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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晉時代的辯風
如前所述，先秦時代的名家與縱橫家開啟了中古士人辯論的先河。但在中古時期，這兩個學派的思想，仿佛是在遙遠的天際閃耀的兩點星光，時隱時現。而當時直接以縱橫家自命的人似乎也確實不多。一是三國時代魏國的劉陶。《三國志》卷一四《劉曄傳》裴松之注引《王弼傳》：
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
《王弼傳》為何劭所作。《三國志·鐘會傳》裴松之注引此傳，在以上兩句話的下面還說："每與弼語，常屈弼。"可見此人之辯才確實非同凡響。《三國志·劉曄傳》裴松之注引《傅子》稱劉陶：
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飏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云，謂玄曰："仲尼不圣。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又引干寶《晉紀》：
毌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于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二是西晉的王衍。王衍為縱橫家，這一點劉大杰先生已經指出了（《魏晉思想論》，頁170）。案《晉書·王衍傳》："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盧舉以為遼東太守。不就，于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他的這種轉向或許是時代風氣使然，因為在他生活的西晉時代，清談之風已經大暢于士林，他不愿意抱殘守缺，所以就開始追趕時髦了。其三是東晉的袁悅。《世說新語·讒險》二：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后丁艱，服除還都，唯赍《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
《戰國策》一名《短長書》，此處所謂"短長說"，是指縱橫捭闔之說。《戰國策》多載縱橫家之言，袁悅信奉之，故攜以自隨，以為濟世之良方。他所說的"病痛事"，可能是指西晉覆亡的歷史悲劇。《世說新語·輕詆》一一："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悅的話與桓溫的話意思大致相同。王衍、樂廣等名士崇尚老莊，而皆未免于悲劇的命運，所以袁悅稱讀這類書是病痛之事。然而司馬孝文王（即會稽王司馬道子）本是崇尚玄談的風流人物，袁悅之進說，選錯了對象，結果慘遭不幸。以上三位縱橫家在理論上有可取之處，但落實到具體的實踐則往往犯錯誤。他們全部死于非命，這與縱橫之術的不合時宜是有關系的。我們看蜀國名士李權和秦宓的對話：
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縱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眾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于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圣，睹野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記災，發于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戰國時代是一個崇尚譎詐、權變的時代，而"譎權"的行為與儒家宣揚的"德行"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秦宓認為《戰國策》作為一部"戰國縱橫"之書，是于世無益于人無補的。由此可見，在當時縱橫之術是不受歡迎的。但無論如何，在三國、兩晉時期，縱橫家的言語修養和論辯技巧對清談家是有影響的。
如果說兩晉時代縱橫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清談的言語功夫上，那么名家的因素對清談則有雙方面的滲透：一方面是清談家們的富于邏輯性的論辯，另一方面是作為清談內容之一的名家理論。前一方面，我們姑且置而不論；后一方面，我想列舉幾個事例。《三國志》卷二八《鄧艾傳》裴松之注引荀綽《冀州記》曰：
（爰）邵起自干吏，位至衛尉。……翰子俞，字世都，清貞貴素，辯于論議，采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少有能名，辟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為監。
