的發(fā)展變化。即以南朝文學研究為例，以元嘉文學、永明文學、宮體詩取代過去沿習已久的宋齊梁陳文學的概念，似乎更符合六朝文學的發(fā)展實際。
確定了中古文學的時間斷限，它在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就顯而易見了。從東漢開始的中國文化思想界，經(jīng)歷了一場空前的文化變革：儒學的衰微，道教的興起，佛教的傳入，形成了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一是外來文化（如佛教）與中原文化的沖突與融合；第二是傳統(tǒng)文化與新興文化（如道教）的沖突與融合；第三是官方文化與民間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古文學實際就是在這三種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不斷地得到發(fā)展，不斷得到繁榮的。盡管這種發(fā)展與繁榮還很不平衡，但是它卻遙遙預示了燦爛的唐代文化的到來。從這樣一個大的文化背景下重新來審視中古文學的發(fā)展，就有許多使人感到振奮的新課題有待進一步思考。
第一，宗教與中古文學的關(guān)系。季羨林先生為《饒宗頤史學論著選》作序時寫到：“中印文化交流關(guān)系頭緒萬端。過去中外學者對此已有很多論述。但是，現(xiàn)在看來，還遠遠未能周詳，還有很多空白點有待于填補。特別是在三國至南北朝時期，中印文化交流之頻繁、之密切、之深入、之廣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中古時期中印文化交流最重要的表現(xiàn)，當然就是佛教的傳入及對中古知識界的巨大影響。研究中古文學，佛教的影響研究無法繞開。使人高興的是，已經(jīng)有不少中青年研究者作了很好的嘗試。道教問題，更需要給予充分的注意。近年我只是粗略地閱讀了幾部《道藏》中的名著，有一種強烈的感受：這幾乎還是一座未開墾的富礦。當然，這部大書自身存在的問題殊多，線索繁亂，許多材料令人將信將疑。我在編撰《漢魏六朝時期江東道教系年要錄》與《漢魏六朝時期北方道教系年要錄》時，就深深地感到，這個課題似乎深不見底。而首要的任務就是摸底、溯源，在對有關(guān)史料進行必要的辨析基礎上，清理出大體可以信據(jù)的發(fā)展線索。至于有關(guān)專題，比如道教在江南的流傳及對士人的影響等，更有待于來日。這方面，中國大陸的研究起步較晚。但是奮起直追，是可以拉小差距的。這就需要學術(shù)界同仁共同努力，水漲船高，從整體上提高研究水平。
第二，東漢文學研究有待加強。這里不僅僅是指對這一時期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包括對這一時期文體、文風、文人集團的研究，還包括對這一時期社會文化背景的研究。一個明顯的事實是，東漢的文化重心開始由官方下移到民間。比如漢魏時期許多野史在民間的流傳，就反映了這種情形。這些野史筆記，不象是某些文人的胡編亂造，有許多內(nèi)容，并非面壁虛構(gòu)。似乎可以作這樣的推測，某些貴族因敗落而流落民間，許多宮闈秘事就這樣在世間流傳開來。這有點象唐代安史之亂以后，“天寶遺事”紛紛在世間流傳一樣。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階層的巨大變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統(tǒng)治者在很多方面已經(jīng)失控，從而給各類野史乘機而出提供了機會。其影響所及，遍及民間。這就使得東漢文化具有明顯的平民化與俗化的特點。平民文學對學術(shù)文化產(chǎn)生了怎樣的影響，就需要我們給予解答。
第三，與上述問題相關(guān)聯(lián)，傳統(tǒng)的研究課題，并未因為時代久遠、研究基礎雄厚而失去它特有的魅力。比如經(jīng)學問題，東漢以后迅速分化，鄭玄治古文經(jīng)學，但并不一概排斥今文經(jīng)學，同時，對于道教的東西也多所吸收（參見饒宗頤先生《＜太平經(jīng)＞與＜說文解字＞》），反映了士人文化與平民文化的通融。這些對于文學風尚的變化起到何種程度的影響，都還是問題。又比如傳統(tǒng)的小學研究，過去偏重于經(jīng)史上的材料。近代學術(shù)界對于俗字俗語研究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已故蔣禮鴻先生、郭在貽先生在這方面作了大量的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對我們的研究極富啟發(fā)意義。最近讀到《漢語俗字研究》《六朝別字記新編》等書，又促動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下層文化的興起，必然在當時的作品中得到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大量的方言土語，還有別字俗字進入書面文字中，當時人就已經(jīng)感到頗難識別，所以有《方言》《釋名》《通俗文》之類的書紛紛問世。這些書面文字，歷代傳鈔，許多別字被誤認，代代相承，特別是有了刻版印刷之后，就幾乎約定俗成，沒有人再懷疑它的正確性了。事實上，根據(jù)后來發(fā)現(xiàn)的大量漢魏六朝碑貼，許多俗字是很容易產(chǎn)生岐議的。中古文學研究應當充分借鑒這些研究成果，重新對我們的閱讀文本進行必要的審理。
第四，在對若干專題作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希望能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重新疏理中古文學的嬗變軌跡，重新評價中古文學所特有的承前啟后的歷史地位。當然，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一般的描述。說實在話，要想較為深刻地闡釋這種變化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機緣，僅靠朝夕之功，或憑一、二部著作，是很難奏效的。我心目中有兩個長遠的研究目標，一《中古文學思潮》，一是《中古學術(shù)思潮》，目的就是想通過對若干專題的考察，試圖回答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問題。從一九八七年開始，我就著手做資料長編工作。我希望自己的所有論述都盡可能地以資料長編作為基礎，求實、求深、求細。用了將五六年的時間，只是初步完成了永明文學的研究工作。現(xiàn)在正從事《昭明文選》和《玉臺新詠》研究，比較強調(diào)文人集團的作用和學術(shù)風氣的影響。我想把這一研究專題的下限伸延到初唐。這可以說是永明文學研究的繼續(xù)。之后，再翻回魏晉，上溯東漢，截取若干專題，深入下去，希望能在不太長的時間里，完成《中古文學思潮》的各個專題的研究工作。
以上所說，僅僅是個人一點膚淺的想法；而個人的能力終究是有限的。學術(shù)的繁榮與發(fā)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七十年多前，王國維曾說：“大抵學問常不懸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創(chuàng)獲”（姚名達《哀余斷憶》之二，載述學社刊物《國學月報》第二卷。1927年10月）。上古、中古文學研究是一個相對寂寞的領域，沒有別的捷徑可走，只有慢慢努力，不尚空談，也許才是唯一的出路。經(jīng)過近十余年辛勤的耕耘，我們的學術(shù)界已經(jīng)打下了較好的基礎，培養(yǎng)了一代代新人。盡管現(xiàn)在還面臨著許許多多的困難，但是對于未來，我們應當抱有樂觀的態(tài)度，畢竟，前程還是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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