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征高麗手詔　唐太宗

　　行師用兵，古之常道，取亂侮亡，先哲所貴。（1）高麗莫離支蓋蘇文，弒逆其主，酷害其臣，竊據邊隅，肆其蜂蠆。（2）朕以君臣之義，情何可忍。若不誅翦遐穢，無以澄肅中華。今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3）行止之宜，務存節儉，所過營頓，無勞精飾。食唯充饑，不須珍膳。水可涉度者，無假造橋；路可通行者，不勞修理。御營非近縣，學生、老人等無煩迎謁。

　　隋室淪亡，其源可睹，良繇智略乖於遠圖，兵士疲於屢戰，政令失度，上下離心，德澤不加於匹夫，刻薄彌窮於萬姓。當此時也，高麗之主，仁愛其人，故百姓仰之如父母；煬帝殘暴其下，故眾庶視之如仇讎。以思亂之軍，擊安樂之卒，務其功也，不亦難乎？何異入水而惡其濡，踐雪而求無跡？（4）

　　朕緬懷前載，撫躬內省：昔受鉞專征，提戈撥亂，（5）師有經年之舉，食無盈月之儲至於賞罰之信，尚非自決，然猶所向風靡。前無橫陣，蕩氛霧於五岳，翦虎狼於九野，定海內，拯蒼生。然則行軍用兵，皆億兆所見，豈煩言哉！及端拱巖廊，定策帷扆，身處九重之內，謀決萬里之外。北殄匈奴種落，有若摧枯，西滅吐谷渾、高昌，易於拾芥。（6）包絕漠而為苑，跨流沙而為池，黃帝不服之人，唐堯不臣之域，并皆委質奉貢，歸風順軌。崇威啟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聞也。況今豐稔多年，家給人足，馀糧棲畝，積粟紅倉，雖足以為兵儲，猶恐勞於轉運，故多驅牛羊，以充軍食。人無裹糧之費，眾有隨身之廩，如斯之事，豈不優於曩日？加以躬先七萃，親決六奇，（7）使攻無所守，戰無所拒，略言必勝之道，蓋有五焉：一曰以我大而擊其小；二曰以我順而討其逆；三曰以我安而乘其亂；四曰以我逸而敵其勞；五曰以我悅而當其怨。何憂不克？何慮不摧？可布告元元，（8）勿為疑懼耳。

（全唐文）

 

　　【作者介紹】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一說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祖籍隴西成紀，是唐高祖李淵和竇皇后的次子，唐朝第二位皇帝，杰出的政治家、戰略家、軍事家、詩人。

　　唐朝建立后，李世民官居尚書令、右武候大將軍，受封為秦國公，后晉封為秦王，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軍閥，在唐朝的建立與統一過程中立下赫赫戰功。公元626年7月2日（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自己的兄長太子李建成、四弟齊王李元吉及二人諸子，被立為太子，唐高祖李淵不久退位，李世民即位，改元貞觀。李世民為帝之后，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對內以文治天下，虛心納諫，厲行節約，勸課農桑，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國泰民安，開創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己巳日，李世民因病駕崩于含風殿，享年五十二歲，在位二十三年，廟號太宗，葬于昭陵。李世民愛好文學與書法，有墨寶傳世。

 

　　【注釋】

（1）取亂侮亡，先哲所貴：奪取政治荒亂的國家，侵侮將亡的國家，前代哲人自視正義的對外策略。先哲，指《尚書·仲虺之誥》：“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2）“高麗莫離支蓋蘇文”等句：指貞觀十八年（644）十一月，高麗西部頭領蓋蘇文發動政變，殺高麗王武和反對他的大臣，自封莫支離（相當于唐朝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之職），專擅國政；蠆（chài）有毒刺的螫蟲。蜂蠆，比喻狠毒兇殘之人。

（3）“朕以君臣之義”等句：指貞觀十九年三月太宗從定州出發親征高麗事。遐穢，邊遠之處的污穢，指高麗的蓋蘇文等；幽薊，即幽州，隋唐時北方的軍事重鎮其范圍大致包括今河北北部及遼寧一帶，州治在薊縣；遼碣，遼東和碣石，都臨近渤海。這里代指高麗蓋蘇文。

（4）“以思亂之軍”諸句：指隋煬帝分別于大業七年（611）、八年、九年三次下詔征伐高麗，皆大敗。按：煬帝之前隋文帝楊堅開皇十八年（593也發兵征高麗，亦無功而返；濡（rú），沾濕。

（5）昔受鉞專征，提戈撥亂：指當年為尚書令和秦王時，先后率部平定了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等軍閥事。

