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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清談的起源
對這個問題，以往的研究，或從清談思想上立說，或從思辯方式（品評人物）的角度上闡述，或從語源上立論（關于"清談"一詞的語源的討論，見本文頁7～９），紛紜辭說，莫衷一是，而多有淆亂不清之處。茲分別討論之。
1．清談思想之起源
關于這一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意見：第一，賀昌群說。賀氏在《魏晉清談思想初論》之上篇《漢魏間清談思想之流變》中指出：
每一時代皆有其時代之特性，當其特性在發展之時，往往與其前一代之傳統勢力，發生參差之反應作用，申言之，即必然承繼其傳統之一部分，同時革棄其傳統之另一部分，復增入其他新異之部分，此歷史演變之恒律也。魏晉清談之起，在學術上蓋上承東漢方術道家與老易思想之一部分，而革棄儒家思想之一部分，其新興之一部分，則為先秦諸子學之重光，與印度思想之流入。至漢末三國時代，因政治社會之巨變，遂形成一種韻味悠長之思潮，名曰清談，至魏正始之際，始樹立宗風，六朝曰玄學，綿亙三百年之久，其間大小同異，流別紛繁，非好學深思，體察深遠，或忘懷得失，想與感應，難以究其極致。……（《魏晉清談思想初論》，頁1）
他認為清談思想主要來源于漢代之方術道家、老易思想和儒家思想，形成于漢末三國，樹立宗風于曹魏正始年間（240～248），而趙翼以為"清談起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者也，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廿二史札記》卷八"六朝清談之習"，下引趙氏語出處同此）。
第二，杜守素（即杜國庠）說。杜氏認為清談思想之產生與東漢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有密切關系，"東漢之末，有名的經學大師，多已有意無意地突破法家乃至訓詁的藩籬了"，"突破了經學的藩籬而趨向于老莊思想了"，他以賈逵、許慎、盧植、鄭玄、馬融為例說明這一觀點（《魏晉清談及其影響》）。案東漢人之不守章句者，還有仲長統、王充和班固等等，他們都是有影響的人物，不可忽視，其事跡與言論俱見《后漢書》本傳。其實這種學風由西漢時代的著名學者和作家揚雄開其先河。《漢書》卷八七上本傳：
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非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
儼然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之主人公。又《文心雕龍·論說》：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馀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據此，則毛萇、孔安國也具有同樣的學術傾向。
第三，孫道昇說。孫氏認為"王充的哲學思想是魏晉清談家之思想的惟一源泉，魏晉清談家之思想，濫觴于王充，導源于王充之《論衡》"（《清談起源考》）。王充的著作和學風，可能對魏晉人有影響，但如果視其哲學為清談思想之唯一源泉，則未免過于絕對化了。此說頗類于鐘記室之追溯詩源，費千鈞之力而無拾羽之功。
2．清談作為一種思辯方式的起源
清談是在一定的思辯方式的支配下進行的。從這個角度上看，大多數人都認為它起源于東漢時代的人物品評，湯用彤先生和楊勇先生皆持此說。楊師在《清淡對于佛學的影響》一文中指出，東漢之際盛行清議，尤以太學為甚，后遭兩次覺錮之禍，出于憂生的原因，則由具體的品核公卿，轉而為抽象玄理之研討。其實關于這個問題，陳寅恪先生有非常深刻的闡述，他說：
清談的興起，大抵由于東漢末年黨錮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殘與壓迫，一變其具體評議朝廷人物任用的當否，即所謂清議，而為抽象玄理的討論。啟自郭泰，成于阮籍。他們都是避禍遠嫌，消極不與其時政治當局合作的人物。東漢清議的要旨為人倫鑒識，即指實人物的品題。郭泰與之不同。……郭泰為黨人之一，"有人倫鑒識"（子燁案：見《世說新語·政事》一七劉孝標注引《泰別傳》），可是"不為危言覈論"（ 子燁案：見《后漢書》本傳），而"周旋清談閭閻"（ 子燁案，見《抱樸子》外篇《正郭》）。即不具體評議中朝（疑當作"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討人倫鑒識的理論。故清談之風實由郭泰啟之。郭泰之所以被容于宦官，原因也在這里，然而郭泰只是一個開端。……（《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45）
據此，東漢末年的大名士郭泰乃是清談之風的發起者。上述諸家從不同角度立論，各有勝義，不可偏執一說。清談作為一種綿亙中古三百年之久的學術思辯，其文化淵源是多方面的，它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與分合演化的結果。關于這一問題，如果我們對《世說新語》給予足夠的關注，無疑能夠獲得有益的啟示。前面我們提到，陳寅恪先生稱《世說新語》為"一部清談之全集"，案宋文帝劉義隆于元嘉十三年（436）立玄學館，由此至陳代末年，玄學、清談雖然漸入"土泥"時代，所取得的成就也不及魏晉，但還是有所發展的；另外，《世說新語》一書是臨川王劉義慶及其及門人"采擷漢、晉以來佳事佳話"（宋·高似孫《緯略》卷二）編纂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只能是"選集"，而非"全集"，況且清談僅僅是《世說新語》的重要內容之一，而非其內容之全部。不過，魏晉時代的清談事、語，除《世說新語》外，其它典籍的有關記載今日所見已經不多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對這部清談"選集"，是可以當作"全集"來讀的。《世說新語》全書凡三十六門，編纂者將東漢名士冠于全書之首，或許這在客觀上向我們暗示了清談與清議的關系。
