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北京
2-1孔德與育英
1927年，國民黨派羅家倫接管了清華。羅家倫入主清華，請來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同時，也在清華園實行黨化教育。也不知為了什么事情，維周老先生與羅家倫發生抵牾，甚而一氣之下辭職，去了東北大學任教。元化家搬出清華園，住東城報房胡同。元化寄居清華園西院六姨母家，不到一年，回到北平城里父母家中，父親這時給他買來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滸傳》，這是他第一次閱讀中國古典小說。
在北平城里，元化先后讀過兩所很不一樣的小學：孔德和育英。這兩所學校都十分有名。1920年，作家冰心參加"募捐活動"，曾有關于孔德學校的一段生動記錄：
我們又到了孔德學校，我們是第四五次的募捐集資到他們那里的，那天又是他們放假的日子。只為第二天他們開展覽會，還有少數的學員，在校里預備陳設，十幾個孩子捐的卻實在不少。當我們站著和他們談話的時候，有一個女校役，提著茶壺走過，誰也沒有注意她和對她說什么勸捐的話，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個銅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說著嘆了一口氣自己走了。我們連忙追上她恭恭敬敬地送她一個紀念章，我注目看著她半天。（《旱災紀念日募捐記事》）
從冰心的實錄里，可以想見孔德那樣一種有情有義的性格。在孔德，王元化的成績好，常得第一名；但是在育英，他卻總是讀得很糟。原因，據他自己回憶說，是兩所學校的師生關系大不一樣。在孔德，教師年輕、熱情，常常讓學生到他們的房間，有說有笑，氣氛融洽。元化跟大家在一起，就像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在一起一樣。然而父親說學法文不好，適應面小，應改讀英文，于是就到了育英。離家倒是近了，可是元化不喜歡育英。校長叫李如松，也算是美國回來的，可并沒有多少真實學問。而學校里學生與教師的關系對立極了，同學與同學也不好。有一回，王元化上學很早，看見墻上有一張表格，一時好奇心發，就大聲地念了起來。誰知教室隔壁竟沖出一位教英文的教師，常失眠，被吵醒了，惱怒極，就用一根大藤條，使勁抽打元化。元化傷心極了。這件事給他留下很久的心理陰影。在育英，學生給教師取了不少難聽的綽號。師生之間、學生之間完全沒有互助、友愛的感情可言。到晚年，王元化常常說，中國古代的書院教育好，學生與老師，常有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通過教科書和制度機械地學習。
2-2北平的日子
北平城里的日子，完全不一樣了。在一個敏感活躍的少年人眼中，一切都是新鮮的、刺激的。清華又古舊、又洋派。水木清華的園子，處處假山小溪，花木蔥蘢，就像一座幽美的大園林，一座古舊人家的書香大宅子。而位于其中的圖書館、化學館、體育館，皆是相當現代化的美式建筑。里面的學生們，多圓眼鏡、多分頭，屋子里穿單褂，出門套皮大氅。――王元化一直這樣住下去，或許，也會很自然地成為他們當中的一員。然而他卻接觸了鮮活、真實、充滿現實人生實感的北京城。軍閥混戰，元化只朦朧記得嚴師傅燒書時慌慌的眼神。他印象最深的，則是城里的風沙大，街上過往的許多年青婦女，臉上都蒙著一塊紗，灰朦朦一片。要不是大人拉著手，一陣大風刮來，不能不向后退幾步。風卷塵沙撲面，嘴里也時時有細砂在牙間沙拉沙拉作響。冬夜，睡不著覺時，戶外北風怒吼，火爐的鉛皮煙筒，紙的窗戶，都在乒乒乓乓地相碰著，人如在深夜大海中一葉破舟。然而天氣晴朗，風和日麗的時候，北京又是那邊塞的楊柳青青，空氣中洋溢著清新、生氣勃勃的氣息。冬天，在幽靜的小巷里，常常有老頭叫賣花生的悠揚聲音，"空殼兒――多給"。元化和姐妹們跑出巷子去玩耍，胡同口子那一帶，清晨賣"豆汁兒"的，下午賣切糕的，冬天賣烤白薯的，夏天叫"蘿卜賽過梨"的，熱鬧得很。再往大街跑遠一點，一天到晚有著看不夠的東西：牽駱駝的，趕大車的，各種江湖藝人的玩耍，耍猴的，耍叉的，以及"出大差"的，──一輛馬拉的大車，囚犯身上捆綁著，搖搖晃晃而來，他身后跟著一大群叫"好"的閑人，他要酒，就有路人倒一大碗遞上去；他要吃的，旁邊就有人送上吃的。......北京城就是一個五光十色的大戲臺子，印象最深的恐怕要數那馴鷹的，──"鷹是猛禽，性悍，不易馴。馴鷹人使用的辦法叫'熬鷹'：不給吃，不給喝，不給睡，用自己的眼睛盯著鷹的眼睛，鷹一閉眼睛就把它捅醒，這樣熬著，直熬到鷹馴服為止。"──有意思的是，后來在1975年，王元化寫作《韓非論稿》時，這一段少年北京的見聞，竟被他用來生動闡釋韓非的"君主馭臣之術"！