（6）“北殄匈奴種落”等句：指登上帝位后，討伐東西突厥，擊敗薛延陀，開邊、安邊等武功。

（7）躬先七萃，親決六奇：指身先士卒，并親自制定出奇制勝的謀略。七萃，原指周天子的禁衛軍，后泛指天子的禁衛軍或精銳的部隊；六奇，六次出奇謀。據《史記·陳丞相世家》：陳平曾為漢高祖劉邦六次出奇謀。后遂以“六奇”等指出奇制勝的謀略。

（8）元元：廣大百姓。

 

　　【翻譯】

　　出師征伐，這是古代經常采取的安邦定國之法；奪取政治荒亂的國家，侵侮將亡的國家，前代哲人自視正義的對外策略。高麗自封為中書令的蓋蘇文，謀害他的君主，殘酷對待朝中大臣，竊取我國邊遠的屬地高麗，像蜂蠆一樣在那里肆虐。我從中華與附屬國高麗的君臣之義出發，怎能忍心高麗遭此荼毒！假如不殲滅這邊遠之處的污穢，怎能揚我大中華的朗朗乾坤？現在我打算親自從幽薊出兵，去遼東碣石問罪。出行和止宿，一定要節儉。所經過之處的營帳安頓之處，不必精心修飾。食物只要能充饑即可，不需珍饈佳肴。期間的河流只要能涉過的，就不必架橋；道路只要能行走，就不必修整。我住的地方，只要不是在縣城附近，就不必遼東縣學的學生和老人前來迎拜。

　　隋朝滅亡，其原因是可見的：那是由于目光短淺、不能從長遠考慮。戰士因不斷作戰搞得疲憊不堪，政策法令沒有根據，上上下下離心離德。朝廷不給百姓施恩，不斷搜瓜搞得百姓很貧窮。那個時候，高麗的國主很賢明，愛護百姓。老百姓對他像對父母一樣。而隋煬帝對百姓像對仇敵一樣。用希望國家動亂的軍隊來征戰太平國家，想取得勝利，不是難上加難嗎？這不就像人在水中卻不想沾濕，踏在雪上卻想無痕跡一樣不可能嗎？

　　我反復思考過去的歲月：當年為尚書令和秦王時，率部征討內亂。常年在外作戰，軍中無超過一個月的糧食。但是對部下的賞罰，不是我這個為臣者所能自專的，但部隊仍然能夠所向披靡，前面沒有可以阻擋我們前進的部隊，終于剪滅了隋末大動亂中大大小小的軍閥，統一了海內，拯救了蒼生。整個行軍用兵經過是億萬百姓親眼所見，不需要我多說。至于我身處廟堂之內，制定策略，決勝于千里之外。剪滅北方的匈奴，如摧枯拉朽；消滅西面的吐谷渾、高昌國，就像揀個芥菜籽那么容易；將域外的沙漠變作大唐的內苑。古代唐堯虞舜都沒有征服的異族和化外之地，都前來歸順。樹立國威，推廣教化，這也是天下人所共知的。況且近年來多獲豐收，家家戶戶都很富足。糧食收割不完，倉庫的糧食都堆積的腐爛了。雖然這足夠軍糧供給，但是征服仍要減少運輸的困難，所以多準備了豬羊充作軍糧。軍人不需要背著糧袋，但都會有食物供給。這種情況，不是比過去的行軍作戰要好得多？再加上我本人身先士卒，并親自制定出奇制勝的謀略。這樣一來，我們進攻敵人就無法防守，我們征戰，敵人就無法抗拒。我軍必勝大約有五個理由：一是以強大擊弱小；二是以正義討伐叛逆；三是我方安定對方動亂；四是以逸待勞；五是我方氣順民心擁戴，對方民怨沸騰。總之對攻克戰勝敵人沒有什么可憂慮擔心的。將我的手詔布告天下，對征討高麗不要有什么懷疑擔心。

 

　　【評說】

　　隋唐時代，朝鮮半島正處于所謂“三國時代”，北方的高麗，中部的百濟和南方新羅三國鼎立，其中以定都平壤的高麗最為強大。隋唐時代與高麗發生多次戰爭：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二月，高麗王元勾結靺鞨侵擾遼西，為隋軍擊走。六月，漢文帝發兵征高麗。陸路因水災運輸受阻，軍中乏糧又加上時疫；水路渡海擊平壤又遇颶風船多沉沒，皆無功而返。隋煬帝分別于大業七年（611）、八年、九年三次下詔征伐高麗，皆大敗。

