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主要討論以下兩個問題：1、尋繹二戰以后中國古典文學在德國流播的歷史進程，進行學術分期并簡述各階段代表人物及學術成果；2、探討德國學者在接受中所體現的學術思想和研究特征，以及由此所引發的流播史中的若干思考。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內的德國漢學進入快速發展期，出現了格魯伯 （Wilhelm Grube,1855～1908）、福蘭閣（OttoFranke，1862－1946）、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孔拉迪（August Conrady ，1864－1925）、弗蘭茨·庫恩（Franz Kuhn）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漢學名家。但這一好的勢頭，卻因納粹發動的二戰而阻斷，漢學教學和研究全面停滯和倒退。二戰以后，德國的漢學研究就像一只東方的鳳凰，經過一番戰火的洗浴后，開始蘇醒和重建。到了七十年代末，在中德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大背景下，終于精力內充、展翅高飛。

一、二戰后漢學在德國流播的學術分期及代表人物

　　二戰后德國的漢學研究可以分為三個歷史時期：1945年二戰結束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恢復重建期；1972年中德建交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發展興盛期；九十年代德國經濟的低迷和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快車道后為轉向期或歷史回歸期。

　　1、恢復重建期（1945——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1945年4月30日，盟軍攻克柏林。戰敗后的德國一片焦土，許多漢學圖書館遭到相當大的毀壞，其中包括法蘭克福的中國研究院、萊比錫、哥廷根等大學著名的漢學圖書館。德國境內的大學漢學系只剩下漢堡大學一家還在苦苦支撐，但在戰爭中也備受摧殘。戰爭造成的最大傷害是國內的漢學家喪失殆盡：或是受納粹迫害被迫流亡國外，留在國內的在戰后又被當成與納粹合作而受到清洗，戰后東西德分裂和對立也使德國漢學研究雪上加霜，再加上12年間的老死和得不到后續補充，使德國漢學研究人員空前匱乏。1960年，德意志研究協會在《東方學狀況專題報告》中指出：“西德各大學重新開辦的幾年以來，（研究工作）一直為戰爭造成的科研後備人才短缺及大量被破壞的專業和大學圖書館所困擾”。[1]而且“這種缺乏，不僅單個的學者，而且整個領域和新的學術方法的移徙國外”[2]，直到1962年，德國漢學家的數目才與1933年前持平。研究人員的匱乏使一些漢學研究活動難以為繼，如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于1898年創辦的《東方語言學院通訊》，是“惟一具國際水準的德國研究中國專業雜誌” ，即因缺乏學術力量而停刊[3]。

　　二戰以后，德國分裂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簡稱東德和西德），兩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皆開始恢復和重建，但演進歷程卻各不相同。

　　民主德國和新中國皆于1949年立國，又同屬社會主義陣營，當時兩國學術交往相當頻繁，中國學者應聘去東德傳播漢學，北京大學也接納了許多東德留學生，如后來成為東德著名漢學家的梅薏華（Eva Mǖller）、費路（Roland? Felber）、賈騰（Klaus Kaden）、蒂洛（Thomas? Thilo）、穆海南（Reiner Mueller）、尹虹（Irmtraud Fessen-Henjes）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初，隨著中蘇進入意識形態冷戰期，中國與東德的關系也急轉直下，此時整個東德的漢學研究處于停滯狀態，一些漢學家放棄了漢學研究，如二戰以前就很著名的漢學家魏勒和韋德瑪耶。漢學著作此時也不能出版，如梅薏華在北京大學留學時曾將老舍的話劇《茶館》譯成了德文，六十年代回國后由于兩國關系緊張而不準出版，稿本也被搗成紙漿。劃分到東德的設有漢學專業的萊比錫大學東方學系，是德國漢學三大學派之一萊比錫學派的發源地，此時該系也被撤銷，改為東亞研究所，漢學資料和設備也因此喪失殆盡，直到兩德統一后的第四年1993年，才重新設立漢學系，其間漢學教學和研究中斷了三十年。據德國學者坎鵬（Thomas Kampen）的統計：從1945年兩德分治到1989年兩德統一的45年間，東德學者出版的漢學方面著作為240多冊,只相當于西德波鴻大學一個專業刊物或一個北威州的漢學出版物數量。[4]八十年代后,中國和東德關系解凍,漢學教學開始復蘇，但隨著1989年的兩德統一，東德漢學家又一次成為政治的犧牲品,他們不被西方世界信任,許多人因此找不到工作。

　　相比之下，聯邦德國境內的大學漢學系的戰后恢復起伏波動較少，起步也較快：二戰結束后第二年，慕尼黑大學恢復了漢學專業，不久又正式恢復中國文化系。緊接著哥廷根大學、柏林自由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也分別在1953、1956、1962年恢復了漢學系。60年代中期以后，西德經濟開始起飛，隨著文化教育的發展，西德又有一批大學新設立了漢學系，如波恩大學（1954）、馬堡大學（1957）、科隆大學（1960）海德堡大學（1962）、明斯特大學（1962）、維爾茨堡大學（1965）、魯爾大學（1965）、和埃爾蘭根大學（1967）等。戰后唯一保留下來的漢堡大學漢學系和最早恢復的慕尼黑大學漢學系在1953年培養出戰后第一批漢學博士，其中就有葛林（Tilemann Grimm,1922-）、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6）和德博（Günther Debon，1921－）等，他們后來都成為戰后德國漢學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領軍人物。

