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江湖藝人與通俗文藝作品 |
三，早期通俗文藝作品所反映的游民生活與游民意識
我們這里用“早期”來定位下面將論述到的一些通俗文藝作品， 實際上我認為
這些作品當產生于兩宋，然而， 由于它們的寫定或印制時間有可能是在元代或者更
晚，有的甚至經過元、明文人士大夫的修訂。為了避免無謂的爭論， 這里用了較為
含糊的“早期”，這并不妨礙本章中所要論述問題的實質。
1，“說話”的門類
“說話”雖然近于現今的說評書， 但是在兩宋它已有比現在的評書還細致的分
門別類。南宋灌園耐得翁《都城記勝·瓦舍眾伎》條記：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
是搏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
；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能以一朝一代故事傾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
，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勝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
本是隱語。
南宋吳自牧在《夢梁錄·小說講經史》中說：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
靈怪、傳奇；公案：樸刀桿棒、發跡變泰之事。有譚淡子、翁三郎、雍燕、王
保義、陳良甫、陳郎婦棗兒、余二郎等，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
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有寶庵、管庵、喜然和尚等。又有
說諢經者戴忻庵。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鑒、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機山、徐宣教。又有王六大夫
，元系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于咸淳年敷演《復華篇》及《中
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淵源甚廣耳。但最畏小說人，
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
也。商謎者，先用鼓兒賀之，然后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
語。
關于“說話有四家”，由于“灌園耐得翁”和吳自牧記載得不甚清楚， 歷來研究者
各有各的解釋，我比較傾向接受陳汝衡先生的意見。 這里我們先剔除了以機智引人
發笑的各種謎語（如詩謎等）、 隱語和誘發人們宗教情緒的“說經”“說參請”以
及完全即興性質、借題發揮的“合生”以外，只剩下“小說”一種。 它又分為演說
文故事的“銀字兒”和演說武故事的“公案”、“鐵騎”兩類。 “銀字兒”以說“
煙粉、靈怪、傳奇”為主；“公案”和“鐵騎兒”的內容又有區別， 前者是講“樸
刀桿棒、發跡變泰之事”，后者是講“士馬金鼓之事”；另外就是“講史書”， 它
所說的乃是“前代史書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可見文故事所說的多是小兒女的悲
歡離合和社會上流傳的怪怪奇奇之事。 它的“賣點”就是小兒女和吃飽了飯沒有多
少事可干的老太太一類人。 而“武故事”（“講史書”也可以歸入廣義的武故事里
去）內容豐富、題材廣泛，能激動許多不同身份的人們。 連退位作太上皇頤養天年
的宋高宗趙構也不例外。 清詩人厲鶚根據宋代各種史料撰寫的《南宋雜事詩》中有
云：
一編小說奉升平，德壽閑消永日清。笑喚何人來演史，穆書生與戴書生。
退了休的皇帝還喜歡聽事關興亡的武故事， 而高宗的皇后吳老太太就愛聽“神怪幻
誕等書”（見宋張端義《貴耳集》上）。
這類武故事中有著激烈尖銳的社會矛盾，不采用“武”的辦法則無法解決。 或
是手執“樸刀桿棒”的俠盜，浪跡江湖，拯危扶困，殺人放火，制造血案， 最終壞
人受到王法的懲治，好人沉冤昭雪，而且打抱不平的俠盜往往還受到封賞； 或是忠
良之后，受到奸臣誣陷，倍經苦難，最終金戈鐵馬，立功沙場， 用血證明了他們的
忠貞，終于得到皇帝的信任。奸臣受到懲辦，忠臣也得以繼承先人遺業，皆大歡喜。
江湖藝人所講說的“史書”也與后者相近，只是情節更為復雜一些。 在這類故事情
節里的矛盾的展開與解決過程中人物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而且往往是好人得
到好報，他們的命運得到很大的改善，大體上是由壞變好， 其社會地位也有了很大
的提升，這就是“發跡變泰”。分析到此， 讀者可以看出“銀字兒”中的“煙粉、
靈怪、傳奇”，從內容上來說沒有甚么新奇之處， 因為從六朝的志怪小說到唐代以
來的傳奇小說就是演說這類故事的。武故事中“士馬金鼓”也不甚奇， 其內容就是
以歷來統治者之間、 或漢族統治者與外族統治者之間兵戎相見的戰爭（有的研究者
認為這類故事專指南宋初年愛國將領的抗金斗爭，恐不確，但包括這類故事）， 從
《左傳》以來大量的史書都是以這些為內容的， 所以梁啟超稱“廿四史”為“相斫
書”。南宋詞人辛棄疾在登上京口北固樓，憑欄北望， 想到南朝的劉裕與北魏的戰
爭時就有“想當年，金馬鐵戈，氣吞萬里如虎”（《永遇樂》）名句。 可見所謂“
