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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清談與中古辯風
中古士人之清談，崇尚談辯的傾向十分突出。辯論的才能是清談家必須具備的，因為辯才的高下直接決定著清談的勝負，也間接地影響到清談家的聲名與前途。因此，考察這一傾向的歷史發展，無疑有助于我們加深對清談文化的認識。
崇尚談辯，自古已然。思想活躍的時代和精神自由的時代都常常會孕育一大批能言善辯的人物。如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家和縱橫家都以善長辯論獨立于士林。名家學派是十分重視辯才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孫龍。其學說由《莊子·天下篇》可見一斑。《天下篇》是現存最早的一篇中國學術史，專門評論春秋時代各家學派的學說。惠子和公孫龍子被置于此篇之末，顯然被視為末流。惠施認為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變的，所以說"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也就是說，事物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和區別。惠施對此做了極端的夸張，并且"以此為大，觀于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惠施又推衍出"卵有毛，雞三足"，"馬有卵"、"火不熱"等觀點，于是流于詭辯。惠施與公孫龍都是善長口辯的。"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他們以口辯為業，而不關心其理論是否符合實際，正如《天下篇》所說，"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其出發點在于"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即以違反常理的言論和詭異怪誕的辭說，來戰勝別人，以顯示其與眾不同。《荀子·非十二子篇》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惠施鄧析也。"荀子認為名家的學說無益于國家政治，沒有任何用處，然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惠子和公孫龍子所代表的名辯思潮自有其積極意義，二者之間亦有差別，此不具論。他們都崇尚辯論，這是其共同的的傾向。至戰國時代，縱橫家思想流行一時。當時群雄逐鹿，英杰虎爭，外交往來頻繁，縱橫之說紛紜，談辯之士蜂起，逐漸形成一種談辯之學。張儀、蘇秦和公孫衍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資治通鑒》卷三《周紀三》"赧王五年"（310 B.C.）：
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游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余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遍于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
縱橫家們憑借靈牙利齒和滔滔辯口干謁時君，各陳己說，以獲取高官厚祿。正如劉勰所言："暨戰國爭雄，辨士云涌；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文心雕龍·論說》）中古時代的辯論之風正與名家學派以及縱橫家的辯論遙遙嗣響。從東漢至三國，辯論之風復起，至兩晉而大盛，南朝紹其余緒，辯才云蒸，如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目不暇接。
一、漢魏之際：中古辯風的開端
（一）東漢時期的辯風
自漢武帝以后，由于思想專制，中國知識界已無復百家爭嗚的氣象。從東漢中葉開始，儒學定于一尊的局面開始為某些有識之士所打破，于是辯論之風漸開。《后漢書》卷七六《循吏列傳·仇覽》：
……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 "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
所謂"游談"意指虛浮無根之談。這說明當時在太學之中辯論的風氣已經盛行，許多人有辯才而無實學，故仇覽鄙薄之。《后漢書》卷六八《符融傳》：
后游太學，師事少府李膺。（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如云，膺每捧手嘆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
符融之所以見重于李膺，是因為他談功不凡，而符融之嗟服郭林宗，也與其口才不無關系。《后漢書·郭林宗傳》稱林宗"善談論，美音制"，而其平日過從的密友也多為辯士。如謝甄與邊讓"并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同上，《郭林宗傳》附《謝甄傳》）。《后漢書》卷八0上《文苑列傳·邊韶》：
邊韶字孝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章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邊韶才思敏捷，靈牙利齒，發口成韻，令人嘆服。邊讓也是"辭對"的專家。《后漢書》卷八0下《文苑列傳·邊讓》：
少辯博，能屬文。……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并修刺候焉。
"能辭對"，即擅長辭令，應對敏捷。在當時，動聽的言詞，美妙的議論，是特別受人贊許的。東漢末年，盛行清議，談辯之風的昌熾與清議有密切關系。以上所涉及的東漢名流，有許多人是清議方面的專家，如郭林宗、符融和李膺等等。隨著兩次"黨錮"的興起，辯士們就鉗口不言了。直到漢末、三國時代，辯論之風才復熾于世。
（二） 漢末、三國時代的辯風
東漢末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以武力震懾四方。曹操崇尚文學，所以形成了鄴下文人集團。其中的杰出之士如王粲（177～217）、陳琳（156～217）和劉楨（？～217），既以詩文創作飲譽當世，也以辯論之才馳名一時。《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典略》："粲才既高，辯論應機。"這一點在王粲勸說劉琮歸順曹操一事上有生動的體現，他說：