案爰俞，《晉書》卷八六《張軌傳》作"爰瑜"，傳云："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而上引裴松之注說："至侍中中書令。"則二書記載相合，爰瑜和爰俞必為一人無疑。爰俞的祖父爰邵為鄧艾殄虜護軍（見《三國志·鄧艾傳》），其時正當曹魏之末，至爰俞時已歷三世，則爰俞當為西晉人。爰俞之名，當作"瑜"，瑜為美玉，與他的字"世都"的意義相吻合，故當從《晉書》。爰俞是從論辯語言和方法論的角度來吸收名家學派的營養，并融入到玄學辯論中去的。又《世說新語·文學》二四：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為論以示謝。于是謝不即解阮語，重相咨盡。阮乃嘆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本條劉孝標注引《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云：'白馬非馬。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命形。故曰白馬非馬也。'"又引《中興書》曰："裕甚精論難。"根據劉孝標的這兩條注文，我們可以知道阮裕的這篇論文思辯性較強，寫得十分出色。在晉代，研究名家學說的通人不多，而長于此道者就更為罕見，所以謝安學《白馬論》要請人講解，阮裕作文為他解釋，他又不能馬上理解，阮裕不禁發出了"能言人"難得，"解人亦不可得"的慨嘆。但我們可以肯定，當時"白馬非馬"的名家學說是清談的題目之一，而且討論這個題目的人還有不少。《列子·仲尼篇》"白馬非馬"，晉·張湛注曰："此論見存，多有辨之者。辨之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盡管研習者多，精通者卻是寥寥無幾。阮裕是研究《白馬論》的專家，所以深感知音難覓。《世說新語·文學》五八：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莊子·天下篇》云："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司馬越提出的問題來源于此。他認為惠施的理論與當時流行的玄理無涉，而惠子著述又多，所以感到迷惑不解；謝玄認為惠施本來應有入玄之言，只是其"妙處"沒有流傳下來而已。由此可知，魏晉清談家對名家學說是十分關注的，但畢竟資料太少，我們今日難以做深入的探究。晉人魯勝在闡述了名家學說的重要意義之后說：
……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后學莫復傳習，于今五百余歲，遂亡絕。……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注墨辯敘》，《全晉文》卷八九）
謝玄說惠子的理論"妙處不傳"，而魯勝之書，正是為了興微繼絕，傳其"妙處"，但時代的間隔畢竟太久遠了，所以回天無力。盡管如此，名家與縱橫家崇尚談辯的精神在晉人身上仍然大放異彩，成為幾代人所共同追求的東西，這一點是非常值得珍視的。
清談家在辯論藝術方面是頗為考究的，他們對此都有比較深入的鉆研，并且能夠熟練地運用到清談的具體實踐中去。能言善辯是清談名士必須具備的一種修養一種功夫。裴楷"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亡倦"（《晉書·裴楷傳》）；司馬虓"少好學馳譽，研考經記，清辯能言論"（ 同上，卷三七《宗室列傳·范陽康王綏傳》附《司馬虓傳》）；馮紞"少博涉經史，識悟機辯"（ 同上，卷三九本傳）；華譚"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重"（ 同上，卷五二本傳）；牽秀"博辯有文才"（ 同上，卷六0本傳）；郗超"善談論，義理精微"（ 同上，卷六七本傳）；趙至"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 同上，卷九二《文苑列傳·趙至》）；應貞"善談論，以才學稱"（ 同上，《應貞》）；戴逵"少博學，好談論"（同上，卷九四《隱逸列傳·戴逵》）；陸云"儒雅有俊才"，"口敏能談"（《世說新語·賞譽》二0劉孝標注引《陸云別傳》）；戴儼"才義辯濟，有風標鋒潁"（同上，五四，劉孝標注引虞預《晉書》）；王珉"風情秀發，才辭富贍（同上，一五二，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王恭"清辯過人"（同上，一五五，劉孝標注引《中興書》）……凡此等等，不勝枚舉。
晉人特別崇尚機敏、迅捷的辯答。《世說新語·言語》八三劉孝標注引《續晉陽秋》：
……太傅謝安賞宏機捷辯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乃祖之于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而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袁宏見扇而知意，于是動人的話語脫口而出，謝安非常欣賞他的才能，而眾人也深深地贊許他。裴楷也具有這樣的才能。《世說新語·言語》一九：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系此多少。帝既不說，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說，群臣嘆服。"
本條劉孝標注引《晉世譜》曰："世祖諱炎，字安宇。咸熙二年受魏禪。"又引王弼《老子注》云："一者，數之始，物之極也。各是一物所以為主也。各以其一，致此清、寧、貞。"在群臣萬分惶恐的時刻，他巧妙地征引了《老子》中的成句，使皇帝轉怒為喜，雖然有拍馬之嫌，但其出語的迅速和巧妙，確實令人贊佩。《世說新語·言語》二二：
蔡洪赴洛，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賢俊于巖穴。君吳、楚之士，亡國之余，有何異才而應斯舉?"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侖之山。大禹生于東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于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