鐵騎兒”“士鼓金馬”就是以正規戰爭為內容的“說話”， 其底本就是古代和當代
（也就是宋代）戰爭史。而且在通俗文學也有先例， 敦煌石室所出的變文與話本中
就有這類內容的作品， 如《伍子胥變文》《捉季布傳文》《李陵變文》《張義潮變
文》《韓擒虎話本》等等。因此， 兩宋“說話”中為聽眾提供的全新內容的故事大
約只有“樸刀桿棒”和“發跡變泰”兩項。 這兩個名稱也是以前有關通俗文藝作品
的記載中未曾提及的。
2，“樸刀桿棒”的背后的生活與臺前的故事
A，“樸刀桿棒”——“短打”的故事
通俗小說的研究者們沒有把“樸刀桿棒”作為“說話”中的一類， 給予充分的
注意。胡士瑩先生甚至把“樸刀桿棒”“發跡變泰”一律歸入“銀字兒”之中， 認
為它們所表現的也是“哀艷動人”的故事。 我們僅從字面上看“樸刀桿棒”的粗獷
勇武與“發跡變泰”大悲大喜怎么能與“哀艷動人”聯系在一起呢？ 這個結論離事
實太遠了，很難為人們所接受。 數十年來一直研究說唱藝術的陳汝衡先生不同意這
個意見，他在《說書史話》中說：
所謂“樸刀桿棒”，是泛指江湖亡命，殺人報仇，造成血案，以致驚動官
府一類故事。再如強梁惡霸，犯案累累，貪官贓吏，橫行不法，當有俠盜人物
路見不平，用暴力方式，替人民痛痛快快地伸冤雪恨，也是公案故事。
也就是說“樸刀桿棒”是講述與“武”有關的故事的， 但是它又不是表現正式軍隊
之間的對抗，其中的戰斗所使用的多是短的或不太長的兵器， 并且是以徒步作戰為
主，仿佛戲曲中的“短打”。陳先生的敘述使“樸刀桿棒”的故事不僅與“銀字兒”
劃清了界限，而且也和“士馬金鼓”區別開來。 陳先生行文中還點出了這些使“樸
刀桿棒”者是“亡命江湖”的人們和打抱不平的“俠盜”， “樸刀桿棒”的故事是
表現他們“亡命”生活的。這一點非常重要， 因為它把這類作品與古代講述的游俠
與刺客生活的故事分別開來。
B，宋以前的“短打”——游俠與刺客的故事
宋代以前文學作品中述及“短打”的故事多是描寫游俠與刺客的。 這些俠客手
中所使用的大多是“吳鉤”（也稱“吳刀”，是一種雙鋒兩刃、狀如彎刀的短兵器）
和“寶劍”，這兩種短兵器名貴而華麗，為富貴家庭的青年所喜愛， 因此“吳鉤”
和“寶劍”就成了象征游俠的意象。 這一點從第三章所引用的描寫游俠的文字可以
看出。我們在這里不妨再舉一例以說明。
曹植是較早以詩歌描寫俠客生活的。在他的《代結客少年場行》中寫道：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追兵一旦至，負劍
遠行游。去鄉三十載，復得返舊丘。升高臨四關，表里望皇州。九涂平若水，
雙闕似云浮。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擊鐘陳鼎
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坎凜懷百憂。
這是可以“十步一殺人”的俠客。俠客也會因殺人報仇、 躲避官府的追捕而行游四
方，但是他們不是窮途末路的流浪漢，一般也不會因為生活無著而去攔路搶劫， 這
是因為他們本來都是富貴人家的子弟，即使一時不便，也是交游遍天下， 自有朋友
接濟。游俠即使不能象王侯將相那樣風光，但是也別有一種豪氣。 唐代陳子昂《感
遇詩》第三十四首描寫的就是一位“避仇至海上，被役此邊州”的游俠， 可是在這
種逆境中，他所想的還是“每憤胡兵入，常為漢國羞。何知七十戰，白發未封侯”。
這些都是帶有貴族氣派的俠客，他們手中所執、 腰間所佩只能是金妝玉飾的吳鉤和
寶劍，這也是其貴族身份的象征。
古代的刺客的也是持短兵器的，但他們的短兵器多是匕首，它短小易藏、 便于
發動突然襲擊。曹沫要盟、專諸刺王僚、荊軻刺秦王都是為歷代文人所熟知的。 這
種短小的匕首雖然體積小，但是因為刺客都是突然發動襲擊的， 所以要求兵器短小
鋒利，可以刺穿重甲，甚至要以劇毒之藥淬之，以期一擊而致敵人死命。因此， 這
種并且也是以珍異、名貴著稱的。持匕首遂成為刺客的象征。
C，宋代主流社會喪失了尚武精神
到了宋代演出威武雄壯“武故事”已經不是持匕首的刺客和胯下白馬身佩寶劍
的游俠了；而是手執粗劣的“樸刀桿棒”江湖游民了。 “樸刀桿棒”是與寶劍匕首
截然不同的，其身價、使用者都是天差地別的。 它們是游民闖蕩江湖和旨在反抗既
存社會秩序必不可少的兵器，既為了防身，也是他們謀取衣食的工具。 這兩件武器
在宋代以前的文學作品中還沒有出現過。因為到了宋代士大夫已經徹底文人化， 以
沉溺于吟詩作文、拍曲填詞為高雅，尚武精神消失殆盡； 在兵役制度上由于全面推
行了募兵制，農民不再有當兵的義務，又受到宗族的束縛， 自然感到沒有尚武的必
要。而且統治者害怕老百姓不肯安心當順民，以法律形式嚴禁百姓習武。 《宋會要
輯稿》《刑法》二之六四寫道：
政和五年（1115年）四月二十三日，臣僚言：“江南盜賊間作，蓋起于鄉
間愚民無知，習學槍、梃、弓、刀。藝之精者，從而教之，一旦糾率，惟所指
呼，習以成風。乞詔有司，責鄰保禁止，示之厚賞，敢為首者，加以重刑，庶
免搔擾。”從之。
統治者認為老百姓習武就會成為“盜賊”所以要嚴加禁止，違者處以重刑；而且，
在許多地區還禁止私藏兵器。 這與自宋代建立以來實行抑武右文政策是相一致的。
《宋史·兵志十一》記載：
開寶三年（970）五月，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蓄兵器。軍士素能
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本軍之司；俟出征，則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得置隨身
器械。
淳化二年（991）申明不得私蓄兵器之禁。
這種措施不僅限于京城。宋真宗時曾下《禁河北諸州軍民習禁咒擊刺之術詔》， 禁
