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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所討論的通俗文藝品是指江湖藝人和游民知識分子所創作、其中蘊涵著強
烈的游民意識的作品。這些作品是為廣大游民所喜愛、成為游民生活和行為的指南。
游民的組織化是由于生存和生活的需求所決定、而又是在這些具有強烈游民意識的
通俗文藝作品的影響下而進行的，可以這樣說游民的組織化過程正是對這些通俗文
藝作品的接受過程。如果沒有生存和生活的需求，游民也沒有必要組織起來，有時
小孩子也模仿《三國志演義》中桃園三結義的樣子結拜為義兄弟，那不過是游戲罷
了，既不會持久，更不可能去履行結拜的義務。游民感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與主流
社會對抗，這不僅是為了生存，也是爭取發展的唯一途徑；其次，如果沒有通俗文
藝作品的幫助，他們的組織活動可能要走很多彎路。這些文藝作品把如何組織、組
織起來要遵循什么原則都告訴了處于社會底層、極不安份的游民（這一點后面還要
細談），讓他們掌握了這“金不換”。雖然游民的最高級的組織——秘密會社的創
始人們在組織原則、特別是在組織技術上有許多發明和貢獻（如天地會），但是他
們的思想靈感還是來自通俗文藝的。
江湖藝人自認為，他們與游民的秘密組織是同處于一個空間的、即同屬于江湖
的，都是隱性社會的組成部分。組織起來的游民大多是要從事違法活動的，甚至積
極與主流社會對抗。職業違法活動者是被江湖認同的，《水滸傳》寫十字坡開黑店
的張青說，他的黑店有三種人“不可壞”，包括“云游僧道”“行院妓女”“各處
犯罪流配的人”。這也反映了江湖藝人對違法犯罪者的同情。
一二百年以來許多城鎮的碼頭都被秘密幫會所把持，江湖藝人闖碼頭、拜碼頭
少不了要和“碼頭大爺”打交道，這些“碼頭大爺”在剝削藝人的同時，也對他們
提供了保護。因此，江湖藝人們熟悉秘密幫會內幕，有的藝人就是幫會的成員（個
別秘密會社拒絕所謂“下九流”者入會，但并非普遍現象），他們自覺不自覺地把
幫會活動的內幕以通俗文藝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在前面講過，產生于明末清初的
通俗小說《隋史遺文》中就寫到了以單雄信為首綠林秘密組織。他們有秘密聯絡網，
有聯絡信使，有聯絡暗號，對于這些批點《隋史遺文》的文人感到非常奇怪。這個
情節表現出當時地下秘密組織的成熟，也反映了江湖藝人對于江湖黑道諸事的熟悉，
而且，馬上就反映到他們所創作的通俗文藝作品里。因此，筆者認為游民的組織化
幾乎是與通俗文藝同步發展的。
一，游民的激增與游民的組織化的活動
1，明代人口、流民與游民
第七章對宋代的人口的增長和游民階層的形成做了評介，在那一章還指出封建
社會里由于生產力和社會結構的限制，人口增長和耕地之間的比率有個“度”，超
過這個“度”便容易產生游民。一般說來每人平均占有土地應在四畝以上，這樣才
能保障糧食的基本供給，不至于產生大量的游民、流民。明代初年由于長期的戰亂，
人口大幅度地降低。葛劍雄的《中國人口發展史》認為洪武三年（1370）為明代人
口的谷底，此年的全國人口大約有6000萬。一些地區的人口損失尤為慘重，如華北
平原、江淮與江漢、巴蜀平原等地區都出現人煙稀少，行久無人的狀況。元代極繁
榮的大都（今北京）據洪武二年的統計人口不足五萬（包括所轄縣鎮），北平（明
代大都改名）幾乎成為一個空城。元朝人口峰值在至正初年，大約是8500萬人（據
《中國人口發展史》估計）。只二十余年人口便減少了2500余萬，耕地便有了大量