　　唐太宗時代亦三次發兵征高麗：唐初，高麗、百濟、新羅三國皆遣使朝貢于唐，并分別被冊封為王。

　　第一次東征是在貞觀十八年（644）。這年七月，高麗西部頭領蓋蘇文政變成功，自封莫支離（相當于唐朝兵部尚書兼中書令之職），專擅國政，并南聯百濟、倭國頻頻發兵進攻新羅國，企圖西抗唐朝，充當東方盟主。而唐太宗李世民自滅東突厥后便有主盟全亞之圖，于是乘新羅國抗拒唐廷之機，宣布蓋蘇文罪狀，于十一月舉兵討伐。第二年四月攻克牟城（今遼寧蓋平）五月攻下遼東（今遼寧遼陽市），六月攻下白巖（今遼陽市燕州城），分別改名為蓋州、遼州、巖州，納入本土。隨即圍攻安市（今遼寧安市），因其“城險而兵精”，久攻不下。高延壽等奏請先渡鴨綠江直接進攻平壤，為長孫無忌勸阻。因遼東早寒，糧食將近，高麗蓋蘇文為挽救頹勢又以厚禮唆使薛延陀攻唐，唐太宗乃決計于九月十八日班師還國。這次征討，攻下玄菟、牟城、遼東、白巖、卑沙等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七萬余人入內地，斬首四萬。唐軍死亡2千人，戰馬死亡十之七八。太宗懊悔說：“魏征若在（按魏征死于貞觀十七年正月），不使我有是行也”

　　第二次貞觀二十年（646）自從唐太宗第一次東征無功而返，蓋蘇文更加驕狂，對唐使者倨傲，并且一再違抗唐太宗的敕令屢次侵犯新羅國。唐太宗下詔不受其朝貢，于貞觀二十年三月第二次舉兵東征。吸取第一次東征教訓，決定對高麗采取長期擾亂與破壞之戰法，令李世績為遼東道行軍總管，率陸軍3000人，會合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而進。令左武威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總管，領兵萬余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進。水陸兩軍都編配有習水善戰的士卒。李世績率軍渡遼水，焚毀南蘇（今新賓境）等數城，高麗守城者多背城拒戰，唐軍乃進行破壞戰，于五月而還。牛進達率水軍萬余人攻入高麗境內，歷經大小戰斗百余次，皆戰無不捷。七月，攻破石城（今遼陽東北），深入積利城（今平壤西），高麗兵萬余出戰，唐軍斬首敵軍約兩千余而還。八月，唐太宗李世民敕令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宣、潤、常、蘇、湖、杭、越、臺、婺、括、江、洪12州的工匠，造大船數百艘以備擴充水軍征用。但就在此時。唐王朝西部邊境發生了征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等戰事。再加上12月，高麗王使其子莫支離任武來唐謝罪，唐太宗許之。就這樣在毫無戰略重心的情況下，隨遇而戰，第二次東征又不勝而返。

　　第三次東征是貞觀二十二年（648）。這年一月，新羅國王病死，唐太宗封其國王妹妹為樂浪郡王。唐太宗又命右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兵3萬乘樓船戰艦，北渡北海灣再擊高麗，進破泊灼口（今新義州附近），俘獲甚眾，為翌年大規模進攻作戰作準備。

　　六月，唐太宗欲乘高麗困疲之機，于來年發兵30萬一舉滅之。為此他再次召集群臣商討對策。朝議認為，大規模進軍必須糧秣充足，僅依靠畜力車運滿足不了需求，必須造大船實施水運。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于劍南道伐木造艦，艦大者長33米、寬17米。所造艦船沿江而下，自巫峽抵江州、揚州，向東出海集于萊州。八月，唐太宗又命越州督都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1100艘。唐太宗又命陜州刺史召募勇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貯糧食和器械于烏湖島（今蓬萊縣東北250公里外）以備東伐。

　　房玄齡的《諫伐高麗表》即作于此時。這時房玄齡已經病重。他在病榻上對兒子房遺愛說；“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余責。”于是他抱病上書。就是這篇《諫伐高麗表》。

　　這篇奏章是要求停止討伐高麗，從目的來說，與同為名相的狄仁杰上奏要求武則天撤銷安西四鎮的目的和根本原因也相同，但表面原因和表達方式卻大相徑庭：狄仁杰《請罷百姓西戍疏勒等四鎮疏》直接指出用兵安西這是“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確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這是“茍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至于其危害，則舉秦皇漢武為例：秦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結果“男子不得耕於野，女子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失天下之心也，於是天下潰叛。”漢武帝也是造成“府庫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只是由于“末才“為天所佑”避免垮臺。

　　而且，房玄齡的這篇奏章也不同于另外兩位名臣褚遂良和尉遲敬德的奏章。貞觀十八年第一次伐高麗，褚遂良就告誡其結果：“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善，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臆”（《新唐書》卷220“褚遂良傳”）。開府儀同三司尉遲敬德奏同樣警告說：“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監國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終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若克勝，不足為武，倘不勝，翻為所笑。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