止河北一帶農民不務農，專學擊刺之術。當時河北地處邊境，與遼國對峙、 有防御
遼人入侵的責任， 這里尚且如此嚴格地禁止百姓染指于“武”（簡直是自毀長城之
舉），可以想見其它地區的控制之嚴。 這樣的防民政策必然使得“尚武”精神在安
份守己的農民身上也日漸消失。隨著其體魄的弱化， 農民在人格上也必然日漸萎縮
與弱化。特別是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的政策，用各種辦法優待和獎勵文士， 從而使
得“詩書繼世”“耕讀為本”成為各個宗族乃至全社會奉行的金科玉律。于是， 主
流社會內的各個階層的人口數量雖然日益增長，而人口素質卻在日益下降。 元代史
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感慨古代寓兵于農，農民能耕善戰， 士大夫才
兼文武，在那時人是國家的基礎，人口眾多的國家就強大，反之亦然。 但是到了近
世，兵農分家，文武異途，從而造成了：
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于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
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
。于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
主流社會內的成員皆不尚武， 則“尚武精神”轉移到主流社會以外的游民身上（他
們不如“尚武”也難以生存）。 這是通俗文藝作品中之所以產生了以“桿棒樸刀”
為內容的武故事的根本原因。
D，樸刀和與樸刀相關的故事
“樸（讀潑）刀”，《辭源》解作窄長有短把的刀。 《漢語大詞典》解作刀身
窄長、刀柄較短的刀。雙手使用。這種兵器在宋代、 元代的通俗文藝作品中屢屢出
現（下面將舉例說明），卻不見于宋人曾公亮等所編著的《武經總要》的記載。 書
中說：“刀之小別，有筆刀軍中常用。其間健斗者，競為異制以自表，故道有太平、
定我、朝天、開陣劃陣、偏刀、車刀、匕首之名。掉則有兩刃山字之制，要皆小異，
故不悉錄。”書中繪圖介紹了八種刀。包括掉刀、屈刀、歡耳刀、掩月刀、 戟刀、
眉尖刀、鳳嘴刀、筆刀。獨不及樸刀，可見兵學家并不把它視為真正的武器。 它只
是流行于民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粗陋的兵器。 宋人對這種“刀”的形制做了細
致的說明：
仁宗天圣八年（1300）三月詔：“川峽路今后不得造著褲刀，違者依例斷遣。
”五月，利川路轉云使陳貫言：“著褲刀于短槍干、拄杖頭， 安者謂之‘撥刀’；
安短木柄者，謂之‘畬刀’。并皆可著褲。‘畬刀’是民間日用之器，川峽山險，
全用此刀開山種田，謂之刀耕火種。今若一例禁斷，有妨農務，兼恐禁止不得， 民
者犯眾。請自今著褲刀為兵器者禁斷；為農器者放行。”乃可其請。
（見《宋會要輯稿》185冊）
“撥刀”即“撲刀”。從陳貫的話中可見撲刀的另一個名字是“著褲刀”， 可以掛
在褲腰上。它極簡陋，安上短把就是用于“刀耕火種”的“畬刀”，是為農具； 如
果安上了長把才是“樸刀”，無怪它不能上《武經總要》。 而老百姓則因為撲刀易
得而便宜所以把它作為經常使用的兵器。撲刀是能兵農并用的， 所以對它根本不可
能完全禁斷。樸刀是短刀頭、長刀把的，刀身無鞘，長刀把可以從刀頭取下， 作桿
棒用。這一點在《水滸傳》中有細致的描寫。 在六十一回寫盧俊義到山東與梁山好
漢交戰前作準備工作時：
盧俊義取出樸刀，裝在桿棒上，三個丫兒扣牢了，趕著車子，奔梁山泊路上來。
這里的“樸刀”只是個刀頭，安把之處有螺口，桿棒的一端有螺絲， 而且是“三個
丫兒”，安裝好了，十分結實。《水滸傳》中許多地方寫到樸刀， 我們從中可以看
出它很長，平時不用，便象長槍一樣靠在墻根或槍架上。
“桿棒”《辭源》解作用作武器的粗木棒。《漢語大詞典》解作用作兵器的木棒。
《武經總要》雖有記載，介紹極簡單，言“長細而堅重者”為桿棒。它更簡陋， 據
宋人記載：
建炎二年（1128 ）五月十三日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今州縣之間
軍器乏少。乞令諸州縣擇本土堅韌之木，廣置棍棒，其長等身，徑可及握， 不勞遠
求，指日可辦。比弓弩，則無挽拽之能否；比刀劍，則無鍛煉之工程。用之以御鐵
騎則出其右，蓋鐵騎非箭鑿鋒刃可害。”從之。
（見《宋會要輯稿》185冊）
這是在北宋剛剛滅亡時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州縣兵器庫中沒有了儲存， 才不得己
而用桿棒（文中稱“棍棒”）。它“其長等身，徑可及握”，取之極易。 這種質地
很粗糙的兵器，制作簡單，原料價值也很低廉，所以平時只流行于民間， 不為兵家
所重視。
從這些記載可見宋代朝廷對于兵器管制得特別嚴格的是那些精巧鋒利和殺傷力
較大的。而樸刀桿棒，一來比較粗陋，人們日常生活中又不可少； 二來它們不是騎
在馬上作戰的兵器，而是步行打斗用的，殺傷力小，《武經》所不載， 因此對百姓
擁有這些兵器采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時禁時放，缺少一貫之制。 《宋史
·兵志十一》記載北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皇帝詔：
“廣南民家毋得置博刀，犯者并鍛人并以私有禁兵律論。”先是，嶺
南為盜者多持博刀，杖罪輕，不能禁，轉運使以為言，故著是令。
可見“博刀”（博刀即樸刀。博、樸二字音同，可通用）最初不在嚴禁之列， 所以
民間盜匪以之為武器，嶺南盜匪太多，才被嚴禁，而其它地區未被包括在內。 流浪