如粲所聞，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時，智謀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驅孫權于江外，逐劉備于隴右，破烏丸于白登，其余梟夷蕩定者，往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同上，裴松之注引《文士傳》）
王粲歷數曹操的功業，勸說劉琮"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同上），儼然戰國縱橫家之聲口。陳琳曾經寫過一篇著名的檄文《為袁紹檄豫州》（《文選》卷四四），文章痛斥曹操的罪過，極罵其父祖之無行。后來陳琳歸順曹操，曹操說："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 陳琳回答說："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同上，李善注引《魏志》）陳琳之檄文作于建安五年（200），具體時間在官渡大戰之前不久，正值雙方劍拔弩張之時，陳琳此年大約四十四歲（見俞紹初《建安七子年譜》，《建安七子集》，頁395）。所謂"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意謂情勢所迫，不由自主，實非本愿。他以簡明扼要的語言將自己的責任輕輕拂飾過去，曹操一向愛護賢才，于是就釋然于懷了。劉楨的口才在"建安七子"中最為突出。《世說新語·言語》一0劉孝標注引《文士傳》：
楨性辯捷，所問應聲而答，坐平視甄夫人，配輸作部使磨石。武帝至尚方觀作者，見楨匡坐正色磨石，武帝問曰："石何如? "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又《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典略》：
文帝嘗賜楨廓落帶，其后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楨答曰："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污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接于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粒。恨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楨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
顯然，陳琳和劉楨的被赦免以及見重于曹氏兄弟，都與其辯才有關。后來在魏國，象陳、劉這樣的才辯之士還有很多。如孟達"才辯過人，眾莫不矚目"（《三國志》卷三《明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公孫瓚"性辯慧，每白事不肯稍入，常總說數曹事，無有忘誤，太守奇其才"（《三國志》卷八《公孫瓚傳》裴松之注引《典略》）；夏侯和"清辯有才論"， "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燕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三國志》卷九《夏侯淵傳》裴松之注引《世語》）；繁欽"以文才機辯，少得名于汝、潁"（《三國志·王粲傳》裴松之注引《典略》）；應貞"少以才聞，能談論"（同上，引《文章敘錄》），等等。鐘繇和韓宣亦長于辯論：
嚴干字公仲，……干從破亂之后，更折節學問，特善《春秋公羊》。司隸鐘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故數與干共辯析長短。繇為人機捷，善持論，而干訥口，臨時屈無以應。繇謂干曰："公羊高竟為左丘明服矣。"干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
韓宣字景然，渤海人也。……嘗于鄴出入宮，于東掖門內與臨菑侯植相遇。時天新雨，地有泥潦。宣欲避之，閡潦不得去。乃以扇自障，住于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車，使其常從問宣何官？宣云："丞相軍謀掾也。"植又問曰："應得唐突列侯否? "宣曰："《春秋》之義，王人雖微，列于諸侯之上，未聞宰士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吏，見其子應有禮否? "宣又曰："于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植知其枝柱難窮，乃釋去，具為太子言，以為辯。（《三國志》卷二三《裴潛傳》裴松之注引《魏略·列傳》）
司隸鐘繇（151～230）是著名的書法家和杰出的學者，他在辯論方面勝過嚴干，并不取決于其所持的道理如何，而主要在于口才勝他一籌。漢末士林的這種崇尚辭辯而漠視義理的傾向對中古清談是有很大影響的。文中的太子是指曹丕。曹氏兄弟對于韓宣這樣的辯士特別欣賞，所以在他們身邊聚集了很多這樣的人才。《三國志·崔琰傳》裴松之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稱孔融（153～208）：
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
他是長于辯論而無治實的人，故語言雖然動人，卻往往不合實際（可見晉代的末流清談家虛浮不實的作風確實是淵源有自的）。但從哲學思辯的角度講，孔融的辯論也有可取之處。因為只有遠離現實的高談闊論，才有可能演變為抽象的玄論。孔融忽略具體的事實，僅僅就"教令"而發議論，這體現了一定的思辯傾向。
魏晉玄學的誕生幾乎是與辯論的發展同步的。何晏、王弼二人皆長于口辯，對玄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因為玄學家既要能著述，又要善于論說，而何、王正是兩方面兼長的人物。《三國志》卷二八《鐘會傳》說："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并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裴松之注："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辯能言。"玄學家裴徽曾評論何晏說："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于理，不能折之。"（《三國志·管輅傳》裴松之注引《輅別傳》）"辭"與"理"相較，何晏在"辭"的方面更突出一些。"辭"就是言辭，也就是口才。晉簡文帝司馬昱說何晏"巧累于理"（《世說新語·品藻》三一），意思是說他的辯論語言巧得過分，反而違背了義理，其看法與裴徽不謀而合。其實何晏的口才也不如王弼。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征引的關于王、何的材料已經表現得很清楚（見本文頁17）。