的余裕，使戰爭中產生的流民和游民又得回歸于小農。新建立的明王朝也為此提供
了許多方便，例如組織遷徙、分配土地、給予或貸于種子、耕牛等等。我在第九章
談到出身游民的朱元璋深知游民對于社會穩定的威脅，因此他在洪武初年便大規模
地用行政手段移民，把流民和游民遷移到地廣人稀的地方去，人為地制造了數量可
觀的小農，重建了小農的經濟制度。對于安定下來的農民采取了極為嚴厲的措施制
止他們的流動，可防止他們成為新的流民或游民。可是這種穩定小農的措施并沒有
執行多久，很快新的社會流動開始了。
由于自洪武起實行分封制度和為分封諸王置莊園以及皇家置皇莊的制度促進了
土地兼并的迅速發展。這些在李洵的《明代流民運動——中國被延緩的原始資本積
累過程》（收在《下學集》中）一文中有很充分的論述。至明萬歷二十八年（1600
年）人口已經發展到接近兩億（見《中國人口發展史》），此后明朝殘存的四十余
年的生命中人口還有增長，估計其人口峰值超過兩億，而土地不到八億畝，每人平
均三畝多地。糧食供給已有危機，有明一代貴族圈地運動不斷，一個高潮接著一個
高潮，再加上自然災害，大量的災民被迫流亡，流民和游民的數量急劇增加；而具
有資本主義特征、可以吸收一些與土地脫離的勞力的城市又多是江南小鎮，其容納
力極其有限。大規模的嗷嗷待哺的饑民不是走上揭竿而起的道路，就是流動于城鎮
之間成為了用各種非法和合法手段覓食的游民。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是社會大動蕩的前夕，許多人意識到這一點；于是，
未雨綢繆，為各階層的人們所關切，對游民說來則更是如此。游民的自救與應變之
道則是組織起來，特別是在南方一些人口密集的省份里（如福建、浙江等省）。游
民富于社會經驗，懂得運用各種方法擴大自己的勢力，以對付各種不虞之災。因為
一切有組織的活動特別是這些作為社會動亂隱患的游民的組織活動是為專制社會所
不容，游民的組織便以地下的、秘密的形式出現。
2，游民秘密組織的起源
A，宋代以前的游俠結社：
我在第三章談到游俠時指出，游俠雖然也是脫離主流社會的人群，但更多的還
是一種生活態度的選擇。然而，這并非說游俠過的都是十分愜意的浪漫生活，他們
的生存也是充滿了危險與艱辛的。不過游俠多有先秦武士的遺風（除了那些把游俠
生活看作游戲或炫耀自己的富貴家庭出身的子弟們），他們既然選擇了游俠這種生
活態度，也就是選擇了危險與艱辛，大多還能用“生死以之”態度來對待的。陳子
昂《感遇》詩中有“赤丸殺公吏，白刃報私仇”的名句，詩讀起來頗有點快意當前
的浪漫氣，實際上是充滿“血腥氣”的。所謂“赤丸殺公吏”是指《漢書·尹賞傳》
中所說：
長安中奸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得赤丸者
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
這些從事不法行為的人們都是抱著必死之決心的，但他們不是每有行動一定要死，
也是懂得逃避的。其逃避方法之一，是將其活動秘密化，甚至將其組織也秘密化，
因此，游俠集團的結合就是最早的秘密結社。
有的學者認為秘密的游俠集團可以追溯到先秦墨家學派所組織的“鉅子集團”，
并說：
墨家之組織非僅一學術團體，似革命機關，亦似后世秘密會黨；蓋組織甚密而
紀律甚嚴也。
（見方授楚《墨學源流》）
這一說法恐怕有些不當，因為墨家鉅子集團雖然有嚴密的組織與紀律，但是它的活
動是公開的，可以告人的。如墨子在《公輸》一章中公開對楚王說“臣之弟子禽滑
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后來的墨家“鉅子集團”