江湖的游民腰間挎上一把樸刀，或者手執一條桿棒，就增加了安全感。 熟悉江湖生
活的“說話”人便把它編入話本之中，成為“說話”中的一類，并把與“江湖亡命”
和綠林生活有關的作品皆歸入此類。此類小說在當時的“說話”中具有一定的數量，
因此樸刀、桿棒這兩件兵器在早期的通俗文藝作品中是經常可以碰到的。 現在可以
確定是創作于十三世紀初的《董解元西廂記》開篇就唱道：“打拍不知個高下， 誰
曾慣對人唱他說他？好弱高低且按捺。話兒不提樸刀桿棒，長槍大馬。 ”因為《西
廂記》演唱的是“銀字兒”一類哀艷纏綿的愛情故事（當時分類為“煙粉”）， 所
以開篇點題，與“樸刀桿棒”“士馬金鼓”類的武故事劃清界限。
我們從早期的通俗文藝作品之中也可以看出使用樸刀桿棒者多是盜匪游民， 如
宋人話本《錯斬崔寧》中描寫攔路搶劫的“靜山大王”：
頭帶干紅凹面巾，身穿一領舊戰袍。腰間紅絹搭膊裹肚，腳下登一雙烏皮
皂靴。手執一把樸刀。
《大宋宣和遺事》寫到晁蓋智取了梁師寶的十萬貫金珠后逃走， 晁父為官府所拿，
管押解官：
行至中途，遇著一個大漢，身材迭料，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鑌鐵大刀，
自稱鐵天王，把晁太公搶去。
“潑鑌鐵大刀”就是鑌鐵大潑刀”“潑”同“樸”。鐵天王就是晁蓋， 其身份是江
湖俠盜。 《警世通言》中的《萬秀娘報仇山亭兒》就是南宋羅燁《醉翁談錄》所記
屬于“樸刀”類的《十條龍》（《寶文堂書目》著錄名為《山亭兒》），當然， 它
經過了明人的加工。其中多處寫到強盜與俠盜皆使用樸刀。 萬秀娘等被苗忠等三個
強盜搶劫前這樣寫道：
大官人（指苗忠）聽得說，三人把三條樸刀，叫：“鐵僧隨我來。”去五
里頭林子前等候。
寫到具有俠義心腸的窮人尹宗，為了奉養老母到一個莊主去竊取財物， 不料遇到萬
秀娘自殺，便仗義救了她。尹宗使的也是樸刀。
忽然黑地里隱隱見假山子背后一個大漢，手里把著一條樸刀，走出來指著
萬秀娘道……
在元曲中也有這樣的例子元初李文蔚的《燕青博魚》第四折的《離亭筵歇指煞》有
幾句描寫燕青引以為驕傲的梁山強人的妝束：
還了俺這石榴色茜紅巾，柳葉 切烏油甲，荷葉樣煙氈帽，百煉鋼打就的
長樸刀，五色絨刺下的香綿襖。
從燕青這段頗具自豪感的唱詞中可以想象紅頭巾、烏油甲、荷葉帽、五色綿襖、 長
樸刀大約就是敢于樹立旗幟起來造反的草莽英雄的典型服飾（元末造反的農民也著
紅巾、南戲《拜月亭》中第九出“綠林寄跡”， 山上草寇靜山大王戴上金盔頭痛，
說還是戴“這紅帽兒安穩”）。 樸刀是這些草莽人物護身和向社會抗爭與進攻的武
器。不僅在元雜劇中如此，《水滸傳》則更是這樣。真假強人， 浪跡江湖的游民，
腰間所佩無不是樸刀。 據此我們可以推斷起碼在江湖藝人眼中“樸刀”已經成為強
悍的、帶有武器的游民的意象。
在記錄宋代“說話”技藝和“說話”資料的專書《醉翁談錄》中把“說話”按
照內容分為八類：靈怪、煙粉、傳奇、公案、樸刀、桿棒、神仙、妖術等。 撲刀類
中收錄了十一個名目，我們可以確知其故事內容的僅有三四個，如《十條龍》、 《
陶鐵僧》就是上面引的《萬秀娘報仇山亭兒》；《青面獸》是楊志賣刀的故事， 我
們從《大宋宣和遺事》中可以得知其梗概，也與殺人造反有關； 《李從吉》又名《
徐京落草》。《水滸傳》第七十八回寫高俅帶領十節度圍剿梁山， “十節度使”中
有“徐京、楊溫、李從吉”。又說，這十節度使“舊日都是綠林叢中出身， 后來受
了招安，直做到許大官職”。徐京“幼年游歷江湖， 使槍賣藥”是個純粹的游民。
游民落草成為強人，后來又受招安，這是“樸刀”類“說話”的典型情節。 有的我
們僅據題目雖然難以推測其故事內容， 如“大頭虎”“李鐵鈴”“賴五郎”“圣人
虎”“王沙馬海”“燕四馬八”之類，但從這些人名或綽號看， 他們可能不是安份
守己之輩。唯獨“楊令公”一篇， 胡士瑩先生認為是寫楊家將老令公楊業故事的，
恐不確。如果真是寫楊業的， 或許在楊業在“弱冠事劉崇”之前也有過一段造反落
草的經歷， 或許站在宋繼后周的正統立場上把劉崇的“北漢”小朝廷看作武裝叛亂
集團，因此，把楊業少年時那段臣事北漢的經歷看作從逆。總之， 絕不會是寫楊業
抗遼事跡的，因為這類故事是屬于“士馬金鼓”系統的。
樸刀在早期通俗小說中成為強人游民和俠盜悍匪的意象；“樸刀”類的“說話”
則以講述他們的冒險生涯與傳奇般的經歷。他們往往出入綠林山寨， 如同北宋綠林
豪杰王寂所為，“相與割牲祭神，結為友。出入數百，椎牛、椎豕，掠墓、 劫民、
燒市，取富貴屋財，民拱手垂頭，莫敢出氣。白晝殺人，官吏引避；視州縣若無有，
觀詔條如等閑”（《青瑣高議·王寂傳》）。 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游民們喜歡這類故
事，因為只有在這類故事中，他們的意志才能得以自由伸張， 也使其他一些不能“
舉動自專由”的人們獲得一次發泄的機會。
E，桿棒的故事
“桿棒”的故事也多出現在與游民生活有關的話本之中。 最著名的就是《警世
通言》中的《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前面說過宋太祖趙匡胤也并非出身甚么世家貴
胄，其父脫離宗族，入贅于他人。在江湖藝人眼中趙匡胤是與自己相差不遠的游俠，
在《趙太祖千里送京娘》描寫他“力敵萬人，氣吞四海。專好結交天下豪杰， 任俠
使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個管閑事的祖宗，撞沒頭禍的太歲。 先在汴京城打
了御勾欄，鬧了御花園，觸犯了漢末帝，逃難天涯。 ”這個流浪四方的未來天子使
用的就是一根桿棒。在故事的開篇就寫道：
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
。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正是：說時義氣凌千古，話到英風透