　　二戰后西德漢學研究的迅速恢復和重建，與福格伯（Herbert Franke）、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當時這批漢學領軍人物的號召力與出色的學術活動關系極大。福格伯是德國漢學慕尼黑學派的掌門人，他在慕尼黑大學東亞系主任任上任職多年，積極推動成立學術團體，編輯漢學雜志，開展學術活動，努力將戰后德國為數不多的漢學家力量凝聚起來。他還努力打開德國漢學界與英美漢學界交往的大門，使戰后德國漢學界擺脫了被孤立的處境，這些都為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的恢復創造了學術聲譽和做好了人才準備，也使慕尼黑大學東亞系成為戰后德國的又一個漢學研究重鎮。福格伯的涉獵面非常廣，著述豐厚，出版了24本專著，涉及宋遼金元史、中國古典文學、中國文化史、中國美術史和邊疆民族交往史諸多方面。傅吾康是德國漢學三大學派之一漢堡學派的創立者，是德國漢學界泰斗福蘭閣之子，夫人胡雋吟又是位南開大學畢業的中國女性，所以傅吾康一生與中國結下割舍不斷的情緣。他從1950年起出任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直至1977年退休，一生積極推動中德文化交流，他主張德國所有大學都應設立漢學教學和研究機構，甚至說“一個大學沒有漢學系，還叫什么大學”！傅吾康的研究重點是明清史，旁及中國近現代史，其代表作《明代史籍匯考》收集了大量中文文獻和西文資料，是西方公認的治明史重要著作。

　　在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方面，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和吉姆分別是這個時段屈指可數的蒙古族和滿族文學研究專家，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22-）則是當時德國為數不多的專門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專家之一，霍布理（Alfred Hoffmann,1922-）的宋代詩詞研究，洪德豪森（Vinzenz Hundhausen，1878–1955）的中國古典戲劇翻譯在這個時段也都較為突出。海西希主要貢獻是對蒙古文學英雄史詩如《格薩爾王》、《水晶念珠》的研究，使這個幾乎沒有學者關注的領域開始受到重視，為蒙古學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進而為創立傳統語文學研究學派奠定了基礎。他在這方面論著有：《<水晶念珠>，文學史研究》（1946）、《水晶鑒》（1961）、《蒙古人的英雄傳說、下地獄傳說和流浪漢故事》（1962）、《蒙古的民間童話》（1963）、《西藏和蒙古的文學界》（1967）、2卷本《蒙古文學史》（1972）等。吉姆（Gimm,Martin 1930–）漢名嵇穆，是著名的滿文和古典文學專家。主要論著有：《納蘭性德（1655－1685）的詞》（1965）、《段安節的<樂府雜錄>》（1966）、《唐代宮廷中民間娛樂藝術的上演節目和機構：第一卷：上演節目》（1966），編有《中國元代戲曲》（1978）。霍夫曼（Alfred Hoffmann,1922-）古典文學方面的論著有《南唐后主李煜的詞》和宋詞選《春花秋月》。這個時段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論著還有：沃爾弗拉姆·埃伯哈特《17世紀到19世紀的中國短篇小說》（1948），封·瓊·沃克的《紅樓夢》評論《一部重要的中國長篇小說》（1958），衛德明的《<天問>淺釋》等。

　　2、發展興盛期（1972年——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以后，德國的中國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轉入發展興盛期，其內在動力有二：一是德國經濟的起飛和繼之的兩德統一，另一是1972年中德建交和繼之的中國改革開放。1972年中德建交后，一些年輕的德國漢學家得以到中國深造和訪學，有的后來在中國古典詩歌研究上作出了斐然成就，如后來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的顧彬（Wolfgang Kubin，1945－）、科隆大學漢學系主任的吉姆（Gimm,Martin， 1930–），波鴻大學漢語系主任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2000）、海德堡大學漢學系首任主任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6）、繼任主任教授瓦格納·艾格特（Marion Eggert）、波恩大學教授法伊特（Veit Veronika,1944-）等。

　　一批漢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在這個時段涌現出來，其中不乏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如海德堡大學的德博（Günther Debon，1921－），慕尼黑大學的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6） 等。波恩大學的顧彬（Wolfgang Kubin，1945－）和波鴻大學的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2000）此時也開始嶄露頭角。