（二）清談的分期
以往研究者對于清談的分期，主要是針對魏晉清談而進行的，如陳寅恪先生所說：
……魏晉兩朝清談又不是同一面貌，同一內容。魏晉清談可分為前后兩期。魏末西晉時代為清談的前期。此時期的清談為當日政治上的實際問題，與其時士大夫的出處進退關系至為密切。換言之，此時期的清談，是士大夫藉以表示本人態度及辯護自身立場的東西。東晉一朝為清談后期。清談至東晉只為口中或紙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實際性質，僅止作為名士身份的裝飾品。前期清談因為是與清談者本人生活最有關的問題，即當日政治黨系的表現，故值得研究。……（《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45）
這并不足以概括中古清談之全貌，至于重視魏末西晉之清談，而忽略東晉乃至南北朝之清談，亦有不妥。繆鉞先生在《清談與魏晉政治》一文中對魏晉清談作了更為細致的分期，他說：
魏晉清談之演變，可分為四期。魏正始為第一期，魏晉間為第二期，西晉為第三期，東晉為第四期。"（《冰繭庵叢稿》，頁34）
繆先生的分期方法主要根據《世說新語·文學》九四劉孝標注：
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輔嗣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劉伯倫、阮仲容、王浚沖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樂彥輔、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衛叔寶、謝幼輿為中朝名士。
此條注文位于正文中"袁伯彥作《名士傳》成"一語之下，顯然是對袁宏觀點的轉述。繆先生據此說"東晉人認為渡江以前清談名士應分為三期"，再加上東晉之清談人物，遂成魏晉四期之說。這樣的分期是符合魏晉清談發展的實際情況的。
1946年，無畏在《清談之分期及其領袖人物之年代》一文中也提出了魏晉清談四期說：第一，正始時期（240～240）；第二，正元至景元時期（254～263）；第三，咸寧至元康時期（275～299）；第四，永和時期（345～356）。這樣分期也涵概了魏晉時代的主要清談家，而且較為具體。其中前二期與繆說無異，后二期僅取兩晉的某一階段，則未免失于過于拘泥。故魏晉清談之分期，當以繆說為正。
總的看來，清談自東漢桓、靈二帝時代即有萌芽（從郭泰開始），至南朝陳末結束，茲據繆氏魏晉清談四期說，將中古清談統分為四個時期：
1．萌芽時期（147～239），由東漢桓帝劉志建和元年到魏明帝曹睿景初三年；
2．形成時期（240～249），由魏齊王曹芳正始元年至正始十年；
3．鼎盛時期（250～419），由魏齊王嘉平二年至東晉恭帝司馬德文元熙元年；
4．衰落時期（420～589），由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至陳后主叔寶禎明三年。
如此劃分，就可以將中古清談的歷史嬗變盡括其中了。
（三）南朝之清談
關于南朝清談的基本材料，清代學者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已經作過梳理；王伊同先生在《五朝門第》第八章《高門之習俗》第一節《清談》中更為詳細地稽考、輯錄了這方面的材料。這里擬在此基礎上重新進行討論。
1．劉宋之清談
劉宋立國，承魏晉風流之余緒，談玄說理，蔚然成風，名家年少，皆以此相尚。當時善淡玄理者有吳郡張敷（《宋書·張敷傳》），陳郡謝瞻（同上，卷五八《王惠傳》）、謝莊（同上，卷八五本傳），瑯琊王彧（《南史》卷二三本傳），陳郡殷臻（同上，卷二七《殷景仁傳》附《殷臻傳》）。其他如沈演之析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尚知名（《宋書》卷六三本傳）；吳興沈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同上，卷八二本傳）；沈道虔少仁愛，好《老》《易》（同上，卷九三《隱逸列傳·沈道虔》）；宗炳善琴書，精于言理（同上，《宗炳》）；周續之閑居，讀《老》《易》（同上，《周續之》）。可知談玄者并不局限在朱門之內。宋世之玄學著作不多，清談以口談（關于口談的問題，說詳下文）為主。如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余條；河東關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同上，《關康之》）。廬江何偃好談玄，注《莊子·消搖篇》傳于世（同上，卷五九本傳）。這是劉宋時期見于《宋書》記載的唯一的玄學著作。
在劉宋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玄學的官方化，取得了與史學、文學并列的地位。《宋書》卷六六《何尚之傳》：