吳、蜀兩國的士人，經常在外交的過程中顯示自己的才華，滔滔辯口，朗朗音辭，格外引人注目。而兩國使者之言語交鋒，敏捷機速者往往能夠出奇制勝。《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
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焉。眾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 "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 "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 "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 "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 "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 "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溫曰："何姓? "宓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 "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溫曰："日生于東乎?'宓曰："雖生于東而沒于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于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
張溫以"天"為題，接連向秦宓提出了五個問題，聲勢咄咄逼人，間不容發。而秦宓征引《詩經》，應聲而答，游刃有余，其精彩的辯辭，令人拍案叫絕。小說家羅貫中將這個故事寫入《三國演義》第八十六回"難張溫秦宓呈天辯"，可見他對秦宓的辯才也是十分欣賞的。《三國志》卷三八《伊籍傳》：
……遣東使于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 "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伊籍平日拜起的對象是劉備，而此時拜起之對象為孫權，伊籍一語雙關，巧借其問語，對孫權進行了委婉、微妙的諷刺，正所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孫權聞言沒有惱怒，反而對其口才深感驚異，可見他也是非常看重才辯之士的。三國時代的外交家們各呈天辯，以為其所效忠的國家和君主服務，因而特別重視語言的修飾和論辯的技巧。他們的言論雖然不完全屬于清談的范圍，但是他們那種尊重言語的風氣以及苦心修練言語藝術的興趣，對清談文化的發展肯定是有影響的。
（三）劉卲的辯學理論：《人物志·材理》
在漢魏以來士人崇尚談辯的風氣的影響下，魏國著名人才學家劉卲在《人物志》一書中對這方面的情況進行了理論上的總結。劉卲的名字，通常作劉劭，實際應該是劉卲。案《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人物志》三卷，魏劉卲撰。卲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跡具《三國魏志》。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邵，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為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
劉卲作為三國時期的著名學者和作家，極為重視法律的建設與人才的甄拔，他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其晚年所著《人物志》一書，集當時人才學之大成，馳譽后世，也是今人研治中古文化的必讀書。清代四庫館臣評論《人物志》說："其書主于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于儒者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湯用彤先生謂《人物志》："書中大義可注意者有八。一曰品人物則由形所顯觀心所蘊。……二曰分別才性而詳其所宜。……三曰驗之行為以正其名目。……四曰重人倫則尚談論。……五曰察人物常失于奇尤。……六曰致太平必賴圣人。……七曰創大業則尚英雄。……八曰美君德則主中庸無為。"（《讀á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頁196～201）而對劉氏之學給予高度評價。錢鐘書先生認為《人物志》是"我國有關'性格類型'（personality types）的最早專著"（《中國詩與中國畫》，《七綴集》，頁9）。凡此諸家之說皆足以表明其特殊的文化價值。《人物志》約成書于正始時期（240～248），相當于吳國孫權赤烏三年至二十一年和蜀國劉備延熙三年至十一年。劉卲吸取了東漢以來人物品藻的豐富成果，從性格、情性和心理諸方面對人才加以細致的區分與研究。此書之作，主要是為曹魏統治集團選拔官吏提供理論依據，也與當時的社會狀況有密切關系。劉卲大約生于漢靈帝時代，至建安中為計吏。此時的中國社會極為腐朽黑暗。東漢選官實行察舉和征辟的制度，察舉首先從地方進行，然后向中央政府推薦，而征辟則由中央或地方長官直接施行。當時縉紳大族把持著鄉閭輿論，所以有高名者未必有德才，有德才者未必能獲高名。才能低下的人只要交結權勢，也可以得到進升的機會。這樣，名不副實，名實乖濫，已經成為當時選拔官吏的通病。有識之士對此有非常清醒的認識，所以紛紛著論，各抒己見，試圖改變這種現狀。魏文帝曹丕于延康元年（220）采納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中正制。中正為地方官，有劃定品位的權利，而任免權則在中央。兩相制約，雖避免了一些弊端，但中正權力過大，得入上品者多為世家大族，寒門之士即使德才兼備也難以進入上品，所以劉毅說"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奏廢九品疏》，《晉書》卷四五本傳），名實乖濫的問題仍然未得到徹底解決。劉卲從社會現實出發，充分繼承了前人關于形名理論的優秀成果，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人才學理論。他說："夫圣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知人誠智，則眾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人物志·自序》）在他看來，自古圣賢皆以能知人為貴，因為知人者可以使各種人才處于合適的位置，更好地發揮他們的才能，從而使治理國家的大業興旺發達。這就是劉卲寫作《人物志》的目的。