　　德博是德國中國古典詩學研究的開創者，也是漢堡大學漢學系戰后的第一批漢學博士（1953），曾師從海尼士和福格伯等一代名師，他的博士論文是《史記》中的晁錯、馮唐等人物傳記研究和翻譯，1968年受聘任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德博的教授資格論文《<滄浪詩話>——中國詩學研究》是德國中國詩學研究的奠基之作。鮑威爾中文名鮑吾剛，也是漢堡大學漢學系在戰后培養出的第一批漢學博士（1953），師從漢學名家福格伯和海尼士，博士論文為《張良和陳平———兩位西漢開國政治家》，主要從事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通俗小說研究。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有：《<龍圖公案>的傳統》（1973）、《中國斷案傳說中的人物形象》（1973），他和福赫伯合譯的《百寶箱：兩千年的中國短篇小說》多次再版,在西方國家廣受歡迎。顧彬致力于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中國哲學研究。1973年以獲波鴻大學漢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75年在當時的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文化大學）進修漢語，1985年起任教于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其間升為該學院主任教授。顧彬這個時段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著是《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和《空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前者是他的博士論文，嘗試是對杜牧詩文的思想和藝術價值及其源流作出自己獨到的分析[5]；后者是他在1981年完成的教授資格論文，主要討論中國古典詩歌中所流露出的中國文人對自然觀的理解和表達[6]。馬漢茂是波鴻大學漢語系主任教授，他在1968年出版的專著《李笠翁戲劇：中國十七世紀戲劇》奠定了他在德國的李漁戲劇理論研究中的學術地位，其后又在臺灣成文出版社版《李漁全集》（1970），發表有《李笠翁與<無聲戲>》等論文。

　　這個時段德國學者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代表性的論著還有：蒂洛（Thomas? Thilo）《詩人白居易早期著作中的農民觀》、《虬髯客——唐代傳奇選譯》，盧茨·比克（Lutz Bieg）《黃庭堅生平和創作》（1974），彼特·萊姆比格勒（Peter Leimbigler）《梅堯臣：文學和政治的嘗試解釋》（1974），特勞策特爾（Trauzettel, R0if,1930-）《作為通向中國民族主義第一步的宋代愛國精神》（1975）、《中國歷史中的文學領域》（1980），漢斯·林克（Link，Hans）《<金錢記>——翻譯與評述，附有關雜劇來源和文本批評的導論》（1978），帕塔克（Ptak,Roderich1955–）《鄭廷玉戲劇》（1979）、《明代戲曲和小說中鄭和下西洋的故事》（1986），雷納德·西蒙（Simon，Rainald） 《論蘇軾早期的詞》（1985）、卜松山（Karl- Heinz Pohl，1945－）《陶淵明全集》（1985）等。其中東德學者恩斯特·施瓦茨（Emst Schwarz）為其譯著《鳳凰笛調：中國古典散文》（1973）所寫的長達100頁的序言——“中國文學簡史：散文篇”，詳細介紹了中國古典散文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情況、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是德國學者中第一篇中國古典散文專論。明斯特大學翁格爾（Unger, Uirich，漢名翁格）教授《唐代詩歌形式結構中的格律》是德國漢學中唯一一部研究中國古典詩歌格律的專著。海德堡大學中文系主任瓦格納（Rudolf G．Wangner，1941－） 教授的論文《相互結合并列的駢文風格：老子和王弼》（1980）是德國漢學家中唯一從文章學角度研究道家的專論。

　　3、轉型期或歷史回歸期（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今）

　　所謂轉向是指漢學研究從中國歷史傳統文化為主的研究型漢學，又一次轉向以中國現代社會經濟、當代文學和現代漢語為主的實用型漢學，似乎是二十世紀初德國漢學教學和研究傾向的某種回歸。這種傾向實際上從八十年代后期就已露出苗頭。中德建交后，兩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不斷加強，德國的報紙、雜志、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上關于中國的報道大量增加，并出現一些專門介紹中國的雜志，如《新中國》、《中國文學雜志》、《中文教學》、《竹葉》、《龍舟》等。介紹和研究中國的書籍也明顯增多：八十年代中期德國每年出版的關于中國的新書約400種左右。但到1990年，僅烏特·石勒這一家出版社提供的《德文東亞書籍供貨目錄》中國類書籍就近2000種。進入九十年代后，中國經濟經過十多年達兩位數的增長，自身財力和國際輻射力大大增強，中國現代經濟改革和文化生態成了世界熱門話題和關注中心。這種“中國熱”更促使德國需要更多的懂漢語和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來適應這種新的變化，于是各大學紛紛設立漢學系。德國現有113所綜合性大學，其中約有近30所大學設有漢語專業或漢學系。已有的漢學系也大都對自己的專業方向重新定位，重新編排專業課程設置，轉向中國現代社會經濟、當代文學和現代漢語等實用類型教學和研究為主，如法蘭克福大學漢學系在2001年之前,漢學系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哲學、中國古代文字學、中國古代文學等。2001年初,漢學系學術研究和培養人才的方向和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研究重點轉到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現代漢語方面來。有的大學漢學系在指導學位論文時則以當代中國的社會經濟為主導，如漢堡大學漢學系學生碩士論文的80%以上均是關于中國現代經濟與社會問題。隨著專業方向的改變，課程設置上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傳統課程被稱為“漢學一類”，在此之外，又增加當代社會經濟方面的內容和現代漢語的教學和實踐，稱為“漢學二類”。