也是盡人皆知的（如其首領為誰、有何主張等等），其內部情況常常被人們所引用，
因此說其為“集團”則可，說“秘密”則有些不當。而且，墨家活動主要在戰國期
間，當時諸強分立，專制主義尚未占統治地位，各派的政治家都各自具有其公開活
動的空間，不必作繭自縛，活動于地下。何況墨家又是顯學，特別引人注目，想“
秘密”也不可能。另外，墨者“尚同”，主張社會上下要統一在一個秩序之下，不
會搞破壞秩序的活動，這是與“后世秘密會黨”的不同點
真正的秘密游俠集團當始于秦朝。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后，以官方政治秩序替代
一切其它的秩序，如社會秩序、文化秩序等等，并對偏離其政治秩序者實行嚴刑峻
法，嚴厲鎮壓。此時游俠并未銷歇，只不過由于統治的嚴酷轉入地下罷了。它與六
國遺民的復國運動聯系在一起，漢初名臣張良在參加反秦暴動之前的一些活動可能
就與地下的有組織的反秦活動有關，如黃石公密授兵書，募力士在博浪沙暗殺秦始
皇等。不過因為《史記》把前者寫得撲朔迷離，把后者寫成單純的個人行為，其真
相遂不為后人所知。這種秘密的游俠活動直到漢代尚未斷絕。
漢代的朱家、劇孟皆“家無十金之財”，可是能救人于千里之外，除了個人聲
望以外，可能與游俠秘密網絡有關。從前面所引《漢書·尹賞傳》也可以看出這些
“赤丸殺公吏”的游俠是有個秘密集團的，否則他們不會有如此細致的活動規則。
而且這些人在長安“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桴鼓不絕”，按照自己
定下的規則去辦，從中可見其組織的力量。從此以后除了社會動亂和國家分裂的時
期，游俠雖然許多是招搖過市、以自我表現為榮的；而游俠集團因為自外于主流社
會、則都是處于秘密狀態的。自兩漢以來當朝官府對于游俠集團都是采取打壓政策
的，因為他們在破壞著統治階級的社會正常秩序；而社會輿論（特別正統者除外）
則對于游俠多采取贊美和欣賞態度的，因為他們體現人們歷來追求的自由意志和勇
于助人的道德原則。
B，會社的起源與宋代會社的繁榮：
“社”本指土地之神，每年春秋兩祭，稱之為“社日”。后來也用以稱在社日
所舉行的賽神會。“社”也是古代鄉村基層行政地理單位，先秦有二十五家為一社
的記載。這些名稱所代表的意義都是與人群聚集相聯系的，所以顧炎武在《日知錄》
中說“后人聚徒結會謂之社”。當“社神”“社日”等詞義不常應用的時候，其表
示人群聚合的意義逐漸突顯了出來。
與“社”不同，“會”的意義相對較為單純，它是指人們的聚集、會合。用“
會”來稱呼一種團體，至遲在北魏已經產生。道宣所著《續高僧傳》中就有“義會”
一詞的出現，用以稱宗教團體（轉引自陳寶良的《中國的社與會》）。后來“會”
與“社”并稱，而且兩者或單用、或連用以指人們在志趣相同或利益一致基礎上的
自覺結合。人群自覺地結合有賴于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民間結社的事實出現于魏
晉南北朝時期不是偶然的。
民間結社是在晉代產生，這時也正是人們自我意識覺醒的時代。那些敢于反對
禮教虛偽性的魏晉名士也是民間結社的先行者。如阮籍、嵇康、向秀等結成的“竹
林七賢”可以看作民間結社的濫觴、雖然它還沒有用“社”或者“會”來命名自己
組織，也沒有明確的組織規則，但它確是人們以志趣相結合的群體。東晉慧遠、謝
靈運等人所辦的“白蓮社”，則是已經用“社”來命名這種民間組織了。宋代民間
結社普遍出現，因此，記載當時民風習俗的《夢梁錄》卷十九專為《社會》獨立列
了一條：
文士有西湖詩社，此乃行都縉紳之士及四方流寓儒人，寄興適情賦詠，膾炙人
口，流傳四方，非其他社集可比。武士有射弓踏弩社，皆能攀弓射弩，武藝精熟。