　　而就在這次貞觀二十年第三次準備伐高麗時，嬪妃充容徐惠也上表進諫，她在《諫太宗息兵罷役疏》中幾乎和狄仁杰的奏章同樣直截指出由于常年征戰，國內民生凋敝的形勢及其危害：“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昆丘之役，士馬疲于甲胄，舟車倦于轉輸。且召募役戍，去留懷死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年無數十之獲；一船致損，則傾覆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也像狄仁杰奏章一樣，以史為鑒，舉秦始皇等窮兵黷武的下場：“雖除兇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玩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禍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害，肆情縱欲”？

　　徐惠的奏章并非是身居深宮的想象之詞，而是當時的現實，據史載：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唐太宗命令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于劍南道伐木造大艦。“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雅、邛、眉三州山僚群起反抗”。　（《資治通鑒·唐紀》）。

　　但這些奏章唐太宗都沒有聽進去，只是由于他善于納諫，沒有處分這些進諫之人罷了，這樣大概也就是房玄齡臨終上表前對兒子說的“惟東征未已，群臣莫敢諫”，所以在奏章中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主要表現在以下四點：

　　第一，順著唐太宗的意旨，竭力歌頌唐太宗的文治武功，甚至就是唐太宗本人的原話，而不去批評頂撞其施政國策和功勛。如奏章中歌頌太宗“坐運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比功較德，萬倍前王”等，實際上就是唐太宗《親征高麗手詔》的原話或轉譯：“端拱巖廊，定策帷扆，身處九重之內，謀決萬里之外。北殄匈奴種落，有若摧枯，西滅吐谷渾、高昌，易於拾芥。（6）包絕漠而為苑，跨流沙而為池，黃帝不服之人，唐堯不臣之域，并皆委質奉貢，歸風順軌。崇威啟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聞也。”。房玄齡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有唐太宗是一代英主，無論文治武功確實功勛赫赫，房文并非是在阿諛逢迎；更因為唐太宗是一代英主，無論是平定內亂或是掃清外患，確實是無往而不勝。對于一位能征慣戰、所向披靡百戰百勝之將帥，尤其又是一個自信滿滿的君主，你要告誡他國內征伐造成的騷動或者戰敗的后果，他是聽不進去的。只能像當年觸讋說趙太后那樣，先順著他的意思，讓他聽著順耳，能聽進去，在轉出本意；

　　第二，也是引古說今，但不是引秦皇漢武窮兵黷武的結局這類讓太宗聽起來反感的歷史教訓，而是古代哲人老子、《周易》的名言如“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名言來開導，在歌頌太宗威名功德的同時進行規勸：“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而且正面鼓勵“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惟圣人乎？”，只有太宗這類圣人才能做到。讓太宗在停止伐高麗的同時也聽的很舒服。

　　第三，建議停止伐高麗，不是像狄仁杰、歐陽詢、尉遲敬德和徐惠那樣，或是擔心不能戰而勝之會帶來的后果，或是強調這是不顧國力、財力的有虧國本之舉、而是從另一個角度。聲稱高麗是“邊夷賤類”，既不足以去教化他們，也不值得用仁義伐標準和和他們計較，自古以來，對待他們就像對待“魚鱉”之類，“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另一方面又以太宗平素處理死囚很慎重為據，希望能珍惜無辜的士兵們生命和親人們的感情：“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行陣之閑，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涂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妻慈母，望彗車而掩泣，抱枯骨以摧心”，以此來打動太宗。

　　第四，強調自己是臨死進言，但不是像民諺那樣自夸：“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仍然是自卑自謙，說自己是微塵、滴水，太宗和國家是大海、泰山，自己生前的唯一悵恨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微塵、滴水為大海增其廣，泰山增其高。以此來剖明心跡，強調寫此奏章的動機，如蒙采納的感動之情：“謹罄殘魂馀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也許正因為房玄齡的善諫，太宗雖然沒有停止討伐高麗的準備，但也為房玄齡的忠誠和言辭所打動，對房玄齡的兒媳、也是自己的女兒高陽公主感嘆說：“此人危篤如此，尚能憂我國家。”房玄齡臨終之際，李世民親至其病床前握手訣別，立授其子房遺愛為右衛中郎將，房遺則為中散大夫，使其在生時能看見二子顯貴。太宗并為之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文昭，陪葬昭陵。將他與初唐其他二十三位開國功臣一起畫像并供奉于“凌煙閣”。由此可見，房玄齡不僅是一代名相，也是一代能臣。

　　唐太宗病崩后，其子唐高宗李治汲取了他的教訓，改取先滅百濟，再滅高麗的戰略，一則孤立較強大的高麗，二則拓寬了進高麗的通道，先后發兵50萬，征戰10余年，最終取得了平定朝鮮半島的勝利。唐高宗將高麗劃分為九都督府，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由薛仁貴督兵2萬鎮守。太宗的遺愿終于實現。

唐高宗時征高麗示意圖

唐太宗征高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