　　從事漢學研究的大學教授的結構成分和專業取向也隨著發生相應的變化，據有的學者估計：當前的德國漢學界，老一輩漢學家約有三分之一轉向近現代中國研究，中青年學者和博士生中則超過一半，這批人形成了德國漢學中所謂新一代漢學家[7]。這批新一代的漢學家有三個特征：一是明顯年輕化，且大都在中國大陸留過學，有的剛剛從中國畢業回國任教，和中國大陸院校師生還保持著頻繁的合作關系，而過去老一輩漢學家大都是到臺灣留學或訪學；二是他們注重研究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法律以及其它一些現實問題，如中德關系、中國的外交政策、大陸和臺灣的關系以及移民、婦女等問題；三是注重借用現代信息技術開展漢學研究。他們運用中國的人民網內容進行漢語教學，要求學生讀懂人民網內的文章，并以網內有關內容為題撰寫畢業論文。注意開發漢語教學計算機軟件并直接接收的中國電視節目，運用于聽說讀寫訓練。

　　但德國漢學研究還有另一面，就是面對這種轉型，相當一部分專家學者一方面正視并適應這種社會轉型，正確對待這種角色置換，關心并參與研究當代中國，但另一方面又堅持固有的漢學傳統，固守自己的研究陣地，發揚既有的學術專長，舊學新知兼而有之，涌現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當出色的漢學家，如前面提到的顧彬， 1995年執掌波恩大學漢學系后，也強調學以致用，鼓勵學生出國，到中國大陸、臺灣留學，去實地學習中文并身體力行，于主政當年就率領波恩大學中文專業的學生代表隊參加由中國中央電視臺和新加坡電視臺共同舉辦的“語言和辯論”國際大賽，培養學生的現代中國知識和漢語表達能力。系內每隔兩個月還舉辦一次有關中國情況的演講，邀請前駐華使節介紹當代中國經濟情況。就本人研究而言，他也開始認真思索漢學研究的未來，檢討德國乃至西方漢學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得失，發表《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之類的論文[8]。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起也開始關注中國當代文學，翻譯了北島、楊煉、張棗、梁秉均、翟永明等人的詩作，與瓦格納合作編輯《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學批評論文集》，著有《中國婦女與文學論文集》（多人合集）。但另一方面，他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仍在繼續和深入，自七、八十年代的專著《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和《空山——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之后，九十年代又有《關于“異”的研究》、《紅樓夢研究》等一系列專著出版。1996年開始主編一套十卷本《中國文學史》，并撰寫其中的《中國詩歌史》、《中國散文史》、《中國古典戲曲史》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等部分，已陸續出版。德國當代漢學的另外兩位位領軍人物——波鴻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2000）和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系主任教授瓦格納（Wagner）也有類似的情況。

　　這個時段還涌現了一批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如慕尼黑大學施密特·格林茨爾（Helwig Schmidt-Glintzer，1948－）， 1973年的哲學博士，1979年波恩大學中國學講師，1981年起為慕尼黑大學教授，除了著有巨著《中國文學史：三千年來中國詩歌、小說以及哲學宗教文學從開始至今的發展情況》（1990）外，中國文學方面的論著還有：《文人學士官員和他們的團體，又題為：中國中世紀的貴族地位人物》（1989），并為《金德勒文學詞典，第七卷》、《童話百科全書第2卷》撰寫過書稿（1979）。波恩大學教授法伊特（Veit Veronika,1944-）是位蒙古文學專家，曾師從海尼士攻讀蒙古學和劉茂才教授攻讀古代中國研究， 1989年為波恩大學中亞語言文學研究所教授。著有：《蒙古英雄史詩，第七輯》（1977）、《蒙古人：論述蒙古人歷史和文化文集》（合著，1986）、《阿拉坦嘎拉卜汗：內蒙古民間歌手色朗格的英雄史詩》（1989），發表有《蒙古英雄史詩的各種問題》等論文。

　　這個時段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代表人物和論著還有：艾格特（Marion Eggert）《袁枚：既獨樹一幟又合乎大潮的十八世紀詩話理論》，陳月桂（Lang －Tan Goatkoei）《神秘隱士——唐詩類型研究》，克勞斯·哥特海勒（Klaus Gottheiner）《唐詩中的明與暗——論中國抒情詩中分“畫”》弗爾克·斯特萊茨（Stratz，Volker）《陸機詩歌的形式結構研究》（1989），波恩大學卜松山（Karl- Heinz Pohl，1945－）《鄭板橋：詩人、畫家、書法家》、《象外之象——中國美史概論》、《中國文學批評史》，莫芝萱佳（Monika Motsch）《管錐錐度杜甫》，維克斯提特（John Timothy Wixted）《元好問文學批評》，克勒普施（Volk Kl?psch）《論<詩人玉屑>》，司馬濤（Thomas Zimmer）的明清小說研究論文和《孽海花》的翻譯出版（2001）等。