射放嫻習，方可入此社耳。更有蹴鞠、打球、射水弩社，則非仕宦者為之，蓋一等
富室郎君，風流子弟，與閑人所習也。奉道教者有靈寶會，每月富室當供持誦經一
卷。……每遇神圣誕日，諸行市戶，俱有社會迎獻不一。如府第內官，以馬為社。
七寶行獻七寶玩具為社。又有錦體社、臺閣社、窮富賭錢社、遏云社、女童清音社
蘇家巷傀儡社、青果行獻時果社、東西馬塍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兒活行以異樣龜
魚呈獻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十閑等社。……遇東岳誕日，更有錢燔社、重囚枷
鎖社也。
周密《武林舊事·社會》中羅列更多名目的結社：
二月八日為桐川張王生辰，震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
齊云社（蹴球）、遏云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抵社（相撲）、清音社（
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略社（使棒）、雄辯社（小說）、
翠錦社（行院）、繪革社（影戲）、凈發社（梳剃）、律華社（吟叫）、云機社（
撮弄）。
《夢梁錄》所說的“社”多為切磋技藝的組織；“會”則是帶有宗教色彩的團體。
《武林舊事》所載的“社”多為營業性質團體，但是不管其內容如何，既然名稱叫
“社”就多是自愿組織起來行樂或賺錢的地方，也許兩者兼而有之。如同《水滸傳》
中端王（后來就是宋徽宗）所說：“這是‘齊云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妨？”
頗有點既在“社”中，一律平等之意。
宋代民間還有以練武為名的結社，北宋河北、 京東一帶有“弓箭社”“馬社”
和“萬馬社”等。這些地區靠近邊疆，為了防止異族入侵，這類的人們自愿結合，
組織起來習武。這種軍事性的組織又稱為“義甲”或“牛社”，在被宋末年的抗擊
金人南侵的戰爭里起了很大作用。在南宋之初因戶部尚書張愨的建議，朝廷規定諸
路、府、州、軍什伍其民，并教之戰，使其自保疆界。各社均以“忠義”“強社”
“巡社”為名。政府提倡的“社”，自然會對參加者有許多優惠，如免除參加的賦
稅和差役，為這些社團出一部分資金幫助他們購買器械與馬匹等等。這些軍事性的
社團組織編制有序，并可得到及時的訓練，具有一定的戰斗力。這些結社對擊退金
人的南侵和維持剛剛建立的南宋朝廷的穩定起了很大作用。
上面所述的“社”都是公開的，有的甚至是主流社會所肯定和支持的，它們的
出現與繁榮對于秘密結社有一定的示范和鼓勵作用。因此在宋代出現游民的秘密結
社也是自然而然的。
宋代是貴族沒落、平民興起的時代。隨著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貴族的游俠也
在日漸消失。游俠再不是人們藉以自炫和招搖的資本，更不是可以去任意糜費與揮
霍銷金鍋（此時的“銷金鍋”在秦樓楚館，讀者只要讀一讀當時的詞，便可以了解
這種情況）。有錢的可以在城市的世俗生活去盡情享樂；追求榮譽的可以在科舉考
試中一逞自己的才華，可干的事很多，只是別再象唐·吉珂德一樣去抱打不平了。
主流社會不再需要人們在刀光劍影中去展示和實現自己的價值，人們甚至有些鄙視
武夫，文人士大夫偶然“尚”一下“武”，也被看作游戲行為。我們從蘇軾那一首
《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社會輿論也不象魏晉南北朝和
