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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時代是盛行清談的時代。在中古時代的文人生活中，清談占有重要的位置。通過對清談的考察，我們可以清晰地觸摸到那一絢麗的時代的脈搏。關于清談所涉及的各種哲學問題，馮友蘭、侯外廬與賀昌群諸先生都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近人的著述也頗為可觀（參見本文后所附《參考書目》和《參考文目》），這對我們認識清談的文化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如果說對于清談內容的具體問題不妨各抒己見話，那么，關于清談形式方面的問題則急需得到確實的闡釋，因為目前關于清談問題，尚有許多混淆不清的地方。其實對于中古清談的某些基本問題，我本人關注了許多年，也困惑了許多年。1988年，我讀了王葆玹先生的《正始玄學》，真如撥云見日一般，許多與清談有關的問題都了然于心了。這確是一部材料豐富、新見疊出的學術力作。然而，由于此書以關于正始玄學問題之研討為主，而非探討清談問題的專書，所以在嘆服之余，尚覺未愜我心。大約在1994年7月間，我見到唐異明先生所撰《魏晉清談》一書。此書旁征博引，幾乎將與魏晉清談有關的學術資料一網打盡，同時加以細致、嚴密而準確的科學分析，于是清談問題的各個方面，從微觀到宏觀，從具體到抽象，都畢現無遺，昭然若揭了。此書在魏晉清談的研究方面，堪稱集大成之作，書中的許多觀點可以視為定論。如唐先生對"魏晉清談"所下的現代定義：
所謂"魏晉清談"，指的是魏晉時代的知識分子，以探討人生、社會、宇宙的哲理為主要內容，以講究修辭與技巧的談說論辯為基本方式而進行的一種學術社交活動。（《魏晉清談》，頁43）
這種定義不僅適用于魏晉清談，也適用于清談本身。在該書的《緒言》中，唐先生指出：
一九四六年，又一位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號）上發表了一篇也題為《清談》的文章。……他把魏晉名士分為清談派與清議派兩種，又把清談的發展分為黃金時代（正始，二四0～二四九）、白銀時代（七賢，二五0～二六四）、西晉（二六五～三一六，后來美國學者馬瑞志Richard B. Mather代他稱為黃銅時代）、東晉（三一七～四二0，馬瑞志代他稱為土泥時代）等四個階段，并說經由此四段之演變，清談逐漸與現實脫節而成為純理論的游戲。……（《魏晉清談》，頁9）
馬瑞志先生在其著名的英譯本《世說新語》的導論《<世說新語>的世界》中，也復述了宮崎市定的觀點。在這里，我們不妨借用一下他們的說法。在本篇中，我對清談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形式方面的問題，而不以其思想內容為第一著眼點。我試圖在前人及時賢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清談形式以及與之有關的若干問題的研討，來考查清談的某些本質特征。
當然，就清談的研究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材料還是《世說新語》。陳寅恪先生說："世說新語記錄魏晉清談之書也。其書上及漢代者，不過追溯原起，以期完備之意。惟其下迄東晉之末劉宋之初迄于謝靈運，固由其書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時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國中古思想史，則殊有重大意義。蓋起自漢末之清談適至此時代而消滅，是臨川康王不自覺中卻于此建立一劃分時代之界石及編完一部清談之全集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金明館叢稿初編》，頁194）《世說新語》是魏晉名士清談之淵藪，其妙言雋語，精理玄旨，無不畢見于此書。作為清談之書，它實際上也就是清談家的語錄。所以本篇對清談的研究，主要取材于此書，同時參考魏晉南北朝各朝正史的有關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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