二、? 德國接受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特征

　　與其它西方漢學相比，包括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在內的德國漢學研究有以下幾個鮮明特征：

　　1、德國漢學研究的發展取向，一方面受本國政治和經濟左右、且和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式緊密關聯；另一方面又固守傳統，堅持和發揚既有特色和優長

　　德國漢學從建立之初就帶有強烈的政治功利，而且是由官方推進的，正如德國著名漢學家馬茂漢所說的那樣：“回顧德國一百多年的漢學歷史，在許多情況之下，漢學的興旺并非得到來自學術或文化方面的動力”，而是“為了帝國的需要”[9]。如德國第一所設有中文專業的柏林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的建立，就是由當時帝國總理府、教育部、稅務部以及財政部從帝國外交和財賦出發，共同建議成立的。柏林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成立后，除了語言方面的訓練之外，更把了解亞洲國家國情、風土作為教學重點，特別是宗教、民俗、地理方面知識，歷史方面則以近代史為主，為政治經濟服務的導向非常明顯。到了二十世紀初，漢學研究開始第一次轉向，偏重中國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學研究的“漢學系”開始建立，同“實用性”漢學分離開來。表面上看這似乎是對政治功利的擺脫，但實際上是另一種形式的左右，因為當時適逢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作為戰敗國的德國需要休養生息，從而反省檢討導致這場動亂的民族文化傳統，以修正其發展的方向。于是對返璞歸真的憧憬,對人與自然和諧的追求就成為這一時期的思想主流。正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老莊哲學引起了德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從而導致漢學熱。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的漢學研究的再度轉向，則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繼之而起的“改革開放”有很大關系。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下，德國漢學中產生一些反對傳統漢學的所謂“改革派”。這派主張漢學應當首先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狀況和文化思想，而不必再專注于古典漢學或純粹漢學。這場改革由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系率先發起，其它一些大學的漢學系相繼跟進，他們對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表現出相當的熱情，掀起一股“毛澤東思想熱”。這股熱情在七十年代末隨著“四人幫”的被粉碎而冷卻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又成了德國漢學家新的關注點。伴隨著西德經濟起飛和中德外交關系的恢復，兩國在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不斷加強，這就促使德國需要更多的懂漢語和了解中國國情的人來適應這種交流，因而導致德國漢學再度轉向：由中國歷史文化和古典文學轉向中國現代社會經濟、現代漢語等實用專業和當代文學，當代時事政治、經濟和商業貿易的觀察和研究成了研究和教學中的熱門。

　　但德國漢學究還有另一面，就是尊重和堅持傳統，這使得相當一部分漢學家一方面正視并適應這種社會轉型，在關心并參與研究當代中國的同時，又堅守固有的漢學傳統，繼續在自己學術領域內深耕細作，如前面提到的顧彬、馬漢茂、瓦格納等。一些大學的漢學系在適應新變的同時也注意固守和發揚長期形成的研究專長，如特里爾大學的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研究，波恩大學的中國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和中國古代史研究，明斯特大學的中國古典語言和文學研究，哥廷根大學的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慕尼黑大學的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海德堡大學中國古近代史、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萊比錫大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蒂賓根大學的中國文化史研究，漢堡大學的中國史研究等。

　　德國漢學家和德國大學面對社會轉型所作的上述應對，對同樣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和中國大學的辦學方向均有借鑒意義。

　　2、與西方它國漢學界相比,德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深受中國正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多重視文本，精研細辯，多從社會學角度去思考問題，總體上走的也是中國傳統的治學路子，但也因此時常陷入東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支絀之中

　　美國在二戰以后興起所謂現代漢學。現代漢學與傳統漢學不僅在研究對象、學科類別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別，在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與傳統漢學注重考據、注疏、文字學功底相比，現代漢學更注重新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一時間如意象論、結構主義、比較文學、神話原型、新批評等新的觀念和研究方法在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中層出不窮、不斷翻新。美國漢學界這種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上的變化隨著二戰后美國政治經濟的擴張，也給歐洲漢學研究帶來新的變化。