蔡洪先以珠、璧之產地作比，隨后又舉出生于偏遠之地的圣賢，至此，問者已經不容置喙；隨后他又反戈一擊，指斥發問諸人是殷紂頑民的孑遺。其咄咄逼人的聲勢，真有戰國縱橫家的氣派。這種機捷的辯詞在日常生活的趣談、調笑中也時時閃現。《晉書》卷八二《習鑿齒傳》：
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
兩位名士相見，各以大言為自己張目，雄辯滔滔，劍拔弩張之勢躍然紙上。《世說新語·排調》九：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張令共語，以其并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云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云睹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曰："本謂云龍骙骙，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華亭所在之地，古稱云間，陸機與陸云在此地盤桓有十年之久，所以他自稱"云間陸士龍"；日下，本指西晉的京城洛陽，荀隱為潁川人，與洛陽相近，所以自稱"日下荀鳴鶴"。二人出語不凡，各不相讓，隨后陸機又以張弓布矢的喻辭向對手挑戰，而荀隱指斥所謂"云龍"不過是"山鹿野麋"，自謂雖持強弩而不忍向弱獸發射，語意高妙，顯然要勝過對手一籌。《晉書》卷八六《張軌傳》附《張天錫傳》：
（韓）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后邪? "博曰："卿是韓盧后。"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后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嘆焉。
初讀此文，頗令人費解：何以韓博說了一句"短尾者則為刁"，便使"一坐推嘆"呢?原來，妙處正在于"短尾"二字。"短尾"是雙關語。"刁彝"之"刁"與"貂"諧音，貂是一種"短尾"的動物，這是第一層意思；刁彝調侃在前，此為"頭"，隨后韓博又復述其語，這是"尾"，既然沒有新意，則為"短尾"，"短尾"的結果就變成"貂"（"刁"）了，這是第二層意思。韓博大智若愚，寓微意于巧妙的雙關語中，使對手既難招架，更難還擊。《晉書》卷五二《華譚傳》附《袁甫傳》：
……（袁甫）以詞辯稱。……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辯，豈知壽陽以西何以恒旱?壽陽以東何以恒水? "甫曰："壽陽以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嘆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以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疏后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觀者嘆其敏捷。
袁甫借用天人相感的漢儒學說來解釋壽陽東部和西部的旱、澇差異，如此推理本來是荒唐的，但當時的人以辯捷為貴，至于所說道理是若正確，人們往往不予深究，所以大家對他也很欽佩。這種情況是在玄風昌熾的特殊文化環境中出現的。
兩晉之際，玄風大盛，無論公座，還是私庭，辯論之聲隨處可聞。《裴啟語林》一二九：
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象如何人? "答曰："其辭清雅，奕奕有余，吐章成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郭象著有《莊子注》，風行一時。他既能著書，又長于口辯，可謂清談家中的全才。《世說新語·賞譽》七六：
謝太傅未冠，始出西，詣王長史清言良久。去后，茍子問曰："向客何如尊?"長史曰："向客舋舋。為來逼人。"
"舋舋"，形容侃侃而談的情狀。謝尚《談賦》云："斐斐舋舋，若有若無。理玄旨邈，辭簡心虛。"（《全晉文》卷八三）"為來逼人"，謂其語鋒甚健，銳不可當。可見青年時代的謝安具有十分出色的辯才。但僅僅善辯，在清談場上也未必能夠稱雄，必須平日對玄學著作及其義理有勤苦、精湛的研究和深刻、獨到的體悟，在此基礎上，若輔以卓越的辯才，則所向無敵了。有時清談家喜歡在大庭廣眾之下向某一論敵挑戰，大有后世小說家所描寫的貔貅猛將叫陣的味道。《世說新語·文學》一九：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
王、裴二族都是清談世家，時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世說新語·品藻》六）這些人物在政界與學界都有很高的地位。裴遐是王衍的女婿，著有《崇有論》的裴頠是王戎的女婿。上文是說新婚三日后回門，裴、王二族子弟舉行盛大的清談聚會，其熱烈、隆重的場面自然非同一般。首先"出馬交戰"的是裴遐和郭象。面對玄談名將，裴遐毫不慌亂，以富有理致、邏輯細密的語言向論敵發起進攻，郭象雖然才華富贍，氣勢宏大，卻也沒有討到半點兒便宜。所以作為裴遐岳父的王衍非常自豪地說："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意思是說，你們如果再不老實的話，我女婿肯定要收拾你們。當時的人重視辯才，所以裴頠作《辯才論》，對這方面的問題加以研究。《晉書》卷三五《裴秀傳》附《裴頠傳》：
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 。……又著《辯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