隋唐詩人那樣去熱情地謳歌與贊頌游俠了，整個社會彌漫著一派柔靡之風。輿論的
變化，引導人們重新選擇生活。不幸的人們企盼的社會良心到那里尋找呢？看來這
個責任只有下層社會或主流社會以外的人們去承擔了（這些人的出現往往是“提著
樸刀”或“綰著桿棒”的）。這也正是那些“樸刀桿棒”“發跡變泰”類通俗故事
產生的社會基礎。不幸的人們期待平民、甚至是游民作為游俠出現，因為老百姓得
不到那些來自上層社會的貴族游俠的救助，自然便把他們的希望轉向下層社會。正
象《水滸傳》所說的：
只為衣冠無義俠， 遂令草澤見奇雄。
這些“奇雄”的最好去處是“草澤”綠林，當然那里有他們。無奈他們更感興趣的
不是“替天行道”，而是“殺人放火受招安”。更有生活于城鎮中的一些游民，他
們從主流社會那里學會了一種人與人新的結合形式，這就是結社。當然，這些秘密
結社出現以后不會象喁喁望救的人們期待的那樣，為世間鏟除不平，使不幸的人們
擺脫苦難。反而更多的是給人們造成新的苦難，因為游民更關心的還是自己生活的
改善，而不是解救與他不相干的人。從北宋開始，一些以反社會為目的秘密結社多
了起來，如宋仁宗期間在河北、河東一帶就有了這類組織，鄭克的《折獄龜鑒》中
記載：
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死斗，數
年為鄉人患，莫敢發之。
北宋中期，歷城、章丘一帶的盜賊“聚黨村落間”，號稱“霸王社”，到處搶劫財
富，劫囚縱火，官府不能治。宋徽宗間揚州一帶也有一些不逞之徒為害鄉里，自號
“亡命社”，地方官無可奈何。這些會社只有在其首領被處理之后，才能破壞其組
織。此外，還有由游民知識分子組成以包攬訟詞、壟斷訴訟取利、半秘密半公開的
“業觜社”。如南宋松陽的“業觜社”“從之者常數百人”，他們“專以辯捷給利
口為能”，有自己組織內的規矩，并有流行于社內黑話。這些人“粗曉文墨”，為
害一方，利用他人的不幸而牟利。因為組織者有文化，與后世的大型的秘密會社有
相似之處。但總的說來這時的秘密組織規模還是很小的，其非法活動的影響的范圍
也僅僅是其所產生的“鄉里”，以經濟目的為主并沒有什么顯著的政治動機，這與
后世動輒跨縣連州、政治主張鮮明的游民組織是根本不同的。
二，明末游民秘密組織的成熟：
1，游民秘密組織的力量及其所受到的通俗文藝的影響
前面說過明代人口眾多，超過兩億，建國后不到一百年就出現了大規模的流民
運動，其中有不少變成游蕩于城鄉之間的游民。游民眾多，謀生便成為大問題。為
了一口飯，人們可以從事各種行當，用各種手段以滿足自己肚子的要求。職業打手
出現了，稱之為“打手”或“青手”。這個行業最初產生地少人多，農民易于變成
游民的地方，如廣州、新會、廣西等地。散文家茅坤曾談到當時的東南沿海的抗倭
軍隊中有不少是“柳州水東巖之游民，與廣州、新會之打手”（見《條上李汲泉中
丞海寇事宜》）。在江西也有大量的游民，并且贛南的徭役類別中還有“打手”和
“力士”一類。官方覺得這類人還有可利用之處，而且，作為一個類別直接編入徭
役的征發之中，這是令人驚訝的。實際上，職業打手之類決不是有力氣、會武藝便
可勝任的，它需要泯滅一切道德與良知，成為一種打人的工具，這決非老實農民能
干得了的。或者他們本是游民，或者他們在長期的“打人”生涯中變成了不為傳統
的道德觀念所束縛的游民。這些人被征發之后，往往就會“千百為群，恃羽檄文移，
公行剽掠，所過無不殘滅”（轉引自陳寶良《中國的社與會》）。使用這些游民，
不過是把他們的集團從秘密狀態轉到公開狀態罷了。
蘇州、松江二府自宋代以來被認為是人文會萃的地方，在明中葉以后不僅有了
打手，而且成立了自己的秘密組織——“打行”。清初褚人獲在《堅瓠集》把“打
行”分為上、中、下三等。上等的“打行”，“即秀才貴介”亦參與其中；中等的
