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 《唐雅》
唐詩選本，二十六卷，明張之象編選。之象有《古詩類苑》已著錄。
此書專取初盛唐君臣唱和之詩。全書共取帝王七人，公卿一百六十八人，宮閨八人，外夷二人。明自開國以來，疑忌功臣，洪武間明太祖殺戮功臣，并殘及文士，明初詩人很少有善終者。嘉靖年間，奸臣當道，直臣則難以容身。所以使得文人向往“世有辭章之士，茍得見知其主，上下齊契，君臣同聲。相與游談詠歌，雍容盛美，顧不顯榮哉！”因此，他們羨慕初唐、盛唐期間君臣相得，互相唱和的融洽關系。而且這些唱和或贊美功業，或歌詠國運，或表達求賢若渴之情，或直陳規諫之詞，都是封建時代有比較理想的君臣關系時才能實施的，這種唱和與陳、隋二朝之末君臣茍安，競事淫侈，亡國之君與狎客之間的唱酬之作不同，它們是和國家繁榮、社會安定和君王對于臣子有一定的尊重聯系在一起的，因之給人們雍容美盛之感。
此選截止到開元，編者認為“天寶以后，風格漸卑，其音亦多怨思”，所以略而不取。因為專取群臣唱和之作，這些作品“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則雅之義兼風矣”。也就是從產生的條件來說它們是“雅”，從其社會功能來說它們又是“風”。全書共分五十二類（如“天文”“四時”之類），錄詩兩千多首，書中自違其體例之處也不少：一、入選作品許多并非“君臣唱酬”之作，如《郊廟歌辭》。臣子的進獻之作也都入選；二、許多入選作品并非詩，如杜甫的《三大禮賦》等；三、書中講明截止到開元，可是也收入許多天寶時期（或更后一時候）的作品，有許多詩人還稱他們在天寶時或天寶以后才有的官職，如目錄上稱“嘉州刺史岑參”“檢校工部員外郎杜甫”，都是岑、杜在天寶以后才被授予的官職。
此書有明嘉靖三十一年（１５５２）無錫刻本傳世。
97 《唐詩解》
唐詩選注本，五十卷，明唐汝詢選注。汝詢字仲言，云間（上海市松江縣）人。五歲雙目失明，父兄抱置于膝，口授《詩經》、唐詩經史百家等典籍，汝詢無不過耳成誦。他博學能文，并能作詩，是古代一位能和自己殘疾斗爭的強者。
此書是唐氏根據高《唐詩正聲》和李攀龍《古今詩刪》的唐代部分稍加訂正而成的一個唐詩選本，并附以箋釋。其箋注詳密而瑣細，多征引原書、原文，這些都是注者平時背誦下來的，確實不易。其解釋部分主要是疏通詩句、講解詩意，間也有品藻詩句優劣的文字。還有一些批語，其目的在于挖掘詩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唐氏編書都是口授，則不免繁復瑣碎，其見解也較膚淺，因其刻苦注書，并表達其對唐詩的熱愛，故為世所重，使此書得以流傳。
有明萬歷刻本。清吳昌祺據此書加以刪節，“太冗而約之”“未冗而節之”又適當地采錄一些人的評語，“汰蕪存英，易偽表微”編成二十四卷本。此書有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刻本。
98 《唐詩選脈評林》
唐詩選評本，六十卷，明周?編選。?（１５６５－１６４５）字無瑕，號青羊，隱居硤石，工詩善畫，清兵南下，硤石被兵，作自祭文祈死。
曾祖周敬（號澹齋）選唐詩一編名《唐詩脈》，書刻垂成，倭奴掠于境上，其書遂不傳。周?在家中發現這部書未刻殘稿，遂用了二十年的功夫，加以“刪”“補”“注”“評斷”遂成此書。周氏對過去的唐詩選本“或專于樂府，或主于律絕”，“或重于初盛，或偏于中唐”，“或人有余而詩不足”，“或詩有余而人不足”都不滿意。他所佩服的高的《唐詩正聲》和李攀龍的《唐詩選》（系書賈割截《古今詩刪》而成）也以為高選“體格綦正，而稍入于卑”，李選“風骨綦高，而微傷于刻”。也就是說高選過寬，李書過嚴，他認為自己的選本乃“復收二美，裁其二偏”，走中間道路。
在選詩原則上，他還是從聲韻中去體察格調、精察脈絡的，宗旨是與高李二書相同的。他說：“刪之而脈愈清，補之而脈愈足，注之而脈愈明，評之而脈愈正�！彼^“脈”就是貫穿于作品之中的“氣骨”“氣格”，這里兼內容與形式而說的。
此書分體編排，每體之中又初、盛、中、晚。箋釋其典故曰“證”。發明其詞意脈絡曰“訓”。并附有考證、感想之類。又集諸家評論（主要采自詩話和諸評注本）與編者自己的意見于簡端曰“評林”，因為貪多務得，不免龐雜，又因短于識，其批評也往往不得要領。
有明崇禎八年（１６３５）刻本。
99 《唐詩鏡》
唐詩選本，五十四卷，明陸時雍選編。時雍有《古詩鏡》已著錄。