裴頠是一位富于辯才的清談家，鐘會說"裴公之談，經日不竭"（《世說新語·賞譽》五）其《辯才論》當為清談史上的重要文獻，可惜裴頠在三十四歲時即死于非命，當時這篇重要的論文還沒有完成。
由于辯論的空前興盛，所以就產生了詭辯。盡管這不是玄學論戰的主流，但是搞這種把戲的人也確實不少。《世說新語·文學》三四：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湯池鐵城，無可攻之勢。
同門五一：
支道林、殷淵源俱在相王許，相王謂二人："可試一交言。而才性殆是淵源崤函之固，君其慎焉！"支初作，改轍遠之；數四交，不覺入其玄中。相王撫肩笑曰："此自是其勝場，安可爭鋒！"
殷浩是研究"四本"問題的專家，在這一領域，別人根本無法與他抗衡。"四本"是最艱深的玄學問題之一，一般人是不敢問津的。《世說新語·文學》六0："殷仲堪精核玄論，人謂莫不研究。殷乃嘆曰：'使我解四本，談不翅爾。'""不翅爾"，意謂不止如此。本條劉孝標注引周祗《隆安記》曰："仲堪好學而有理思也。"殷浩深知自己在這方面占有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于是便采用了誘敵深入的戰術，雖然支遁"改轍遠之"，最后還是被他拐彎抹角地引入早已設置好的玄學圈套-"四本"的范圍之中，司馬昱一見這種情狀，便知道支遁沒有獲勝的希望了，所以說"此是其勝場，安可爭鋒"。殷浩真不愧是清談場上的"軍事家"，他能戰勝支公，固然與其通曉"四本"之學有關，但故意將論題拉到這上面來，顯然是用了詭辯的手法。《世說新語·賞譽》八六：
王仲祖、劉真長造殷中軍談，談竟俱載去。劉謂王曰："淵源真可。"王曰："卿故墮其云霧中。"
本條劉孝標注引《中興書》曰："浩能言理，談論精微，長于《老》《易》，故風流者皆宗歸之。"使論敵墜入云霧之中，而對方竟無知覺，足見殷浩的詭辯之術頗為高明。殷浩是有實學的人，魏晉清談家之末流，往往沒有精義，學問根基亦不深厚，但這些人利口辯給，飾以華巧之辭，也足以動人心目。《世說新語·文學》三八：
許掾年少時，人以比王茍子，許大不平。時諸人士及于法師并在會稽西寺講，王亦在焉。許意甚忿，便往西寺與王論理，共決優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許復執王理，王執許理，更相覆疏，王復屈。許謂支法師曰："弟子向語何似?"支從容曰："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
又《世說新語·輕詆》二一：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
清談是為研討玄理的，清談的勝負應該由玄理是否正確、深刻是否具有新意來決定，論辯的技巧應該放在次要的地位。然而許氏一人執玄理之兩端，而且無論執哪一端都可以勝人，可見他依靠的是詭辯。既為詭辯，當然也就不注重真理的研討，而是把工夫放在如何以巧妙的辭令戰勝論敵上了。這種詭辯式的口頭游戲，實際上與真理的探討已經毫不相干了。本文（頁25）曾經征引《世說新語·文學》一二以及劉孝標注的兩條材料，談及裴頠的《崇有論》。這確實是一篇好文章。但從這兩條材料可以看出，同樣的道理出自不同的人的口中，結果卻不一樣，這說明王衍善長詭辯。就詭辯而言，似乎宿構的東西更能擊敗對手。這一點我們從《世說新語·文學》四五對"于法開始與支公爭名"的記述（見本文頁23）可以看出。在這個故事中，于法開費盡心思，終于找到了《小品》舊義的一個死角，苦心教授弟子，最后達到了復仇的目的。但支遁是明眼人，對于法開的幕后導演，他是了然于心的。象這種辯論，純然以求勝為目的，意氣用事，而又帶有鉤心斗角的色彩，這對學術研究當然是一種玷污。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指出：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究于無形，鉆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他講的是論說文的寫作問題，但同樣的情況在清談中也是屢見不鮮的。史載王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晉書》本傳）。對這位"聲名藉甚，傾動當世"（同上）的大名士來說，"義理"在他的口中不過是可以隨便翻來倒去的玩物，他耍弄的僅僅是漂亮的詞句而已。我們對此大可不必驚怪。因為這種以學者的面目出現而又"比較吃香"的"人物"，實際上是狗彘不如的學術敗類。這種學術敗類幾乎每個時代都有，而且似乎越來越多。如果說世俗的惡人在死后要下地獄的話，那么這種"高雅的"、"脫俗的"的家伙就連下地獄的資格都喪失掉了。一切有良知的學者，一切愛好真理的人們，都應自覺地對其進行撻伐和抵制，將其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我煌煌華夏民族斯文之不墜，悠悠五千載文化之賡續，完全依賴于對真的學術的追求和對真的真理的捍衛！
總體說來，晉人對玄學辯論所持的態度還是嚴肅、認真的，辯論作為思想交鋒的外在表現形式，對玄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當時，詭辯受到了有識之士的自覺抵制，所以它沒有成為思辯的主流，其影響相對也比較微弱。
（二）南朝的辯風
相對于晉人來說，南朝士人對談辯的崇尚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劉宋的王鎮惡、張敷、張暢、王惠、謝瞻、謝弘微、周續之、謝莊、王僧虔和王彧，南齊的劉繪、蕭長懋、王斌、孔廣和王融，梁代的王僧辯、朱異、蕭景、蕭琛、殷鈞、夏侯亶、徐摛、蕭子顯、王規、卞華和蕭繹，陳朝的徐孝克和戚袞等等，都是馳名一時的才辯之士。其談辯的內容比晉人更為廣闊，幾乎涉及了當時社會的各個方面。從史書的記載來看，南朝時代有關玄學的大規模聚談似乎并不很多，其熱烈的程度也遠不及兩晉時代。兩晉時代，儒學稍衰，至南朝則有所抬頭。當時關于儒學的論辯非常激烈（參見本文頁5～8）。《宋書》卷七三《顏延之傳》：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征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