　　比起英法意等歐洲學者，德國漢學則偏向中國傳統的治學路子。如在文學觀念上，重視子集詩文而輕小說。德國學者編撰的一些文學史，重視《詩經》、《楚辭》漢魏詩文以及唐詩的評介，對元明清的戲曲小說則不夠重視，或語焉不詳，或根本未予提及。如W·肖特的《中國文學概要》，是德國第一部中國文學概述，介紹的重點就是《詩經》、漢樂府、曹植和唐詩，元人雜劇則付諸闕如，對《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西游記》、《聊齋志異》和《紅樓夢》等著名的明清小說或輕輕帶過，或根本未予提及。格魯伯的《中國文學史》是德國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在介紹宋代文學時只提宋代詩文而不介紹宋詞，元明清文學中的戲劇和小說也僅在最后一章簡略的介紹一下。其中介紹《紅樓夢》這部中國古典小說中最優秀之作不足百字，而且把作品產生的時代十七世紀也錯成十八世紀。介紹作者僅一句話：“它的作者是某個叫曹雪芹的人”[10]。O·卡登馬克－切奎爾的《中國文學》，也仍然是把重點放在秦漢文學諸如老子、莊子、《詩經》、《楚辭》和漢樂府上，對唐詩也有較多的論述，也同樣很少評論中國古典戲曲小說。

　　在研究方法上也多走中國傳統的治學路子，重視文本，精研細辯，多從社會學角度去思考問題和作出解答、有的學者指出顧彬的教授論文《中國文人的自然觀》，在研究方法上 “采用了與中國學者極為一致的方法，就是把自然觀與整個社會的哲學思想、生產方式、宗教運動、文化形態以及個人意識聯系起來，從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尋找根據這種社會學式的方法”，“其次，顧彬同樣是以大量文學作品來佐證，這也是我們通行的方法”[11]。再如科隆大學的漢學教授呂福克，他從社會學角度這樣來評價李白詩歌的思想價值：李白“詩中呈現的精神境界，也正好是新舊世紀更替時，許多讀者內心的向往和渴慕。他的詩句如‘別有天地非人間’所傳達出來的意念、流露出世紀末的那種深沉不安、悲哀且充滿疑慮的時代精神”；“他的詩體現了對悲慘世界的脫離、對傳統封建禮教的嘲弄，以及藝術戰勝現實的成就”[12]。其分析角度乃至表達的方式，如果我們不看作者介紹，會以為是一篇中國學者的論文。這批學者強調對文本要反復閱讀、細細揣摩，相信中國傳統的“詩讀百遍，其意自現”之說。顧彬就“采用文本細讀的方式，好像用放大鏡去讀每一個字，文學詞語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聯想都逃不過他的眼睛。他不僅注意每一個詞的意義，而且善于發現詞句之間的含義，詞語的選擇和搭配、句型、語氣，以及比喻、意象的組織等等，都被他巧妙的聯系起來最終見出作品整體的形式”[13]。德國烏培河谷大學由施奈德、霍爾茨和吉恩特等哲學家和魏格曼、默勒等漢學家組成一個研讀老子著作小組，定期對老子原著作逐章、逐段乃至逐句逐字的研讀，他們認為“這樣研讀一遍勝過宣說十遍”。[14]很有點像日本京都大學吉川幸次郎組織 “讀杜（甫）會” 和名古屋南山大學山本和義組織的“讀蘇（軾）會”。在德國，《老子》的諸多德譯本，從維克多·馮·施特勞斯于1870年出版的第一部《道德經》德譯本，到衛禮賢的著名譯本，到較晚的德波恩譯本（1961年出版，1972年從新修訂），施瓦茨譯本（1980）和烏倫布羅克譯本（1980）皆依據王弼的《老子注疏》，注重版本，精于嚴謹考據，走的是清代乾嘉學派的治學道路。

　　德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上述特征，是由于勤于思辯的德國學者已經注意到：僅從西洋文學理論出發，很難解釋清楚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一些文學現象；單用西方的思維模式和論證方法，有時也有隔靴搔癢之感。顧彬在《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現狀》一文中，對一些歐美學者采用西方價值觀和思想體系“作為評論中國的唯一標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這是漢學研究中“最令人不安”的現象。因為“這實際上是把中國拉入西方的價值體系和思想體系。按照這種方法，中國沒有任何自己的特點，而只有歐洲也有的特點”，即使承認或肯定這些特點實際上是在肯定自身，就像“一些投出去又飛回原處的飛鏢”。[15]于是，他們思考換一種方式，用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來研治中國作家作品，用中國傳統文學觀來解讀中國文學。當然，這種特征的出現，與相當一批德國漢學家有著在中國游歷、求學或工作的生活經歷有關。但問題的另一面是：德國漢學家也是西方學者，他們在解析中國古典作家作品時更多的還是西方的文學思想，西方的思維方式，還是自覺的或不自覺的用西方經典作為標準做出衡量和判斷，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在解讀中有時會陷入東西碰撞、左右支絀之中。如漢斯·林克、福爾閣、莫芝宜佳等人的專著，格魯伯、衛禮賢、施密特·格林策等人編寫的中國文學史都存在這類問題：福爾閣的《中國古典戲曲——元代戲劇選》一方面努力從中國戲劇傳統來解析元人雜劇，比其它一些漢學家更“中國化”，但另一方面他又擺脫不了西方的文藝觀，自覺或不自覺的用西方文藝觀加以衡量和界定，因而有時就會左右支絀：如他用西方文藝理論的經典劃分方法將元人雜劇分為“歷史劇、哲學宗教劇和喜劇”三類，不僅分類標準不統一，而且中國傳統中的神仙道化劇也無所適從。格魯伯在其《中國文學史》第十章，也用同樣的方法來界定中國戲劇，將其分為“歷史劇、市民劇、性格喜劇和魔幻劇”四大類，并用西方詩學觀來討論中國戲劇，認為中國戲劇中同樣存在西方詩學意義上的悲劇和喜劇，只是中國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16]。衛禮賢的《中國文學》同樣體現了德國學者重視思想史和忽視詞曲戲劇小說的學術特征。