九霄。八百軍州真帝主，一條桿棒顯英豪。
趙匡胤就是用這條桿棒，打遍天下，匡扶正義，并建立了大宋王朝。在《飛龍全傳》
中為了適合趙匡胤的“真龍天子”的身份改為“蟠龍棒”， 為其外觀增加了龍的文
飾，這一改動雖然起了襯托作用，但沒有“桿棒”更近真實。 早期通俗小說寫桿棒
的有《楊溫攔路虎傳》。小說的主人公楊溫是楊老令公的曾孫，善使桿棒。 他浪跡
江湖，用桿棒奪回被強人劫走的妻子，也和其他綠林好漢混在一起，后來立功邊疆，
官至安遠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在“說話”人心目之中，他也屬于“若做官， 殺人
放火受招安全”強人一伙。故事中寫到趙匡胤使用桿棒技術的熟練：
只見將五條桿棒來，撇在地上。員外道：“你先來揀一條。”楊官人覷一
覷，把腳打一踢，踢在空里，卻待脫落，打一接住。員外道：“這漢為五條棒
，只有這條好，被他揀了。”
楊溫還打翻了被書中眾人認為最會使棒的山東夜叉李貴。 《喻世明言》中的《史肇
弘龍虎君臣會》據說是“京師老郎流傳”的話本， 話本寫平時偷雞摸狗的無業游民
郭威（后周開國君主）和史肇弘二人如何發跡變泰的故事。 郭威使用的兵器主要也
是桿棒，他“一棒打翻”李霸遇，受到當朝貴官符令公的知遇，一路官運亨通， 直
到登上皇位。“說話”人描寫他落魄時情景：
朝登紫陌，一條桿棒作朋儔；暮宿郵亭，壁上孤燈為伴侶。
桿棒長達五尺，立著正好齊眉，又稱“齊眉棍”，嚴格說來， 它是長兵器中的短兵
器；短兵器中的長兵器。如果步戰，它可以橫掃眾人，頗具優勢， 多為綠林中的首
領所用（《西游記》美猴王所用“金箍棒”也是桿棒的變種， 它是眾猴的首領）。
而樸刀是可長可短的兵器， 它與桿棒配合在一起成為綠林作“生意”兩件必不可少
的工具。如果說樸刀是江湖好漢誰都可以使用的話， 而桿棒則多為江湖游民團伙中
的領袖人物所用。 從上面的例子《醉翁談錄》中“桿棒”類故事存目也可以看出這
一點。 如“花和尚”“武行者”，這兩個故事為《水滸傳》所采錄，他們都是梁山
最重要的領袖人物。“飛龍記”是寫趙匡胤如何靠一根桿棒蕩平天下， 建立宋王朝
的故事。“攔路虎”，即《楊溫攔路虎傳》。“徐京落草”前面已述。“五郎為僧”
即楊家將兵敗后，五郎在五臺山出家為僧。 在江湖藝人眼中僧道是與自己身份很接
近的群體。另外，宋代“說話”，在說及楊令公后人事多與綠林有關，如楊溫、 楊
志或曾闖蕩江湖，或曾落草為寇。“狄昭認父”，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云“本
事不詳”。我想它應與北宋出身軍漢、屢建軍功的狄青的傳說有關。 民間戲曲中流
傳著狄青征西時與單單國雙陽公主成親的故事， “狄昭”就是狄青遺在雙陽國的兒
子。“桿棒”正是狄昭浪跡江湖尋父時所持的兵器，它也比較適合狄昭的身份。 其
它如“梅大郎”“斗刀樓”“高撥釘”等情節尚不能推測。
總之，“桿棒”類的故事一般要比“樸刀”的故事復雜一些， “樸刀”類大多
敘述流浪江湖的游民或綠林豪杰的故事，而且以描寫其“不法”行為為主；“桿棒”
類所說的故事既有描寫游民闖蕩江湖尋求出路的， 也有敘述落魄人物東山再起經歷
的。持桿棒者大多有些來歷或身份，大可至“真龍天子”，小也是功臣之后， 至少
也得是個綠林好漢中的頭頭。他們的故事大多以發跡變泰而告終。 可是在一般老百
姓眼中，“樸刀桿棒”還是“強賊盜匪”的象征。我們從元雜劇《爭報恩三虎下山》
可以看出這一點。該劇寫梁山好漢關勝、徐寧、 花榮三人下山得到濟州通判趙士謙
的夫人李千嬌的救助和三人報恩的故事。當士謙的二夫人王臘梅誣徐寧是“賊”時，
李千嬌多方面為他辯護。她對臘梅說：“你道他是賊呵！ ”并唱道：“他頭頂又不
又不戴著紅茜巾、白氈帽，他手里又不會拿著粗檀棍、長樸刀， 他身上又不穿著這
香綿衲襖。”（見臧晉叔《元曲選》第一冊）“粗檀棍”也就是“桿棒”。 看來在
當時輿論認為只有強盜才使用“樸刀桿棒”。因此， “說話”和雜劇（見《太和正
音譜》）中都有“樸刀桿棒”的科目。
樸刀桿棒在北宋和南宋初年時的“說話”中雖被歸為一類， 但是“說話人”最
終意識到兩者還是有所差別的。到了南宋晚期， 在羅燁的《醉翁談錄》中就被分為
兩種了。但是故事的名目常常相混，留下曾為一類時的痕跡。
3，“發跡變泰”的故事：
A，“發跡變泰”的社會背景
如果說“樸刀桿棒”的“說話”是以演說游民生活為內容為主的話， 那么“發
跡變泰”則反映了游民的心態與向往。
“發跡變泰”，其義非常簡單，就是現今普遍流行于口頭的“發了”， 也就是
說由社會底層突然躍居社會高層；由一貧如洗暴發為富可敵國； 由處處倒霉突變為
萬事亨通。總之是從一無所有轉變為無所不有，從萬人之下，變成萬人之上。 這種
向往不僅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游民有， 也是不滿足于現狀的人們（用負面語言說也就
是“不逞之徒”）的共同愿望。就人的本質上來說它也是人們的共同向往， 可惜對
絕大多數人來說只能是鏡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的。 于是他們就想聽一聽或
看一看別人的發跡變泰的故事以求得慰藉或發泄。
前面說過中國秦朝以后社會等級與經濟上的階級雖還存在，并且其間界限森嚴，
不容混淆，但是決非一成不變。 而且唐朝中期以后經濟上的階級分化與社會等級上
的垂直流動日漸迅速。這種情況我在本書第三章中曾加以論述，這里不重復。 五代
十國期間游民或兵痞的發跡變泰和出身低微的宋朝太祖趙匡胤的皇袍加身給人們留
下深刻的印象。再加上北宋的滅亡和南宋的建立， 一些人從社會的頂端跌了下來，
一些人由社會底層升了上去，發跡變泰成了司空見慣的現象。 特別是兩宋小規模的
兵變、 民變以及游民結社反抗和綠林山寨擾亂社會秩序與地方治安的情況特別多，