"自敷釋"，即自問自答，也就是自為客主。這是一場有皇帝參加并擔任主持人的儒學辯論盛會，兩位論者是周續之和顏延之。《梁書》卷二五《周捨傳》：
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仆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為口辯。王亮為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為主簿，政事多委焉。
梁高祖在詔書中稱周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同上），而吳包與周捨辯論的也是儒學問題，周捨善于口辯，最后獲勝，并由這次勝利得到了主簿的官職。這個故事與阮修（270？～312？）"三語掾"的故事非常相似：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圣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茍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為友。（《世說新語·文學》一八）
他們都是憑借清談場上的輝煌業績得到肥缺的。但前者偏重玄學，后者偏重儒學；前者以簡言雋語受到欣賞，后者以辭理遒逸、折挫論敵見重于他人。盡管在南朝清談中儒學因素比較突出，但總的來看，南朝的清談是玄、儒、佛兼有，呈現出一種交融的狀態；同時，大規模的清談往往是有組織的學術研討會，比較規范，也比較官方化，因為皇帝常常介入其中。《南史》卷七一《儒林傳·戚袞》：
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橫，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領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
簡文帝蕭綱是這場辯論的主持人。這個角色，類似于現代田徑比賽中的發令員，他首先命道學專家們互相問難，然后命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參加這場辯論的人，都是按照固定的程序來發言，必須遵守皇帝的指令。徐摛擊退了群儒，又與戚袞相對抗，結果不分勝負。他們二人論戰的具體內容，我們今日不得而知，但從簡文帝"宴集玄儒之士"一語來看，當是有關玄學和儒學的一場論戰。《南史》卷七六《隱逸列傳下·馬樞》：
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眾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于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后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
參加這場辯論的有道俗聽眾兩千人，主持人是梁邵陵王蕭綸。蕭綸通曉《大品經》，也善于講論。馬樞是主要的演講者，演講的題目是《維摩經》《老子》和《周易》，這涉及了佛學與玄學兩個領域。馬樞在當時聲望甚高，又受到邵陵王蕭綸的寵愛，所以蕭綸為祛除人們的顧忌心理，特意告戒眾人說："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權提問，提出的問題要實實在在，要有的放矢，不能放空炮。他的這番指示為此次清談奠定了民主自由的基調。于是數家學者各發問端，毫不客氣。馬樞依次剖析，應付裕如，人們只能拱默聽受，而不能抗其一詞。在這場規模盛大，世所罕見，廣涉玄佛的大辯論中，馬樞能夠獨居鰲首，翼翼在前，確實很不簡單。
盡管東晉后期，玄、佛、儒三家已呈交融的態勢，但象這樣同時涉及諸多領域的重要問題的清談盛會還沒有舉行過。同時，晉人之清談，多系個人的行為，盡管個別皇帝也參與其間，但都不是有組織有程序的官方行為。同時，晉代的清談，只徘徊于高門望族的雕梁畫棟之下，與老百姓是沒有任何關系的。清談規模的擴大，與佛教的流行有密切關系。在齊梁時代，佛教成為國教，上至皇帝、公卿，下到平民百姓，多有信之者。因此在清談場上，才可能出現"道俗聽者兩千人"同時與會的盛況。在與會者當中，顯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平民。正是由于佛學賦予人們以眾生平等的觀念，平民百姓才得以進入清談文化的殿堂來觀聽和欣賞。
在外交方面，南朝士人也顯示了杰出的辯才。《南史》卷七二《文學列傳·丘巨源傳》附《司馬憲傳》："憲字景思，河內溫人，待詔東觀，為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于北。"司馬憲仕于齊、梁二朝，當時象他這樣以口辯之才擔當使者之任的名士有很多。對這些外交家來說，善辯是一種極為重要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關系著個人之毀譽，也關系著國家的榮辱。《南齊書》卷四七《王融傳》：