　　一方面深受中華文化熏陶，想從中國正統文學觀念出發來解析中國古代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始終無法擺脫西方文學思想和思維方式這個母體，對中國古代作品的肯定或批判的標準不是來自該文學的文化背景而是出自西方。當東西方美學和價值觀一致時，解讀就會得心應手，但如產生背離或碰撞時，解讀上就會左右支絀，產生這種現象的不僅僅是德國漢學家，乃是西方漢學家的共同特征，只是由于德國漢學家更多的受到中國正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在研究方法上更多走的是中國傳統的治學路子，所以表現的也更突出而已。但無論是得心應手，還是左右支絀，都為中國古典文學增添了一種新的解讀方式，一種新的思想模式和學術視野，這對開拓中國古典文學新的研究領域，對改變中國學者固定的思維方式，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向縱深推進，我想都會有幫助的。

　　3、中國古典文學對德國的文學創作影響尤為顯著，德國文學史許多流派的革命和創新，都與中國古典文學有著割舍不斷的關聯，

　　同世界上其它各國的文學史一樣，一部德國文學史可以說是一部文學思想革命史，一部民族藝術發展史。不同的是，德國文學幾乎在其每一個文學思潮轉換、文學流派產生之際，都與中國古典文學有著割舍不斷的關聯：從十三世紀的騎士文學到十七世紀的巴洛克文學，從十八世紀的啟蒙文學、狂飚突進運動，到十九世紀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流派，他們對中國古典文學乃至中國古代文化，或是仰慕借鑒，或是批判切割，往往成為這批文學新變領軍人物的革命宣言或創作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十九世紀的青年德意志派和畢德邁耶爾派對中國形象的一連串批判否定后，二戰以后的德國文學各個流派，無論是流亡作家和“內心流亡”作家，還是西方新戲劇理論創立者布萊希特，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黒塞和卡內蒂，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又回歸認同性接受：他們或是仰慕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倫理道德或老莊哲學；或是借用中國古典文學題材來批判德國現實政治（這種批判，不同于浪漫主義和青年德意志派作家以中國的丑陋來影射普魯士的丑陋那種同類相比，而是以中國文學中的倫理和文明來作對比和反襯）；或是學習和借鑒中國古典文學的表現手法。如二戰期間為逃避納粹迫害而入瑞士籍的流亡派作家代表人物黑塞，研讀中國古代哲學和文學前后長達六十年，老莊思想和儒家學說對他的思想和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如《呂氏春秋》、《東周列國志》、《聊齋志異》等皆是他創作題材的主要源泉，中國文學的表現手法也是他藝術上的主要借鑒，這反映在他的成名作《彼得·卡門青》，詩歌《獻給女歌手嬰寧》以及最后兩部傳世之作《東方朝圣》和《玻璃珠游戲》等一系列作品之中。他的私人藏書室里專門有一個二戰期間，這個“中國之角”的藏書給了他慰籍，也使他振作。[17]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卡內蒂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理解雖比不上黑塞，卻也有一定的深度。他特別推崇孔子，認為《論語》“是一個人最古老和最完整的精神畫像。人們把它視為一本現代的書。其中不僅包含一切，就是其中缺少的東西也意義重大”。[18]這在他的代表作《迷惘》得到充分的體現。

　　中國文學對布萊希特的影響既表現創作上（他的劇作如《趙氏孤兒》、《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干脆就是中國題材），更表現在戲劇理論和表現手法的改革創新上。作為二十世紀西方最著名的戲劇改革家之一，他成功地移植中國戲劇表演上的象征和暗示手法，提出“離間效果”或“陌生化原則”，并據此創立新型的“史詩劇”，在戲劇理論和創作實踐上進行了一場完全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戲劇革命。在他創立的“史詩劇”中曾借用多種中國古代戲劇的表現手法，如都不分“幕”，而只有“場”；都有“折子戲”式的相對獨立的場次情節； 人物交待往往是“自報家門”式的獨白；角色在戲劇中有即性式的評論（往往以丑角來充當）；布景簡易，強調寫意式，淡化時空的真實感等，這些中國戲劇中的傳統手法，讓西方觀眾耳目一新。