（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并慕道來游，謂之南學。
此為元嘉十三年（436）之事。至元嘉十六年（439），宋文帝又命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南史》卷二《文帝本紀》及《宋書》卷九三《隱逸列傳·雷次宗》）。玄學的正式設立，標志著它已經從士人的手中轉移到國家學術的寶座，因而對齊、梁、陳三代清談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劉宋士人對正始談風極為景慕，清淡家經常以此互相吹捧。如王球說："尚之西河之風不墜。"何尚之也說："球正始之風尚在。"（《南史》卷三0《何尚之傳》）羊玄保的兩個兒，宋文帝分別賜名為咸、粲，并對玄保說："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風。"（《宋書》卷五四本傳）王微對何偃說："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同上，卷六二《王微傳》）其實，他們的玄學成就遠不及正始名流和竹林名士，主要是尚口談而少著述。
2．南齊之清談
南齊清談家的筆談著述非常多。如吳興沈驎士著《周易》《兩系》《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又著《老子要略》數十卷（《南齊書》卷五四《高逸列傳·沈驎士》）。而口談之士也有不少。河南褚淵，涉獵談議（同上，卷二三本傳）；河東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年專以談義自業，他常說自己"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同上，卷二四本傳）下邳王玄載，雅好玄言，修士操（同上，卷二七本傳）；張岱"辭義清玄"（同上，卷三二本傳）；張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同上，卷四一本傳）；陳郡袁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同上，卷四八本傳）；平原明僧胤也妙解玄言（同上，《高逸列傳·明僧紹》）。這些人都通曉玄學，善長清談。
南齊之清談并不僅僅局限在"三玄"義理的討論上，有時兼及佛理、道學和儒學，內容非常廣泛。如周顒長于佛理，尤善《老》《易》（《南齊書》卷四一本傳）；顧歡年二十余，從豫章雷次宗學習玄、儒諸義（同上，《高逸列傳·顧歡》），是一位玄、儒雙修的學者；東陽徐伯珍好釋氏及《老》《莊》，兼明道術（同上，《徐伯珍》）；清河崔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南史》卷四五本傳）。由此可見，當時的清談思想以玄學為主干，又融入了儒學、佛學及道學的成份，呈現出一種綜合性的狀態。對于清談場上的風流人物，朝廷公卿極為貴重之，皇帝也往往對這樣的人寵愛有加。如張緒少知名，清簡寡欲，他的叔父張鏡對人說："此兒，今之樂廣也。"吏部尚書袁粲對皇帝說："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他"長于《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同上，卷三三本傳）從時人對張緒的推崇可以看出，南齊清談家與劉宋士人一樣，也是特別崇拜魏晉風流的。
3．梁代之清談
梁代之筆談著作大多出于皇帝、侯王、太子之手。梁武帝蕭衍"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開古圣之旨"（《梁書》卷三《武帝本紀下》）；簡文帝蕭綱著有《老子義》二十卷和《莊子義》二十卷（同上，卷四《簡文帝紀》）；南平元襄王蕭偉"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為新通。又制《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同上，卷二二《太祖五王傳·蕭偉》）；貞惠世子蕭方諸"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為世祖所愛"（同上，卷四四《世祖二子傳·方諸》）；平昌伏曼容，"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同上，卷四八《儒林傳·伏曼容》）。其他善于談玄的名士，如謝覽（同上，卷一五《謝朏傳》附《謝覽傳》）、張充（同上，卷二一本傳）、王暕（同上，本傳）、庾于陵（同上，卷四九《文學列傳上·庾于陵》）、謝幾卿（同上，卷五0《文學列傳下·謝幾卿》）、何子朗（同上，《何思澄》附《何子朗傳》），庾承先（同上，卷五一《處士列傳·庾承先》）和蕭眎素（同上，卷五二《止足列傳·蕭眎素》）等，亦皆馳譽一時。在梁季的清談名士中，廬江何胤的著述尤其豐富。他"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 同上，《處士列傳·何點》附《何胤傳》），所以在當時頗有影響。