上（世祖）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 "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遍于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懃懃于千里? "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圣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
北魏所獻良馬名不符實，釀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為了維護國君的尊嚴，王融痛斥北魏失信負義的行為，而北魏使者以馬"不習土地"為由開脫其責任，試圖挽回被動的局面。于是王融以周穆王駕馬行遍天下的故事推翻其"不習土地"的謬論。此時雙方的火氣都很盛，所以開始鉆牛角尖：宋弁以為沒有必要使良馬有千里之勞，王融棋高一著，說良馬千里之行，是為了使魏國人知其優劣，"若千里日至，圣上當駕鼓車"，宋弁馬上抓住了這個話柄，說原來既然需要良馬，則無論何時皇帝都不會駕鼓車出行，言之鑿鑿，似無轉圜的余地。但王融又申其辯口于戰國，拉來了燕昭王與郭隗買千里馬遺骨的故事，變被動為主動，將自己的國君抬高到燕昭王的歷史地位，從而使宋弁啞口無言。類似的人物還有徐陵。《陳書》卷二六本傳言其"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出使魏國時，正值天氣炎熱，主客魏收嘲笑他說："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陵回答說："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魏收大為羞慚。徐陵是南朝著名的詩人，魏收是北魏作家，亦馳名一時，徐陵不僅在文學方面勝過他，而且辯才也高于他，所以魏收感到非常難堪。當時南朝才子多瞧不起北國文士。唐·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于后無敢言者。時溫子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余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從實際情況看，北朝士人的素質和成就確實遠遠遜色于南國文士。這種差距也同樣反映在辯才方面。我們看南朝史書的記載，在南北文人乃至使者之間的晤談當中，占上風的大都是南方人，而南方人也頗以辯才自負。《南齊書》卷四八《劉繪傳》：
后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所謂《語辭》，大約相當于今日外交活動中的談話錄、備忘錄之類的東西。王融曾撰有《接虜使語辭（見《南齊書》本傳），而細味"事畢，當撰《語辭》"一語，可以推知這可能是南朝的一種制度或者慣例，但不知始于何時。劉繪與北國使者談話占了上風，所以便得意地吹起牛來。當時南方的辯士可以說多不勝數，所謂"南國辯學"，已被北朝的某些有識之士發現了。《梁書》卷二一《王份傳》附《王錫傳》：
普通初，魏始連和，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異接之，預燕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異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 "異對曰："異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 "異具啟，敕即使于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異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嘆挹。佗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
劉善明與王、張二賢所談論的主要是經史問題，其中還夾雜著嘲謔之辭。他們所談論的并不是國家大事。這種情況反映了當時朝野辯士的一種心理傾向，那就是重視文史之辯。《宋書·王惠傳》：
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籌慚而退。……
所謂"文史間發"，就是既談"文"，又論"史"。其具體內容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這是一場有關文學與歷史問題的論辯。《宋書》卷五八《謝弘微傳》：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并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眾心，至于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
可知烏衣子弟所進行的辯論也是以"文義"為主的。謝混是謝弘微的叔父（繼叔）。案《文選》卷一八嵇康《琴賦》"雅昶唐堯，終詠微子"，李善注引《七略》："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此"微子"乃微子啟，殷朝之賢人。其事具見《史記》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微子啟，太史公此文開篇作"微子開"，系避漢景帝之諱而改，見唐·司馬貞《史記索引》）。按照孔子的說法，微子乃殷朝的"三仁"之一。《世說新語·品藻》四一劉孝標注引《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之力。如其仁!如其仁!'"明乎此，可知"微子"之號所以能夠表示"特所敬貴"之意的深層原因，而不僅僅由于"謝弘微"三字中有一個"微"字（案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見《宋書》本傳）。同時，六朝世族有時喜歡以前人之名號為名號，由此而表達某種特殊的寓意（如個人的志趣，對孩子的看法，或者寄托對晚輩的期望之誠等等，參見拙著《<世說新語>研究》，頁92～93）。《宋書》卷六九《劉湛傳》：
