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子晚報》1999年2月
學術研究中的人文關懷
——評《隋文帝傳》
雷艷紅
進入九十年代以來，史學界逐步擺脫僵化意識形態的束縛，一批敏感的中青年學者在堅持中國文化傳統和學術精神的同時，勇于同國際接軌，以理性、開放的心態去認知歷史，對思想和人文充滿深切關懷。廈門大學歷史系韓昇教授所著《隋文帝傳》一書無疑又給史學界帶來了一陣清新空氣。從書中，人們也許會發現學問的深邃、嚴肅與眾人的理解之間并不是一條不可跨越的鴻溝。為求真而從事學術研究既可以堅持自身的思想獨立、學術自由，同時又可以為我們的社會和人民所接受。
本書的作者有著深厚的家學淵源，又曾兩渡東瀛求學，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深得中日治學之精髓；一貫秉承對史料精審嚴格，從不茍求的態度；由于早年接受的是日文教育，思想縝密中不失豪放，反而因此避免了許多陳舊觀念、條條框框的束縛；加之思維敏捷，才學過人，語言生動活潑，文風樸實無華、平易近人，使得其文章既摒棄了一般史學作品內容刻板、語言晦澀難懂的通病，同時又不像許多文學作品空穴來風、夸夸其談，因而該書的可讀性、知識性都很強。
隋文帝結束了魏晉以來的三百多年來的動蕩分裂，完成統一大業；同時，創規立制，篳路藍縷，“以立法而施及唐、宋”,影響深遠,
闕功甚偉。作者除了關注人物本身外，還把目光投向他身后的社會，從這個斷裂的社會中去感受文帝將要進行的改革的艱難險阻、驚心動魄。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后，其影響之深刻，波及面之廣泛，幾乎遍及社會的方方面面。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領土的完整，由于統治者無休止的爭權奪利，無辜的百姓被拋入無盡的苦難之中，生靈涂炭，哀鴻遍野。更可怕的是，長期的血腥仇殺使得是非準則屈從于武勇實力，倫理道德在政治權力下呻吟，世道澆漓，人心險惡，這就使得中國的重新統一舉步維艱。“重新統一，必須在刷新政治和發展社會生產的過程中，因勢利導，逐步推進。邁上這條布滿荊棘和陷阱的道路，需要意志和耐心，充滿機會和挑戰。”（第27頁）。從這個角度看，文帝是當之無愧的英雄，然而英雄也有自己的致命傷，他雖能征服世界，卻很難戰勝自己：隋文帝一生提倡勤儉節約，到晚年仍不免奢侈享受；從小信佛，少年崇佛，老來佞佛，卻自始至終都未能理解佛教的真諦；他以“孝”治國，然而其家庭內部矛盾重重，兄弟殘殺，父子反目。
作者并不隨意去揣測古人，而是盡量從生活環境、社會背景中去理解當時的人。文帝從小在佛教的環境中成長決定了他的性格，寺院的刻板生活，使他過早地失去了童稚和天真，養成深沉穩重、孤傲剛毅的性格；成人之后，因卷入權力斗爭而遭受排斥打擊，過著提腦袋上朝的日子，使得政治理想被權力所扭曲，熱血變成欲望，抱負變成野心。那個時代對他的性格行為產生了深刻影響，我們可以理解他晚年多疑好忌、殘忍、孤獨和乖張焦躁。作者認為“這些惡習已不能從個性方面加以解釋，個人的悲劇還由于社會的不幸所造成，性格上的缺陷更深層的根源乃在于精神倫理的崩潰。”（第24頁）。除文帝外，還有一批活生生的歷史人物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高熲精明務實、胸懷寬廣（他也許是作者最喜愛的人物），李德林足智多謀、個性鮮明，蘇威克盡職守卻又心胸狹隘，陳后主荒淫好色且又膽小如鼠，獨孤皇后個性堅強但又過于偏執，楊勇寬仁和厚，楊廣矯情飾行……作者憑著對歷史深切的感悟，使得歷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得以鮮明地再現。讀者讀來如親臨其境，共同感受著他們的悲與喜、愛與恨，增加了遙遠歷史的現實感。
該書自始至終都滲透著作者對政治的領悟與關注，他認為“政治的腐敗首先來自人事的腐敗，起源于用人機制的破壞。”（第295頁）。“政治家直接領導學術，則條條框框必多，御用味道濃厚。”（第362頁）。
對那些利欲熏心者的性格、心態刻劃得入木三分，并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權力失去目標而以自身的增殖為目的時，那便淪落為專制主義，這種權力是對社會利益最大的攫取，對這種權力的追求便是人們常說的權力欲或權力狂。一旦陷入這一怪圈，對權力的享受和對失去權力的恐懼，會讓權力擁有者孤獨、高傲、冷酷、虛偽、猜忌和渴求榮耀，性格變態而焦躁欲狂。”（第395頁）。
常言道“書以言志”，中國的知識人具有的安身立命傳統在《隋文帝傳》一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全書字里行間滲透著作者的自由理念、獨立人格、觀古鑒今的主張，具有深厚的人文關懷。作者對歷史的多情與尊重加重了寫作過程中的負載，使得寫作在喜悅與嘔心瀝血中進行。反過來，這種情懷又通過作者對歷史的準確把握而撞擊讀者的心靈，與讀者一起穿越時空徜徉在歷史與現實的聯系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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