梁代的清談，兼容玄、釋、儒，如趙翼所說"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學義"。而其中又以玄、釋二家最較為突出。如蕭綱博綜儒書，善言玄理（同上，卷四《簡文帝紀》）；明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同上，卷二七本傳）；謝舉少時博涉多通，尤長于玄理及釋氏義（同上，卷三七本傳）；王褒"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王褒：《幼訓》，同上，卷四一《王規傳》附《王褒傳》）；江紑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同上，卷四七《孝行列傳·江紑》）；劉訏善玄言，尤精釋典（同上，卷五一《處士列傳·劉訏》）。從這些情況可以看出，當時士人之談多出玄入釋，又間以儒學，以為談助，這樣，三種思想的交融就愈加緊密了。關于梁代的清談與經學的關系，趙翼指出：
……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為談辯之資。……是當時雖從事于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不同耳。……案漢時本有講經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決。又施讎論五經于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亦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使五官中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經義紛繁，各家師說，互有異同，故聚群言以折中之，非以此角勝也。至梁時之升座說經，則但炫博斗辯而已。
所謂"炫博斗辯"，確實不假，但這并非梁代清談的主導傾向，更非當時清談家的目的所在；否則，我們對梁代學者撰寫了那么多的儒學著作的事實，就無從解釋了。其實趙翼對清談心存偏見，所以對六朝人的儒學著作以及儒學成就，往往略而不言，這是很不足取的。
4．陳代之清談
陳代也有許多著名的清談家。如清河張譏，《陳書》卷三三《儒林傳·張譏》：
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汝南周弘正，《陳書》卷二四本傳：
年十歲，通《老子》《周易》，……弘正特善于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莫不請質疑滯。……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于世。
其他談士還有周確（同上，卷二四《周弘正傳》附《周確傳》）、徐孝克（同上，卷二六《徐陵傳》附《徐孝克傳》）、顧越（同上，卷三三《儒林傳·顧越》）、全緩（同上，《全緩》）和陸瑜（同上，卷三四《文學列傳·陸琰》附《陸瑜傳》）等人。又《陳書》卷二五《孫瑒傳》：
常于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為學者所稱。……時興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
顯然，陳代的清談比以前各代更有組織性。公元579年，朝廷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清談，舉行的地點是皇家的辟雍殿。《說文》："辟雍，天子饗飲處也。"《五經通義》說："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為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藝文類聚》卷三八）可見辟雍的設置，目的即在于宣傳禮儀教化與儒學思想。當時著名文學家徐陵曾預此盛會。案《陳書》卷二六《徐陵傳》："光宅惠云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可見徐陵也是由儒入玄、玄儒兼工的人。《藝文類聚》卷三八引徐陵《皇太子臨辟雍頌》曰：
……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天人，開辟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辭鋒起，問難泉涌。辯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云浮雨布。介王奉系圣蹤，馳辯秀出，信令張禹慚其師法，何晏忸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
皇太子就是后主陳叔寶，他在太建元年（569）被高宗立為皇太子。"十一年"是指是陳宣帝（即高宗）太建十一年（579），在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在辟雍殿舉行了一場關于《論語》問題的清談盛會，陳叔寶以太子的身份蒞臨此會。徐氏此頌的末尾有這樣的話："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籝。洙泗興業，闕里增榮。"足以說明這次清談與儒學的密切關系。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在劉宋時代，清談被何尚之、雷次宗等人確立為專門之學，而務求專精。齊、梁二代，是清談從分科到融合的過渡時代。清談發展到陳代，儒學的特征更為突出，似乎是在玄學漸趨寢跡的同時，人們又復歸于儒學了。在南朝清談的發展歷程中，道教一直沒有滲透進來，而儒、釋、玄三家思想遂以圓融合一的風貌彌掩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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