據何竹淇《兩宋農民戰爭史料匯編》記載僅北宋就有三百余起， 其中用“撫”的辦
法解決的有數十起，而且在北宋中葉以后，隨著宋王朝的衰落， 統治者更多地采取
了“撫”的策略。總的來說，宋代三百多年的歷史中， 統治者對待的大規模的騷亂
的態度是以“撫”為主，以“剿”為輔。所謂“撫”也就是《水滸傳》經常提到的：
“招安”。招了“安”，大小首領皆有官做。紹興六年（1136 ）福州一帶自號“滾
海蝦”的海盜鄭廣，縱橫海上，“云合亡命，無不以一當百，官軍莫能制”， 朝廷
沒有鎮壓良策，于是，下詔招安，封鄭廣為“保義郎”。 當鄭廣拜謁上官時眾官不
肯理他，他憤憤不平，寫下一首詩”云：“鄭廣有詩上眾官，文武看來都一般。 眾
官做官卻做賊，鄭廣做賊卻做官。 ”（南宋岳珂《埕史》）從“罪在不赦”的罪犯
陡然升為管轄一方的官員，這種變化有多大，簡直是天差地別， 這不是發跡變泰是
什么？這類的事例，當時很多，乃至形成民諺，廣泛流傳。
建炎后俚語，有見當時之事者。如“仕途捷徑無過賊，上將奇謀只是招”。又
云“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著行在賣酒醋”。
（莊綽《雞肋編》卷中）
這種事件極多的北宋末、 南宋初也正是江湖藝人的活躍和通俗文藝創作的興盛
時期，這些必然會在江湖藝人的頭腦里會留下更深的印象，目睹了世事滄桑， 人海
浮沉，“說話”才出現了“發跡變泰”這一門類。它最早見于《都城紀勝》， 此書
在記載了臨安瓦子里“說話”品類時談到“小說”“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
皆是樸刀、桿棒及發跡變泰之事”。《夢粱錄·小說講經史》中也提到小說公案類，
包括“樸刀桿棒，發跡變泰”。 這類作品與其它題材的作品一樣是現實生活在作者
頭腦中的反映。
B，通俗文藝作品中的“發跡變泰”
作為游民的江湖藝人特別向往改變自己的處境，夢想一步登天，發跡變泰。 他
們在編演這類通俗文藝作品時寄托了發跡變泰的向往，并把它表達得淋漓盡致。 《
史弘肇龍虎君臣會》話本寫游民史弘肇、郭威的發跡變泰處處流露出羨慕之情。 “
這未發跡的好漢姓甚名誰，怎地發跡變泰”？“史弘肇是個發跡變泰的人”， “指
望投拜符令公，發跡變泰”，“則是史弘肇合當出來， 發跡變泰”“史弘肇自此直
發跡，做到單、滑、宋、汴四鎮令公。富貴榮華，不可盡述”。 讀者從這些敘述中
可以感到“發跡變泰”本身也是江湖藝人的愿望。
大約最早的“發跡變泰”的“講史”便是《新編五代史平話》了。 本書第三章
講到五代十國的最高統治者與文臣武將許多出身于游民或是兵痞。 《五代史平話》
中在述及他們的“出身”時要比正史詳盡多了，特別是在表現其無賴的一面時， 正
史多據官方記載和文獻所修，多有所諱。而《平話》由藝人代代口耳相傳， 其中雖
然不免有以訛傳訛之處，有些還是民間傳說， 反映了江湖藝人對重要歷史人物和重
大歷史事件的理解，但總的說來擺脫了“為尊者諱”的記載也許更真實一些。 《漢
史平話》中寫劉知遠家世貧困，父親早喪，隨母改嫁到慕容家， 因為其流氓習氣，
也不見容。后入贅于李家，受到妻舅的侮辱與排擠， 在戰亂之中只有當兵才有“發
跡”（《漢史平話》已經用“發跡”這個詞）的可能。劉知遠終于走上這條路， 最
后登上皇位。這個故事流傳極廣，劉知遠的幸運、 劉妻李三娘對丈夫的忠貞以及她
為此所付出的極其悲慘的代價、世態涼薄都特別能打動聽眾或觀眾。 在說唱藝術中
有《劉知遠諸宮調》（現有殘本，據考證是十二世紀的金刻本）， 其中很細致地描
寫了在貧困與痛苦之中的李三娘看到劉知遠初步發跡變泰的標志——“九州安撫使
金印”時的行動和心態：
《黃鐘宮》《出隊子》三娘變得嗔容惡，罵薄情聽道破。你咱實話沒些個，
且得相逢知細瑣，發跡高官非小可。
《尾》金印奴家緊藏著，休疑怪不與伊呵，又怕是脫空謾唬我。
這種女人對于富貴的態度不論在今人眼中，還是在古代士大夫眼中都是不美的。 而
作為江湖藝人——也就是游民知識分子，他們就是這樣理解生活的， 沒有人對此加
以指責。元雜劇作者劉唐卿有《李三娘麻地捧印》（已佚）， 從劇名來看可能更強
化了這個令人作嘔的情節。 而幾經文人修改和刊刻的南戲《白兔記》便刪去了這個
情節，只是突出了三娘譴責劉知遠的再娶，忘了苦難中的前妻。 從這個細節可見江
湖藝人與文人作者價值取向的差別。
登上皇帝寶座在封建社會中是最大的發跡變泰， 特別是由出身于最底層游民一
躍而成為封建社會金字塔尖上人物，其中要經過多少艱苦的奮斗、 有過多少傳奇般
的機遇，當事者要運用多少陰謀詭詐之術和使用過多少背信棄義、 殘忍不仁的手段
才能實現！這些都是富于刺激性的通俗小說的題材。 《新編五代史平話》所寫五個
皇帝中有四個是游民出身，包括后梁的朱溫、后晉的石敬瑭、后漢的劉知遠、 后周
的郭威。這樣寫雖然不是毫無根據， 但是《平話》中有意著重刻劃他們未發跡變泰
時所經歷的艱苦和與游民一樣沒家沒業的流浪生活，并突出他們與常人的不同之處，
渲染他們的冒險生涯，艷羨他們的“潑天的富貴”。 從這些《平話》對情節的選擇
可見江湖藝人們的歷史觀。如朱溫的故事則寫他早年喪父， 與二兄到劉崇家傭工，
劉崇對他很好，叫他與其子劉文政一起去讀書，朱溫卻拉著文政飲酒賭博、 弄槍使
棒，干一些非法的勾當，最后落草造反，二人結成死黨， 朱還數次冒生命險去營救
因命案入獄的劉文政。《平話》中著意刻劃了朱溫的雄武、詭詐和講義氣。 正史中
的石敬瑭是個出身于少數民族的兵痞，而《平話》中卻為他增添了一段流浪生活史。
說他十歲在獵雁時與其兄爭斗，打落哥哥的兩顆門牙，不敢回家， “浪蕩走出外州
去。得個婁忒沒家收拾去做小廝，教敬瑭去牧羊”。他在牧羊時， 把羊排作兩陣，
指揮斗羊，并且敢與狼斗，“手搏生狼”。石為人沉默寡言，城府很深，善于裝病，
在關鍵時刻又勇于決斷，心狠手辣。郭威在正史中多褒語，很少寫其劣跡。《平話》