陸氏論詩推崇漢魏六朝，認為唐詩勝過六朝的只在“七古之縱，七律之整，七絕之調”。并且認為這些勝六朝也只在“氣局聲調之間”，至于“精神材力”則是不能超過六朝的。七言如此，則五言更不必說了。他舉唐代很發達的五律與六朝尚處濫觴階段的五律相比較說“相去遠矣”（指唐詩比起六朝詩是差得太多了），“聲不逮韻，色不逮麗，神不逮蒣，情不逮深，雖沈宋綺思，僅當梁陳之中駟耳”。并進一步說：“至五言古詩，其道在神情之妙，不可以力雄，不可以材騁，不可以思得，不可以意致。雖李杜挽古風而李病于浮，杜苦于刻，以追陶謝之未能，況漢魏乎？”由此可知陸氏標榜“興象”、“神韻”而流于神秘，希望詩歌中的格律聲色，神理氣味都以極簡約的形式表現出來，所以他對唐代詩歌中描寫、鋪敘手法的進步就看不順眼。雖然，在此書中唐代的名篇佳作多已入選，但在評價這些作品時往往不夠公正。如評杜甫《石壕吏》時，他用以和王粲《七哀》相比，言王粲之悲不減于杜，但王詩“聲色不動，吐納自如”，而杜諸作則“椎胸頓足，唾涕俱來，此古今人所不相及也”。他不懂得抒情的深刻往往借助對現實生活的深入描寫來實現，五言詩初產生時經驗少，描寫手段也較缺乏，鋪敘技巧尚不發達；如果把此時的五言詩看做是五言詩的最高標準，以后五言詩的水平高低都要以此來衡量，這顯然是不妥當的。如唐代詩人杜甫把“賦”的手法運用到五言詩中，使得五言詩無事不可寫，無情不可抒。像《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壯游》“三吏”“三別”等作品，一空古今，不要說王粲，就是曹植、陶潛、蔡文姬也無法望其項背。當然抬高魏晉、六朝五言詩，貶低唐代和唐代以后五言詩不止陸時雍一個人持此意見，稍后的王夫之、清末王運都持此觀點，在評論界有一定的影響。有的文體在其產生時期就興盛起來并達到了最高水平，以后的作者如何努力都很難達到這個水平，例如四言詩（《詩經》）、楚辭（屈原的《離騷》）、西方的希臘神話等等，但這些仍屬于少數，大多數文體是有個發展成熟過程的。此書與《古詩鏡》是充分表現陸氏詩學觀點的選本。
有明刻本，常見者有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0 《金圣嘆選批唐詩》（貫華堂選批唐才子詩甲集）
唐詩批選本，七卷，明末清初金人瑞批選。人瑞（１６０８？～１６６１）一名喟，字圣嘆，又一字若采。江蘇長洲（江蘇省蘇州市）人。少年倜儻不群，好為怪文，明亡后絕意仕進，從事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活動，在當時影響很大。順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因“哭廟案”被殺。
此書是金氏為其子金雍講解唐代七言律詩的底本，共分析批選了五百九十五首，以選許渾（３４首）、李商隱（２９首）、溫庭筠（２０首）作品最多。因金氏另有《杜詩解》，故杜詩一首未選。圣嘆論詩受到公安派影響，強調性情，認為詩中的篇章結構、格律聲韻都是由性情決定的，但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還是按照批點時文的辦法，多講起承轉合，特別是把一首完整的七律，中間一刀分為前解后解，一解為四句。這很難適應千變萬化的唐詩，給讀者以削足適履之感。金氏所以如此做，在于他把八句律詩看成是固定程式的。他認為：如果律詩沒到八句，則不能使“綱領之昭暢”，如果超過八句必流于“蕪穢”，所以他說：“其（指七律）四句之前開也，情之自然成文。一二如獻歲發春，三四如孟夏滔滔。其四句之后合也，文之終依于情，五六如涼秋轉杓，而七八如玄冬肅肅也�！笨梢婋m然他認為應該是“情生文”，但具體到律詩上還是“文生情”的。所以他那么看重許渾作品也不是偶然的。
書中所選作品，有相當的一部分并非佳作，這一方面是由于其藝術鑒別力的影響，另一方面是封建意識作怪。如金在批點張謂《南園家宴》時說：“唐人詩直是羽翼圣經，助流風化，不止作韻語而已�！币驗檫@首詩描寫了大官僚家庭內部妻妾和諧，共同奉戴夫主，表現了“閨門肅雍”，所以金氏才大加贊美，可見其見識。全書疏解語言通俗，解釋詳盡，便于初學。
此書有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排印本，后附圣嘆論詩尺牘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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