2-3"鋸碗"的
一個來自寧靜的書香清華園，身上又帶著楚蠻血性的少年，簡直覺得北京城的世界讓人目不暇接。走出大門，走出胡同，那換"取燈兒"的老頭還在，就給他一些破破爛爛，可換得一盒洋火、一張煙盒，或幾個角子，再去買一串掛拉棗兒、山里紅，掛在胸前。北京好玩的地方真多。父親常帶著他的去逛廠甸、游廟會，看琉璃廠；可以騎小毛驢，可以"砸老道"（扔錢去敲響白云觀橋洞下的銅鈴），可以在"倫池齋"（父親熟人的古書畫鋪子）去翻看書看畫。再跑得遠些，西山的夕陽晚景，長城的霜天殘垣，頤和園的長廊總連著殘荷水塘，北海的水鷗掠過船舷鉆進蘆葦叢子中去。太廟里那三五人不足以環抱的大樹，總有許多灰鶴停在上面，而濃蔭之下的幾張茶桌，奕棋的、喝茶的、讀書的，總是表現著北京古城的悠然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連到家里來修暖氣管的年青工人，說著"那年張大辮子兵進城時，雪才下得真大哩！"口氣里都透出皇城氣派。雖然，那時北京大學的疑古玄同和胡博士，正號召人們把線裝書扔到毛廁里去，然而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依然保守得可愛。前門五牌樓和東西四牌樓，改建成鋼骨水泥的了，他們卻不開心，說那原來的楠木，檀香木，比現在的值錢多了。而旗人依然見面相互拱手請安，飯館的堂倌，依然對那飯座兒說："您來了，樓上看座兒！"......王元化對兒時家門口那"鋸碗"師傅，印象十分深刻：一只摔成兩半的細瓷碗，居然能用釘子縫合，破碗重生，盛一碗清水，分毫不漏！
2-4國文老師
然而，王元化畢竟是教會學校出身。雖然可以常常去琉璃廠的倫池齋，他畢竟沒有生活在捧線裝書長聲吟哦的年代，更沒有嘗過私塾先生的板子。教國語的先生，帶著厚厚的眼鏡，平頭，聲音響亮，叫閻潤之。他教元化他們讀魯迅，還有一些翻譯文章，元化覺得別的課都機械無趣，唯閻先生的語文，讓他沉迷。魯迅的那篇《故鄉》，講閏土小時候還跟魯迅像兄弟一樣玩得開心，長大了就生分了。王元化的作文居然能理解這里頭的情感，閻先生十分驚喜，給了他很好的分數。閻先生講一篇叫《流星》的外國作品，講那里面的作者站在窗前，看著茫茫夜空，一線流星，劃破長夜，而作者已是老人。這幅圖景，也不知為什么，元化越到老來，越發記憶分明。另外一位教國文的老夫子喜韓文，一篇《祭十二郎文》，朗誦得回腸崐蕩氣。可是，元化少年時的讀書生活，恐怕還是害眼病的那一年，聽人念書最為充實愉快，收獲甚大。屠格涅夫的森林、河流、書生、才女；契訶夫的車夫、老馬、廚娘、變色龍，以及魯迅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狂人，就是這時走進王元化的文學天地。當然也念一些通俗新文藝作品，黃姨媽在屋子里，一聽見念到諸如"他媽的"這類口語，她就皺眉頭，對元化母親說："弟弟讀的什么書哩，你不能讓他讀這些不好的東西呀！"這一情景，王元化也是印象深切。后來他漸漸懂得，黃姨媽雖然沒有文化，卻是個干干凈凈的人，喜歡干干凈凈的東西，而且像中國舊時許多沒有文化的老百姓一樣，認為書本、文字是神圣的所在，是不能嬉戲、輕慢、茍且地對待的。
2-5清華與北大
清華園是靜中之動，有力量，有規矩，有功夫；而北京城是動中之靜，有文化的涵蓄，活力的沉潛，傳統的厚重。1998年，78歲高齡的王元化在臺灣故宮博物院，興致勃勃地參觀了明代陶瓷展，一邊看，一邊感慨地回憶起兒時京城初見這批器皿的感受。歲月如流，而少年北京的悠悠古風，畢竟氤氳積貯，久久存留在他的潛意識深處，成為一種文化心靈的記憶。
也許是后來生活經歷的動蕩不寧，使他遠遠脫離了故都喬木和水木清華的書香世界，而原先的那個記憶，時時召喚他回返原初起點，時時誘惑他親近那書香世家的本然，也許后來的動蕩、脫離，在他，僅僅只是非常態、偶然，可是由于命運的安排，他卻無可避免地將非常態變成了常態，將偶然變成了必然。于是，真正的生命常態，永遠地成為一種不可彌補的缺憾。所以，王元化回憶兒時生活時，有這樣一番比較：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我對清華和北大有不同的印象。我覺得清華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讀書，大家沒有那種囂張、雜亂、爭斗的事情，沒有的。