“打行”多為“行業身家之子弟”；下等的“打行”“則游手負擔里巷無賴耳”。
看來連富貴人家的無賴子弟也竄入其中，“打行”也作為一種特定的行業能夠世代
相傳了（所謂行業身家子弟）。他們所干的就是：
人家有斗毆，或訟事對簿，欲用以為衛，則先謁頭目，頃之齋集。后以銀錢付
頭目散之，而頭目另有謝儀。散銀錢復有扣頭，如牙儈然，故曰“行”也。
（《堅瓠九集》）
既然稱作為“行”，除了規矩以外，還要有“技術”。據陳寶良《中國流氓史》記
載：打行人中有其獨特的打法，只在內部傳授，秘不示人。他們打人，或胸、或肋、
或下腹、或要背，可以做到定期讓被打者死亡，或者被打以后三個月死，或者五個
曰死，或十月、一年死，一般不會出現差錯。從這些記載可以想見其“技藝”之高
超。嘉靖三十八年（1559），翁大立任應天巡撫在三吳地區，嚴禁“打行”。偵緝
諸惡，置諸監獄，嚴懲渠魁。為此打手歃血誓盟，用白頭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
夜攻吳縣、長洲、蘇州衛的監牢，在七十幾個在押犯的配合下，打破牢房，火燒衙
門，劫囚自隨，逃入太湖。在這場變亂中連應天巡撫翁大立都差一點喪命。這場較
量反映了游民秘密結社組織的已經日趨完善，并且具有一定的攻擊力量。
還有一些由所謂的“礦徒”或“鹽徒”組成的團夥也極富于冒險精神和戰斗力
，并且十分好斗。“礦徒”也就是的礦工，這里特指活躍在南陽、鄧州等地游民組
成的“千百為群”在其首領“角腦”的帶領下“專以鑿山為業，殺人為生”的礦工，
他們又號“毛葫蘆”（《豫志》）。“鹽徒”指私鹽販子，歷代鹽鐵多為國家專賣，
不許私人染指。敢販私鹽者大多為刁頑非常的游民，而且以有武裝者組成團夥者為
多，其頭領稱作“鹽梟”。這兩種人隨時可以為各種政治力量充當雇傭兵，作政治
“打手”，沒有什么原則性，但是他們的力量是不可忽視的。
我們從明代游民的結社中就可以看出通俗文藝作品對他們的影響。 游民不僅
因為文化程度低愿意以通俗文藝作品為消遣，而且在這些具有游民意識的小說或戲
曲中適合他們的口味。這些我們在南京一些無賴游民在結成團夥時所用的名目也可
以看出一二。他們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等名稱。這是在
模仿有關晚唐五代李克用的戲曲與話本小說。因為李克用在這些通俗故事中被說成
有十三個義子，號稱“十三太保”。其中最勇敢的是第“十三太保”李存孝，后來
被讒言害死，受到五馬分尸的極刑。關于李存孝的故事在元代也是熱門，大戲曲家
關漢卿寫了《哭存孝》、還有無名氏的《存孝打虎》。關劇中寫李存孝自報家門時
說：“某本姓安名思敬……有阿媽李克用見某有有打虎之力，招安做作義兒家將，
封我做十三太保飛虎將軍李存孝。”根據這個“李存孝”的自白，可知他除了勇敢
和是個英雄之外，其出身也近于潑皮無賴，為游民所歡迎，所以才用他以命名自己
的組織。直至今日海外如臺灣、香港地方的人們仍然稱不走正路的男孩為“太保”、
女孩子為“太妹”，可見其影響之深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是為人們
所熟知的，它是從《水滸傳》和有關水泊梁山的故事里來的，數字表明了這些組織
的規模。幫會的頭頭們還象《水滸傳》的許多英雄好漢那樣根據所使用的器械為自
己取了綽號。既用以炫耀、又作為自己的代號通行于江湖之間。
明朝末年在蘇州有些游民秘密組織徑稱為“天罡黨”，這個幫會與《水滸傳》
中英雄好漢的行為比較起來相去何天壤？他們以“凌轢小民”為務，即使被治之以
法，他們也會把臟栽到無辜的良民百姓身上。使善良的百姓無不畏之如虎。
這些事情表明游民的有組織力量在不斷壯大，并且在醞釀著更大規模游民組織