也把它作為游民的發跡變泰者去寫。言其年幼喪父， 與母親一起寄居在舅舅家里。
七八歲時為舅舅放牛，就敢于用大柴棒從虎口中奪牛， 十一歲時就以竹彈弓誤殺鄰
人小孩顧驢兒，因此，被官府在臉上刺個雀兒，自此便有了“郭雀兒”的綽號。 《
平話》中突出他殘忍好殺的一面，十五六歲時因為買劍殺人，從軍后因被他人冒功，
借酒澆愁，喝完酒不付賬反而殺死了店主酒保等，是一派流氓惡霸作風。 《史肇弘
龍虎君臣會》寫郭威非但蠻橫不講理，而且偷雞摸狗。這些惡德， 在江湖藝人們似
乎不是什么大問題（這與論人極苛的宋代士大夫是根本不同的。 魯迅就曾舉例說《
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寫偷人參果是唐僧指使的， 到了文人寫的《西游記》中就開脫
了唐僧，完全是三個徒弟所為。因為高僧是不能有污點的），他們是注重實際功利，
忽視道德是非的評價，總之，他們是蔑視和根本不遵守現行的社會規范的。 這三位
自游民而為皇帝，再加上劉知遠和吳越國主錢 （見《臨安里錢婆留發跡》）乃至
宋代開國君主趙匡胤（說到趙時藝人們有所忌諱）。 這些從社會底層崛起的游民，
因為行為全無規范，敢于向社會強行索取， 沒有任何顧忌與心理障礙這樣才能獲得
成功，從而發跡變泰。
在敘述這些故事時幾乎都有一個固定的模式：這些上天屬意的貴人， 即使在窮
困潦倒之時，也會得到“天”在冥冥之中的呵護。他們遇到災難就會逢兇化吉， 有
超自然的力量相助；他們睡覺休息時，不是有蛇穿七竅，就是有紅光罩體。 此時往
往就會被有德之人識破， 如果此人是老者就要把女兒嫁給他以改換門庭（如劉知遠
就是被李三娘之父發現的；郭威是被柴仁翁發現的——《平話》的說法）； 如果此
人是位女子， 那便非嫁他不可（如《史弘肇龍虎君臣會》姓閻的妓女發現未來的高
官史弘肇；從宮中被遣散的柴貴人發現郭威等）。在士大夫或今人看來是極庸俗的，
可是在江湖藝人眼中這就是慧眼識英雄。 而且為常人所不能理解《史肇弘龍虎君臣
會》中寫從后唐宮中遣出的掌印的柴夫人，十分富有， 卻要嫁賣狗肉的“郭大郎”
（郭威），并派媒人王婆去說。王婆勸阻道：“夫人偌大個貴人， 怕沒好親得說，
如何要嫁這般人？”這連郭威本人都不相信，當王婆向他認真去說媒時， 郭“心中
大怒，用手打王婆一個漏風掌”，把王婆打倒在地。他認為“兀誰調發你來廝取笑”
！只有柴夫人自己堅信：
自看見他是個發跡變泰的貴人！
所以非他不嫁，當然最后都是不負期待者所望。 這種模式不僅在宋元通俗文學作品
中如此，它一直影響到后來的各種類型的通俗文藝。 后世通俗文藝作品中千篇一律
的“大團圓”格局，就來源于此。后世的“才子佳人”，“洞房花燭”， 中狀元、
作高官的模式就是“發跡變泰”故事的變種。
發跡變泰不僅是作皇帝，當高官也可以。 史弘肇（五代時人——史弘肇龍虎君
臣會》）、趙旭（北宋時人——《趙伯升茶肆遇仁宗》）、 鄭信（北宋熙寧間人—
—《鄭使節立功神臂弓》）、范希周（南宋時人——見《馮玉梅團圓》）、 楊溫（
南宋時人——《楊溫攔路虎傳》）。這些故事中的主角除了趙旭外都是游民， 他們
或曾闖蕩江湖，或曾參與造反，都不是宗法社會中的循規蹈矩之人。 他們毫無例外
地通過各種途徑或手段成為高官。
從早期通俗文藝作品來看， 其中敘述的發跡變泰的故事都是描寫主人公作皇帝
或做官的、也就是說通過掌握政治權力來改變自己的地位與處境。 從這一點上來說
作者——江湖藝人或書會才人都是“官本位”的信奉者，。 他們認為只有掌握了權
力才是發跡變泰的根本，有了權就有了一切（當然，現實生活也就如此）。 至于通
過發財致富來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的故事還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之內（而明代通俗
小說就有了這個主題）。這一方面是生活沒有為作者提供這類素材， 另外也與他們
的思想意識的局限有關。游民本是一無所有的， 社會動亂才為他們提供發跡變泰的
機會，他們憑著一刀一槍改變自己的現實處境。 中國自唐末以后哪一次大動亂沒有
形成大規模的劇烈社會垂直流動？ 在這樣的垂直流動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原來位在社
會頂層的皇室與原來處于社會底層的游民。這也是最引人注目的， 并且是極富戲劇
性的，而且作為游民的江湖藝人對這類題材有親切感，容易引起共鳴與創作的沖動。
至于平常時期一點一滴的財富積累，最后積沙成塔，成為富甲一方財主， 這很少有
戲劇性（除了象傳說中的沈萬三發現了“聚寶盆”）， 很難成為通俗文藝的題材，
何況這種資本積累在宋元時期還沒有普遍出現呢。
C，“發跡變泰”故事的社會影響
“發跡變泰”類的通俗文藝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更表現出游民政治向往的。
其中滲透了游民對于當時政治現實的理解， 他們認為出現了社會動亂就有了機遇，
抓住機遇就可能徹底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僅在“說話”中這樣講， 在戲曲中這
樣演，用這種思想意識去影響聽眾與觀眾（以致連近世的阿Q都懂得借“革命”之機
發跡變泰；胡傳魁也知道“亂世英雄起四方”之必然）， 有時甚至把它變成現實生
活，自己真的這樣去做。明代初年的陶宗儀在《輟耕錄》第二十七卷“胡仲彬聚眾”
條記載：
胡仲彬乃杭城勾闌中演說野史者，其妹亦能之。時登省官之門，因得夤緣
注授巡檢。至正十四年七月，招募游食無籍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
殺紅巾”，八字為號，將遂作亂。為乃叔首告，搜其書名簿得三冊，才以一冊
到官，余火之，亦誅三百六十余人也。