清華比較洋化。像大草坪中有一棵大樹，插著一面旗子，學生們跑到那邊去。爬上去，誰奪旗誰勝利。是美國式的一種鍛煉。但那是種非常正當的競爭。還有游泳啦，棒球啦，但讀書都是很安靜的，學校里從來沒有什么事情發生的。到了圖書館，大家就很用功地在那里看書。我對大學的觀念就是在清華形成的。正是小學的時候，有一次北大校慶，邀我們去表演。我們非常當作一回事，北大是全國很有名的一所大學，要看我們的表演，我們大家很認真很仔細地排，不知道排了多久，到了那一天，我們排著隊，老師領著，一進北大，覺得破破爛爛的，是北大三院，人聲噪雜得很，跟我在清華感受到的完全不同。進了會堂，亂極了，有個主席臺。我們正坐在底下，一下子吵起來，我們都嚇得不得了，覺得這么大的人，怎么這樣的兇，打仗一樣，罵來罵去。一開始老師還叫我們不要動不要作聲，到后來越吵越厲害了，連板凳都要揀起來扔了，嚇得老師連忙掩護我們撤退。所以我對北大的印象一直不好，后來大了多少知道北大一些事，才改變了最初印象。王瑤也跟我講了，他在北大做教授，說："我認為我是清華學派不是北大學派。"
然而，這畢竟是過來人的追思紀念，后來的生活歷程，卻完全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了。......
2-6人不可以成神
北京生活還有一個經常去處，就是每周都要去附近一座小小的禮拜堂，參加英國圣公會教士開的"主日學"。圣公會的傳教士，多半是些英國老姑娘，生活簡樸，為人和善，喜與人接近。她們常常來元化家里作客、談天，有時也拉著元化，到禮拜堂去玩。元化從小與姐妹、姨母親親近慣了，于是跟這些女傳教士也相處得好。這時元化和姐姐先后得了一種很厲害的眼病，眼底出血。找了協和醫院的教授看，也沒有把握，只有躺在床上靜養，幾乎就這樣臥一年。母親急得不得了，這時女傳教士常常來家里陪母親說話，還帶來了盲文課本，教士與他們家的關系就是這樣親密。元化家里，大家吃飯前總要一起背誦公禱文。一直到初中，這種儀式才不堅持了。三姨母去世時，四姨母在她門口寫了一個大大的"愛"字，元化和所有的表姐弟們，一個個進去和她告別。三姨母對元化很好，這個大大的"愛"字，連同三姨母溫和的神情，一直留在他的記憶里。后來他回憶三姨母以及童年家庭基督教影響時，說過這樣一番話：
三姨母正是一個很能體現基督教仁愛的人。我覺得基督教家庭對我的影響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人人都是有缺點的，莎士比亞也說過類似的話，雖然他不是基督教而是異教，但他的話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他說，"上帝造人，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點，才成為人？"基督教有原罪說，每個人身上都有與生俱來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為一個神。恰恰因為如此，對人身上的缺點，可以采取一種諒解、寬恕的態度，而不是非得嫉惡如仇。其次，基督教給我們的好處，是人可以比較謙虛，不覺得人可以和神一樣，所以我年輕時對領袖沒有什么崇拜，對魯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沒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會，我到北京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許多人都懷著虔誠膜拜的神情擁過去，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情緒，只有我這樣站著，內心不免有些惶恐。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點關系，因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這段自述，對于了解王元化的思想發展、學術路徑，以及獨特的性情，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想象的是，當他帶著這樣的家世背景，投身革命，改造靈魂，會遭到多少意想不到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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