　　4、一些德國漢學家對目前德國漢學的研究思想、方法范疇、結構制度和當前處境都在進行審視和自我反省，表現出一種危機意識

　　德意志這個民族善于思辯，不僅表現在對外來文化上，對回顧和總結本國歷史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表現出強烈的反省意識（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內省精神和二戰后對納粹的深刻批判和反猶的誠摯歉疚），在漢學研究上也是如此。他們很重視漢學研究經驗的總結和回顧，而且往往是一流學者在做這類研究，如著名漢學家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早在1936年就寫了長篇論文《近五十年德國之漢學》，介紹漢學在德國流播歷程及代表人物的發展。三年后，漢堡大學的傅吾康教授（Wolfgang Franke，1912－2005）亦發表長篇論文《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詳細總結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個德國漢學發展興盛階段的學術歷程和研究成果[19]。六十年代，另一位漢學名家福格伯（Herbert Franke，1914－2003）出版《德國大學的漢學研究》（1968），對二戰以后直到六十年代末德國大學的漢學研究作了系統的尋繹，對其得失也作了較為詳盡的評估。東德的著名漢學家卡登（Kaden）、費路（R·Felber）、莫利茲（Moritz）等也在《亞洲史研究》、《東德的漢學研究》、《民主德國的漢學研究》、《萊比錫的亞洲研究和教學》等雜志上論文，對東德的漢學研究歷史、成就和教訓進行尋繹和總結。兩德統一后的第四年，費路又立即就統一后漢學研究面臨的新形勢發表批判性的看法[20]。

　　當前，德國漢學家正在對傳統漢學的理論架構和治學方法進行反省，一場治學思想和方法的變革正在醞釀之中。漢堡大學的道林（0le D?ring）在《文化主義和全球化之間——漢學是否站在十字路口？》一文中對德國傳統漢學提出具體的批評，認為德國漢學正面臨一個危機，需要進行一場結構制度方面的改革。這種改革一方面需要有一個跨文化詮釋學的新部分，另一方面需要有跨學科的互動。有鑒于此，當代德國漢學界提出一個“今日批評性漢學”新理念，按照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Mechhild Leutnet）女士的解釋，“今日批評性漢學”至少包括三個內涵：第一，包括德國在內的西方漢學應放棄對中國以及其他國家和文化的優越感，采取一種平等的態度；第二，一個批判性的漢學應該包括對自己立場的疑問以及對所牽涉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內容作一個解釋。第三，“批判性漢學”要發揮其影響力，應進一步界定其新的內涵，并具體實施一些研究計劃。使學術關注和介入日常生活，對大多數人的生活和利害關系產生積極的影響；進一步加強學科建設，使其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這不僅對德國漢學，也不僅對西方各國漢學，就是對中國學術的自身以及對外國學術的接受，“批判性漢學”的上述主張，都有極大的參考價值和指導意義。

注釋：

[1] Adam Falkenstein編《東方學狀況備忘錄》，威斯巴登：Franz Steiner，1960﹒2。

[2] [3] [美]衛德明《今日德國漢學》，《遠東季刊》1949年8期，319頁。

[4]馬茂漢《德國的中國研究歷史、問題與現狀》，廖天琪譯，見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268頁。

[5]顧彬《論杜牧的抒情詩：一種解釋的嘗試》，波鴻大學東亞研究叢書，維斯巴頓，1976年版，第二部分“詩歌翻譯及評注”。

[6]顧彬：《中國文人的自然觀》，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32、52、63、173頁。

[7]何寅、許光華《國外漢學史》[Ｍ]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541頁。

[8]顧彬《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見“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系列叢書”之三，臺北，2005年版，306頁。

[9]馬茂漢《德國的中國研究歷史、問題與現狀》，廖天琪譯，見張西平編《歐美漢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264頁。

[10]威廉·格魯勃《中國文學史》，萊比錫1902德文版431－432頁。

[11]戴燕《在研究方法的背后——讀小尾郊一<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及顧彬<中國文人自然觀>》，《文學遺產》1993年第一期。

[12] （德）呂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國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367頁。

[13]戴燕《在研究方法的背后——讀小尾郊一<中國文學中所表現的自然與自然觀>及顧彬<中國文人自然觀>》，《文學遺產》1993年第一期。

[14]烏培河谷大學歷史－哲學－神學系主任G·渥法特教授在德國首屆國際老子研討會上開幕詞，1993。

[15]顧彬《漢學，何去何從？試論漢學狀況》，見“輔仁大學《華裔學志》系列叢書”之三，臺北，2005年版，306頁。

[16]威廉·格魯勃《中國文學史》，萊比錫1902德文版431－432頁。

[17]黑塞《我觀中國》，轉引自孫鳳城編選《二十世紀德語作家散文精華》，作家出版社1990，53頁。

[18]轉引自衛茂平 《中國對德國文學影響史述》[Ｍ]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452頁。

[19]奧托·福蘭閣《現下在德國之中國學》楊丙辰譯,北京中文版《研究與進步》 第1卷,第1-14頁；第2卷,第1-12頁，1939年。

[20]費路《德國漢學的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德國統一四年后檢視“革新”了的東柏林漢學》，《婦女與中國》1994年第6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