自東漢以來，名實之爭一直在學術界進行著，王充、仲長統、崔寔和徐干等著名學者對此問題都有專門的研究。這種學問叫做刑（形）名學，又稱名理之學。劉卲就是一位杰出的名理學家。三國鼎峙，辯才云蒸，所以受到劉卲的關注。而出于選擇人才、爭奪天下的實際需要，在擺脫漢代大一統的桎梏之后，辯論之風格外活躍。《太平御覽》卷四六四引劉卲《趙都賦》：
辯論之士，則智凌狙兵，材過東里，分摘滯義，割擗纖理，論折堅白，辯藏三耳。
"堅白"，指公孫龍子的白馬非馬的堅白同異之論，"論折堅白"，謂趙都"辯論之士"富于辯才，足以摧折"堅白"之說。由此可知，當時辯論之風甚盛，但這并不足以說明"有許多人在研究名家的學說"（劉大杰《魏晉思想論》，頁172）。劉卲與眾不同，他對名家理論有精湛的研究，并受到了很大影響，"他的《人物志》正是根據公孫龍的名實論和他的論證方法，而對于人物的性情才能各方面加以分析解剖的好作品"（同上）。實際上，劉卲的論證方法與名家的先驅者也有很大不同，他沒有走極端，也沒采取詭辯的方式，而是條分縷析、細致嚴密地構建了一個人才學理論體系（關于《人物志》的人才學思想，拙著《人物志詳解》將進行全面的研討，茲不具論）。其《人物志》十二篇，處處閃耀著論辯藝術的光輝。劉卲認為"論辨理繹"是一種獨立的人物性格，它"能在釋結"，"失在流宕"，即能夠解決疑難問題，倘若言辭過于枝蔓，也可能不切合情理，產生"流宕"的失誤。劉卲稱具有這種性格的人為"辨博之人"，其特點是"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泛濫，而以楷為系，遂其流"，長處是"可與泛序"，短處是"難與立約"（以上引文均見《人物志·體別》）。他認為這樣的人是一種"偏才"。劉卲本人亦長于清談和論辯。夏侯惠《薦劉卲》稱："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為朝庭奇其器量。"(《全三國文》卷二一)而劉卲特別推重辯才，乃出于考察人物的實際需要。他說："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后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接識》）但以言知人，殊非易事。必須首先申明言辭與義理之關系，而后識鑒人物，才有準則。因此，劉卲全面、系統地總結了關于論辯的理論，名其篇曰《材理》。因之，我們可以將它視為一篇極有價值的辯學專論。劉卲首先指出，在論難的過程中，常常出現"理失而事違"的情況，即失去正確的道理，違背客觀事實。他說：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
他的意思是說，要把事情做好，確立正確的思想，都需要依據道理才能實現。至于論辯詰難，往往得不出什么結果，其原因就在于理有不同的品類而人的才質也各有差別。道理多種多樣則難以溝通，人的才質各異則性情復雜，由此而導致道理不明與事情悖謬。接著他提出："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通有八能。"他提出的這七個概念，囊括了他辯學理論的全部。
1．四部之理。劉卲說：
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于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于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
由于四類道理不同，相對于人的才能來說，它們必須依靠心智的清明而得以彰顯，心智的清明又需依賴人的才質得以具體的展示。因此，人的才質與理一致，二者相互作用而能產生明識，這樣就可以發現真理，而足以名家了。因此，他又提出"明有四家。"
2．明之四家。劉卲說：
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
也就是說，性情平淡，思維玄妙、精微，能夠與自然溝通，為道理之家；性情機敏簡潔，權謀韜略過人，能夠處理煩亂的事物，為事理之家；性情溫和平易，能夠論述、闡釋禮儀教化，分析、辨別此類事物的曲直得失，為義理之家；性情機敏練達，能夠由性情推論而探求其本來意蘊，適應各種情勢的變化，為情理之家。劉卲說："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由四家之明，產生了九偏之情。
3．九偏之情。劉卲說：
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能回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谿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爁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強。味道理，則順適而和畼；擬疑難，則濡愞而不盡。 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則詭常而恢迂。
在這里，劉卲重點討論了人的性情對于辯論的影響。應該說，這一視角是極為新穎的。他認為剛略的人，不能疏理玄微，所以一方面，他闡論大事，表現得弘闊、廣博且見識高遠；另一方面，處理小事則顯得放蕩而疏狂。抗厲的人，不善于周旋商量，一方面，說到依法行事，則遵守法令而公正無私；另一方面，說到變通，則乖戾不通難以施行。堅勁的人，喜好講求實際，一方面，剖析事物的內在機理，聰穎、智慧且清晰詳盡；另一方面，涉及大的道理，則膚淺而片面。辨給的人，言辭滔滔而意氣銳進，一方面，推斷人事，所見精辟且窮究根柢；另一方面，論及大義，則疏闊放言而不周全。浮沉的人，不能深入思考，一方面，閑聊漫談，豁達、廣博且心高氣傲；另一方面，談論正事時，雖滔滔不絕而言不及義。淺解的人，不能對疑難問題深思熟慮，一方面，聽到精彩的言論，則會摹擬高明而愉悅；另一方面，探究精微的道理，往往因煩難而掉轉方向，虛浮無根。寬恕的人，不能迅速快捷，一方面，論說仁義禮智，弘大、詳盡而又合于規范；另一方面，從事具體實務，則遲緩舒慢而不能濟急。溫柔的人，力量不夠強大，一方面，體味道理，行之有效，且和平暢通；另一方面，遇到疑難問題，則軟弱無能而逃避開脫。好奇的人，橫逆縱心而追求新異，一方面，涉及權略譎詐，不受禮法拘束而舉止宏壯；另一方面，查考清正的道理，則流于詭異而未免浮夸怪誕。劉卲的這些觀點在今日仍然很值得回味，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4．七似