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
又據《左傳·文公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八愷"中有仲容（晉·阮咸字），"八元"中有仲堪（晉·殷仲堪名），而王渾和王敦更是盡人皆知的名士。由此我們亦可推見"微子"之號表示"特所敬貴"的用意。
其他名士如夏侯亶"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梁書》卷二八本傳），見知于時人。又如徐摛：
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梁書》卷三0本傳）
和蕭子顯：
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遍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梁書》卷三五《蕭子恪傳》附《蕭子顯傳》）
徐摛、蕭子顯都是以善論文史經籍得寵于皇帝的。謝莊和顏延之這兩位著名的詩人也很善長辯論。《南史》卷二0《謝弘微傳》附《謝莊傳》：
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他們各以對方作品中的語句嘲笑對方知識的膚淺，當然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的。詩文固然應當別有創意，但若完全避免盡人皆知的某些知識，既不可能，也沒必要。這樣的文藝批評，在今日當然不宜提倡，但謝莊反應的"捷速"，語言的鋒芒，還是令人贊佩的。他們二人討論的是詩賦問題，也明顯帶有嘲謔的特點。
從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南朝士人的應對和酬答，也是以敏捷、迅速為貴，同時還要富于機巧。這一點與前代沒什么差異。王僧辯"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南史》卷六三《王神念傳》附《王僧辯傳》），卞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為當時之冠"（《梁書》卷四八《儒林傳·卞華》），"辯捷"，"機辯"是十分重要的。但僅僅"機"、"捷"還不夠，"才"也不容忽視。蕭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梁書》卷二六本傳）；殷睿"有才辯，知名齊世"（同上，卷二七《殷鈞傳》）；梁元帝"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出言為論，音響若鐘"（《南史》卷八《梁本紀下·蕭繹》）；王斌"初為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南史》卷四八《陸慧曉傳》附《陸厥傳》），也是富于才辯的人物。再如：
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 "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宋書·張敷傳》）
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 "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南史》卷二二《王曇首傳》附《王僧虔傳》）
性通悟，出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 "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嘆其辯速。……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議，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后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颙彌為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同上，卷三九《劉勔傳》附《劉繪傳》）
"機"、"捷"、"才"，乃是南國辯學的三要素。如果說"才辯"主要表現在經史、文義的研討和玄學問題的商榷方面，那么"機辯"與"捷辯"則主要顯露于宮庭問對、日常話語和外交辭令當中。南國士人機趣橫生的妙言雋語，今日看來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以上我們討論了中古時期崇尚談辯的風尚。這種傾向貫穿了整個中古時代，在清談文化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表現。這種風尚導源于先秦名家與縱橫家，它對中古時代的學術、文化乃至歷史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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