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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有四大學術發現，即甲骨文、漢簡、敦煌遺書與明清大內檔案。今年是敦煌遺書發現一百周年。1900年敦煌藏經洞遺書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中古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促成了敦煌學的誕生。七十年前，我國著名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高度評價敦煌學的意義，他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百年敦煌學的歷程證實了陳先生的這一論斷。在世界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20世紀敦煌學作為一門顯學已屹立于世界學術之林。
回顧這一百年，我國的敦煌學走過了曲折的路程。1949年以前，在王國維、羅振玉、劉復、陳垣、胡鳴盛、王重民、姜亮夫、鄭振鐸、許國霖等學者的努力下，我國的敦煌學開始在艱難中起步。他們有的遠涉重洋，尋訪遺書；有的孜孜窮年，編纂目錄；有的對歷史典籍和社會經濟文書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研究，為我國的敦煌學奠定了基礎。解放后，王重民、任二北、姜亮夫、謝稚柳、向達、周一良、蔣禮鴻等一批學者，繼續研究，多有創獲，出版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今天，當我們紀念敦煌遺書發現百年之時，我國敦煌學的開拓者、先驅者大多已先后辭世。但他們于篳路藍縷之中所作的艱苦卓越的貢獻，以及他們的名字將永留人心，永載史冊。毋庸諱言，由于敦煌文獻的主體部分流失國外，在一段時間里我國的敦煌學研究相對比較落后，國外甚至有人聲稱“敦煌在中國，研究在外國”。這種被動的局面在最近20年中有了根本的改觀。改革開放以來，敦煌學開始復興，并逐步繁榮，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成立，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一批敦煌學研究基地，如敦煌、蘭州、杭州、武漢、成都、廣州、北京等；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成果，其中包括研究專著、分類錄校、大型圖錄，以及集中了全國敦煌學界諸多學者，經過十多年艱苦努力編纂而成《敦煌學大辭典》。改革開放使我國學者加強了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如中英、中法、中俄分別合作，在中國出版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法國科研中心敦煌學研究組由法國政府資助在中國系統地譯介法國學者的敦煌學論著；英國英中文化協會資助不列顛圖書館與中國學者合作整理新揭敦煌文獻，并編制錄入全部敦煌文獻檢索系統等。這說明，敦煌學研究的國際化趨勢已經出現，我國學者在敦煌學研究上越來越顯現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學者正在成長，并逐漸成為研究主力，這標志著我國的敦煌學后繼有人，在下一個世紀必將更加興旺發達。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敦煌學研究早在五十年代，歷史所就在向達先生的指導下著手敦煌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962年歷史所編的《敦煌資料》（第一輯）出版，當時英藏敦煌文獻縮微膠卷尚未大量發行，法藏、北圖藏膠卷尚未拍制，故而這部資料輯被我國的敦煌學者長期倚重，影響較大。1981年歷史所設立了敦煌研究組，此后文學所、語言所、宗教所、民族所、經濟所等也陸續有了本學科的敦煌學學者。這支隊伍涵蓋了敦煌文獻研究的主要學科領域，具有較強的學術水平與整體力量。近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學者出版了一批重要的成果，其中有：歷史所、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與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合作編纂的十五卷大型圖集《英藏敦煌文獻》，宗教所方廣呂的《八至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敦煌學佛教學論叢》、《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目錄》（S．6981—S．8400），歷史所張弓的《唐朝倉廩制度初探》、《漢唐佛寺文化史》，文學所張錫厚的《敦煌賦匯》等30余種專著。民族所維吾爾族學者雅森同志為了探尋敦煌出土的回鶻文木活字的秘密，利用在英國研究的機會專門到法國，終于在法國吉美博物館見到了這些被伯希和劫走塵封了幾十年的960枚木活字，并用宣紙把它們拓下來，帶回國內。經他研究，這些木活字中有以字母為單位的，跟中原漢字活字和西夏文活字以字詞為單位的不同，屬于中介類型活字。敦煌回鶻文木活字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實物，也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以字母為單位的活字實物。這一研究成果是世界印刷史的一個新突破，它有力地證明了我國古代印刷術從東西兩條路線對世界印刷術的影響，回擊了某些國家對我國印刷術發明權的挑戰。二十年來，中國社科院還積累了一套以英藏、法藏、俄藏、北圖藏敦煌文獻縮微膠卷、照片、復印件、圖版本、敦煌學論著為主體的比較完備的敦煌文獻資料，及縮微閱讀設備，大大改善了研究條件。此外，中國社科院敦煌學學者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學術合作與交流，同國內（包括港臺）及英國、法國、日本、俄羅斯等從事敦煌學研究的單位和個人建立了廣泛的學術聯系；為了充分發揮社科院獨有的多學科群體優勢，1998年，成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敦煌學研究中心，目前各項研究呈現出方興未艾的良好勢頭。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中國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以及古希臘文化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和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襖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的匯合交流之地；以藏經洞敦煌遺書及莫高窟石窟藝術為代表的敦煌文化正是這四大文化、六大宗教滋養的結晶。在這個意義上，敦煌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敞開胸懷擁抱世界的先驅與代表，也是中外文化成功交流的優秀典范。敦煌文化的這一特點，使得百年來的敦煌學日益成為一個國際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學科。相信這種交流與合作在下一個百年將更加蓬勃發展，使敦煌這一人類的文化遺產為全人類作出更大的貢獻。
敦煌學雖然已經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敦煌寶藏實在太深厚、太豐富了，正如季羨林先生所說，敦煌學實際剛剛開始，還要搞一百年。就敦煌遺書的研究來說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比如，敦煌佛教研究、非漢文文獻研究相對薄弱的現狀急需改變；整體地、宏觀地把握資料的意識有待加強；敦煌遺書與敦煌石窟的綜合性、配套性研究應更加引起重視；編纂一部科學而實用的、囊括世界所有敦煌遺書的《敦煌遺書總目錄》的任務應盡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以徹底改變敦煌學界目前普遍存在的“找寶式”的研究傾向。
世界文化的多樣性、互補性使世界顯得異常豐富多彩，全世界人民都從文化交流中享受到好處。古代是這樣，在今天這個地球村里更是這樣。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不是憑空而生的，它必定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今天我們紀念藏經洞的發現，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就是要全面研究和吸收人類歷史上的先進文化，總結歷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經驗與教訓，溫故而知新，鑒往而知來，為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為21世紀更大規模、更高層次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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