這是一位善于尋找機會發跡變泰的江湖藝人，看來還是江湖世家， 因為不僅他會“
演說野史”，其妹也是個行家。他熟知古往今來黑暗的政治操作， 已經通過關系做
了“巡檢”的小官，當然，這離通俗文藝作品經常寫到的發跡變泰還很遙遠， 不能
滿足他的欲求。當時正處于紅巾大起義之中， 他便以“護國”和鎮壓“紅巾”為旗
幟，聚集力量，待機而起，想在亂哄哄的武力政治角逐中分得一杯羹， 從而改變自
己的地位。胡仲彬沒有想到會被自己的叔父告發，戲未開場就結了尾。 那些想借著
這個機會跟著胡仲彬一起發跡變泰的三百六十余個“游食無籍之徒”， 只是為了這
一點點夢想而丟了腦袋。
表現游民生活與理想的通俗文藝作品的大量產生除了現實生活與作者思想意識
上的原因之外，聽眾與觀眾的喜好更是決定性的因素。 前面說過通俗文藝本質上是
市場文藝，它受到市場的約束與規范， 也就是說聽眾或觀眾手中的貨幣決定著它的
興衰。 “樸刀桿棒”和“發跡變泰”的這類以反映游民生活和夢想為主的故事之所
以繁榮到可以成為獨立的品種關鍵在于有許多對此極感興趣的聽眾。
在城市瓦子勾欄中藝人面對的是平民百姓， 其中不少是游民和接近游民的市井
細民。如傭工、店員、小商小販、手工業者以及游手好閑之徒。兩宋京城汴京、 臨
安之中還有一群特殊的聽眾——軍人。 前面講過兩宋禁軍——俗稱八十萬禁軍——
多是游民無賴所組成，他們大多駐扎在首都以拱衛京師， 無事時便容易聚眾鬧事。
因此統兵者怕他們無事生非，便有意地利用聽書看戲以耗散其多余的精力。 京都藝
人也懂得這一點，把他們當做重要的服務對象。 《東京夢華錄·諸色雜賣》記載“
或軍營放停樂人，動鼓樂于空閑，就坊巷引小兒婦女觀看”。 可見軍營之中也常常
聚集藝人演出， 并且還招引在附近坊巷居住的小兒婦女（可能大部分是禁軍家屬）
一同觀看。這是北宋的情況。到了南宋《夢粱錄·瓦舍》云：
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杭城紹興間駐
蹕于此，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為軍
卒暇日娛戲之地。
“楊和王”指楊沂中（存中），代州人，故所統率的士兵多是“西北人”。 南宋初
紹興間楊率部勤王，駐扎在臨安，他怕士兵背井離鄉閑暇生事，因此建立瓦舍， 召
集藝人，以娛悅士卒，發泄他們個過剩的精力。由此可知， 平時這些士兵必然也是
藝人們的重要的聽眾和觀眾。 因此“說話”與雜劇中必然要有一些迎合他們需要與
口味以及反映他們思想意識和精神需求的作品，這樣才能攏住這批聽眾和觀眾。 而 且作為生活狀況、 社會地位與這些游民聽眾十分接近的江湖藝人或書會才人對他們
的需求與口味也是不陌生的。 這些聽眾大多數對那些“哀感頑艷”的才子佳人類的
作品興趣不大， 而對那些憑著樸刀桿棒打遍天下最終發跡變泰的故事一定能激起他
們的共鳴。這些故事富于傳奇性、刺激性、 對那些流落在外而回歸渺茫的士兵們也
有撫慰作用，何況表現游民英雄的故事里也包含著他們的夢想呢！
4，“樸刀桿棒”“發跡變泰”兩類作品的意義
“樸刀桿棒”與“發跡變泰”這兩類表現游民的生活與理想的通俗文藝作品在
宋代以前是沒有的，因此可以這樣說，它們是兩宋江湖藝人創造的。 我們應該充分
肯定其原創性的意義， 而且它們逐漸演變為一種模式深刻地影響了后來通俗小說的
發展。 江湖藝人把“講史”——本來應屬于“士馬金鼓”范疇的作品——逐漸演化
為“樸刀桿棒”和“發跡變泰”類的故事（用中國戲曲專有概念來說， 就是把長靠
武打變為短打）； 把本來十分接近史書（這一點在后面講到“說唐”小說系列時還
要詳述）的通俗小說變成以寫個人英雄（這些“個人”往往是游民或游民化了的人
物）事跡的傳奇。 這些“個人英雄”往往成為一種“共名”在民間產生了巨大影響
（如程咬金、秦瓊等）。另外， 兩宋時作為“樸刀桿棒”類故事流傳以描寫宋江團
伙冒險生涯的種種通俗文藝作品，在元明之際形成了《水滸傳》。 它是集“樸刀桿
棒”故事于大成長篇小說，其中真實地反映了游民的生活與奮斗， 比較集中地表現
出游民意識和游民理想，成為游民反抗主流社會的百科全書。 與《水滸傳》差不多
同時成書的《三國志演義》，也有著濃重《水滸傳》的影子。在塑造人物形象、 表
達政治理想等方面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 可以說兩部小說在不同程度上成為游民意
識的載體，在游民生活與游民的組織化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這一點在后面還
要詳細分析。
另外， 在元代許多雜劇也繼承了宋代“說話”“樸刀桿棒”“發跡變泰”的傳
統，許多劇本也以它們為題材， 其表現游民的傾向性上甚至比早期的通俗小說還強
烈。 如《黑旋風雙獻功》《同樂院燕青博魚》《爭報恩三虎下山》《遇漂母韓信乞
食》《凍蘇秦衣錦還鄉》《張子房圮橋進履》《賢達婦龍門隱秀》等等。 這些對后
代的各類通俗文藝作品皆有 深刻和廣泛的影響。
總之，“樸刀桿棒”是游民的爭取生存、反抗社會的武器； 而“發跡變泰”是
游民們美麗的夢想。前者似乎是實現后者的手段；后者是前者奮斗的終點。 隨著人
口的激增與人平均占有土地量的減少，游民人數在不斷增長， 而中國古代社會結構
卻不能產生根本的變化。 從日漸瓦解的現存的社會秩序里涌出的大量游民決不會有
真正的出路，更不可能有輝煌的終點。 他們只能在“樸刀桿棒”與“發跡變泰”的
現實與夢想的交替之中不停地掙扎，重復著世世代代悲喜劇， 從而使全社會成員都
要在“太平犬”與“亂世人”中作出可悲的選擇。 使得古代的中國社會在一治一亂
的反復震蕩中徘徊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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