劉卲說："若乃性不精畼，則流有七似。""性不精畼"，是指人的性情有滯礙。"七似"是"性不精畼"造成的，具體包括：
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多端，似若博意者；有回說合意，似若贊解者；有處后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余，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掎摭，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
"七似"是辯難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七種情況。這些情況都是假象，極易迷惑人。
5．說之"三失"
劉卲說："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此為第一失。"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反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此為第二失。"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此"三失"，是論說過程中經常出現的三種不良情況。所謂"理勝"和"辭勝"，在中古清談中有非常突出的表現（參見本文頁61～63）。
6．難之"六構"
劉卲認為在論辯過程當中，由于難者的失誤，容易造成("構")成以下六種情況：
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強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強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 ；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諭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諭。以為難諭，則忿構矣。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迫。故善難者，征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并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己。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
"辭構"、"氣構"、"怨構"、"忿構"、"妄構"和"怒構"，總為"六構"，它們對論難的正常進行有很大的阻礙。一旦此中的一種情況產生，論難之士就會遠離真理的城池，也就達不到辯名析理的目的。劉卲說："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他認"六構"乃生"變"之根源，盡管有"變構"，還是有收獲的，即多多少少澄清了一點是非。如果只是各自陳說己見，而無人質難，就會莫終一是，是非難辨。因此，論難是必不可少的。但論難既然常常難以正常進行(由于"六構")，那么通過談辯來"定理"的可能性也就很小了。由此可見，劉卲對當時清談界的情況也是非常了解的。
7．"八美"與"八材"
劉卲又提出"八美"之說，與此相對應的是"八材"：
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
"八美"對于論難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兼此八者，然后乃能通于天下之理；通于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有所異目矣。"也就是說，以上"八美"皆系偏才所有者，必須兼而有之，成為兼才之人，才能"通于天下之理"，并且"能通人"。因此，劉卲說：
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眾理，不以尚人；聰睿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己，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寫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婟。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于得道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
劉卲的意思是說，才質通達的人，既然兼有這八種才能，就會將它們運用于實際的辯論中去。如果與通達的人交流，就會相互理解，心靈默契；如果與普通人交流，就會觀察對方的顏色而順應其性情。雖然洞明各種道理，卻不以此而向別人炫耀；聰睿而言行裕如，卻不因此而自居于人前。美好的言辭從自己的口中說出，道理講明白了就適可而止；鄙陋和錯誤發生在別人身上，指出他的過失而不壓迫對方。讓別人盡情地暢所欲言，扶助別人發揮本身的才能。談話辯論，常懷仁厚，既不借題嘲諷對方的短處，也不借機炫耀自己的長處。在論說正直和權變之際，沒有什么畏懼的，也沒有什么厭惡的。能夠吸納蟲子叫聲中的美妙聲音，能夠贊賞才質平庸的人的偶然發現。奪取和給予都非常適宜，離開與接近也沒有什么留戀。當對方盛氣在胸的時候，能夠待以謙卑遜謝之禮；而當自己在辯論中已經取勝的時候，卻不以此驕傲于人。待人處世心境平和、明暢，沒有什么可以，也沒有什么不可以，目的在于求得根本的道理。這樣的人就可以和他共同分析治理社會和民眾的道理了。可見具備"八美"的"八材"，乃是劉卲心目中理想的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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