的出現。
2，被誤認為是清代天地會源頭的明代游民組織
在論述清代組織規模最大、歷時最為長久的游民秘密組織——天地會之前還需
說一下，被一些研究者誤認為是天地會源頭的明末的一些游民組織。這就是萬歷十
年（1582）被破獲的、以汪元洪和尚為首領的“票黨”。這是一個不大的事件，它
只是通過潘季馴的《奏疏》被記載下來的。
從這個案件可知在明萬歷初年南北兩京及其附近地區活動著由異姓兄弟結拜組
成的票黨。他們是以游方僧人為主，票黨組織嚴密，分為南北兩票。南票活動在南
京，兄弟五人，包括汪元洪、雪峰、貞成、蔡元溪、元明等五名異姓兄弟，以“金、
木、水、火、土”為號；北票活動在北京，包括黃思、黃仁、黃義、顧實、貞靜等
異姓兄弟五人，以“仁義禮智信”為號。南北相約，于萬歷十年四月初一日北票兄
弟于北京在天寧寺，南票兄弟在南京報恩寺同時起事。票黨主要通過散發票符的方
式發展黨徒，組織力量和進行聯絡。并將票符散發給一般平民，作為接受他們保護
的憑證。票黨活動的目標遠大、以奪取明朝政權為目的，他們先取鎮江，以據要害
之地，次取傍郡庫藏，以備軍餉之需，壯大武裝力量，進而奪取全國政權。1948年
目錄學家王重民在《天地會始于明季說》中首先提出票黨是天地會的先驅。王氏提
出洪門（即天地會）之創立，即為了紀念票黨的創始人汪元洪，不過到了清代改為
“朱洪英”或“朱洪竹”。又說汪元洪弟兄十人，均有作五祖的資格；洪門中也有
五祖，甚至也用“仁義禮智信”為號。不過這些證據太薄弱，經不起推敲。如票黨
的“五票”和洪門的“五房”都是按照《水滸傳》《三國志演義》之類的通俗小說
中的封某某為“五虎上將”的情節創造的，從中可見通俗文藝作品對下層民眾影響
之強烈。至于只根據汪元洪有“洪”字就把“票黨”與“洪門”扯在一起，這是缺
少說服力的。
另外，陳寶良在《中國的社與會》中提出“天地會”始于明萬歷七年。因為《
明神宗實錄》萬歷七年載誅“妖犯王鐸”事。王于萬歷初創立“天地三陽會”。他
“蓋三陽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偽封蔡鎮等三十六天將，捏造妖書、違法器物
，煽惑男婦六千余人，以度劫為名，事黨。伏誅”（《明神宗實錄》卷八十三，轉
引自《中國的社與會》P100）。陳氏根據王鐸“幼為僧，后還俗”和上面所述三陽
會的活動等事（如言王初為僧，天地會創始者“萬大哥”也曾為僧；三陽教有三“
十六天將”，天地會也有“三十六天罡”；三陽會為首將領蔡鎮，天地會長房為蔡
德忠等等）斷定“天地三陽會”就是天地會。這不僅證據薄弱，多數不足為據。更
重要的是陳氏忽視了秘密會社是與秘密宗教兩者的差別。天地三陽教是秘密宗教，
作為一個教派，它是有獨特信仰、有師承傳授、有經文寶卷、相信彼岸世界的地下
宗教。三陽教是弘陽教的變種，與白蓮教有一脈相承之處。它的骨干分子有些是游
民，如游方僧人或游方道士之類，但是其基本群眾則是農民，所以它是鄉土類型的
；而幫會則是以游民為基本群眾的，它是江湖類型的，從總的傾向來看它沒有宗教
觀念的。秘密教門與秘密幫會之結沒有傳承關系，特別是秘密宗教排它觀念很強，
不可能傳給不相信自己信仰的人們。一般說來秘密宗教與通俗文藝的關系較少，這
里不再深論。不過它的確是與本書下面將要探討的游民組織秘密會社是沒有什么關
系的。
總之，明代秘密結社已經顯露出它在組織和思想上所受到的通俗文藝作品的影
響，但這還是初步的。到了清代，秘密組織天地會才完全按照通俗文藝作品的形式
規范自己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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