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及其成員在其中的地位 |
一，聚族而居自然與社會背景：
中國古代習慣于聚族而居，這種習慣源遠流長、是自上古社會就形成的傳統。以
血統為紐帶的聚族而居現象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長期社會文明的進步與經濟發展
中逐漸形成的。首先，它是由先民們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的特點和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所
決定的。
中國是個自然災害發生率特別頻繁的國家。據李約瑟博士統計，在過去的兩千一
百年的歷史中中國共有一千六百多次大水災和一千三百多次大旱災。據陳達在《人口
問題》中統計，從漢初至1936年的兩千一百四十二年間，其中水災年份有一千零三十
一年；旱災年份有一千零六十年。鄧云特（鄧拓）在《中國救荒史》一書中統計自漢
初至1936年的兩千一百四十二年間，共發生自然災害五千一百五十次，平均每四個月
左右就發生一次。而且，這些災荒大多發生在先民的聚居地區———黃河流域與長江
流域，這與這兩個流域的氣候環境十分惡劣有關。氣候是影響古代農業生產的主要因
素，據氣象學家竺可楨先生統計歐洲各地降雨量平均變動率僅為12.5%， 即使以氣候
惡劣著稱的西伯利亞，也僅是歐洲的兩倍，即25%，而黃河中下游地區竟高達35%，幾
乎是歐洲的三倍。按氣象學通例，當雨量平均變化率為 25%時農作物已經受到損害，
當變化率達到 40%則顆粒無收。長江流域也由于梅雨與臺風的影響，其變化率也很大。
如此巨大的氣候變化率，才使得水災、旱災經常發生。這種變化率極大的氣候環境使
得中國農業耕作的季節性特別強，我國農歷對于各種農業時節的記載之詳盡在世界各
國的歷書中是最為突出的。我國的農業從播種到收獲的每一個生產環節都要嚴格地按
照二十四節氣的進度迅速完成。生產活動的嚴格節令特點增加了農民的勞動強度和緊
張程度。直到現在中國農業生產中還流行著“搶耕搶種”“搶秋奪麥”“龍口奪糧”
之類的話頭，可以想見在農業技術不發達的古代社會農民的勞動緊張程度。嚴酷的自
然條件再加上生產工具的落后（西周時代的農業工具還是以石器和木制工具為主的，
青銅器還是貴族的奢侈品），個體的獨來獨往、絕對不依靠他人去從事農業生產活動
是十分困難的，很難單獨面對自然環境的挑戰。這種情況迫使人們在生產和生活的拼
搏中以群體方式為主（見《宗法中國·先秦宗法社會形態》）。群體組織首先是以血
緣群體為主，因為這是最自然的群體，不需要刻意組織、它是自然而然地集合成為群
體的。先是以母系血緣為主，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就是以父系血緣為主了。以父系血緣
為主的家族既是生產所依賴的，也是一種長幼有序的生活群體，它給人們組織更大的
群體（氏族、部落直至國家）以啟示。于是這種家族制度便為統治者所取法，成為中
國古代國家的組織原則，形成了中國數千年來家、國同構的傳統。這樣，一方面是環
境要求人們以群體活動方式去應付大自然的挑戰；另一方面統治者也有意識地把治下
的百姓分門別類按照血緣群體的親疏遠近組織起來，以便于實現有效的社會控制。因
此，認識古代社會結構與了解古代的家族組織形式就是密不可分的了。而本書所研究
的主題之一的游民就是脫離了社會正常秩序與宗法家族組織的人們。
我們過去分析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經常習慣地用“封建的宗法社會”以概括。例
如我在《中國流民》（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版）一書中這樣說：“中國自周朝以來
就是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為主的宗法社會。”在以后的論文里又說：“中國古代社會
是由垂直的等級序列構成的宗法社會。”這些說法也不是我發明的，大多是取之于歷
史學界的較為一致認可的意見。這些觀點雖然不能說是錯誤的，但至少也是表達不準
確的。因為第一，自周朝至近代長達三千年，它完全不能用“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為
主的宗法社會”來概括，因為先秦與秦以后就有極大的差別，例如以血緣關系遠近所
建立的分封制度就不存在了；宋代以前與宋代以后也有很大不同，例如宋以后、漢唐
時期的極盛的莊園經濟就大大削弱了。其二，前一種說法是用古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的
特點以修飾和限制“宗法社會”，后一種說法是用古代社會政治結構的特點修飾和限
制“宗法社會”，而“宗法”二字意在表述社會群體成員組成上的血緣聯系的，與經
濟和政治上特點沒有必然的聯系。本書重點是論述游民、游民文化與中國文化、文學
關系的。對于中國古代社會結構的考察雖然只是屬于背景研究的范疇（因為游民是被
這個社會結構所拋出的人們，所以對這個社會結構特點的了解就十分必要），但是也
要根據自己的課題的實際，對于形成游民的有關的社會結構的問題作出符合實際的分
析。
文明史前，人們按照血緣組織和惡劣的自然環境作斗爭還好理解，為什么國家政
權建立以后，統治者仍然保留、甚至提倡宗法制度呢？這與古代中國封建統治者的專
制欲望和經濟發展有關。自先秦以后中國是組織類型的社會，然而，它沒有一竿子插
到底。也就是說，這個社會沒有從朝廷一直組織到個人，朝廷派官只派到縣一級，縣
以下是民間社會。因為組織社會的成本是很高的，也就是說要花許多錢，當時的經濟
發展的程度負擔不了過高的成本。保留宗法制度就是保留了民間自發的組織，而這種
自發的組織又是與專制國家同構的，而且主流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恰恰是宗法制
度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反映。它是與專制制度水乳交融而又不要專制者付錢的，因此，
專制統治者對宗法制度情有獨鍾。這也是古代以來封建統治十分嚴密，其所付成本又
不太高、專制統治者能夠保持奢侈生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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