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1年秋入清華大學中文系求學，至1952年8月，隨我國高等學校院系大調(diào)整而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三年后畢業(yè)留校，擔任浦江清先生主講的“宋元明清文學史”課的助教。本以為就此可以在大學教學和科研的坦途上前進了，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謂的“同人刊物”問題，與樂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開誠等人一起被誣為“右派集團”而身心俱受打擊。

　　1958年3月，我從北京大學被貶逐至商務印書館。我在北大是教書，只不過三四年，而且那時只是個助教，跑腿兒的機會多，真正上堂講課不過少數(shù)幾次；到出版社是編書，倒是每天與書打交道了(當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幾年除外)，編書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輩子。但現(xiàn)在稍稍作一些回顧，編出的書真能愜意的，卻也似乎不多。能說得過去的，我覺得只有《學林漫錄》叢刊那一種。

　　到“商務”那會兒，也不過是二十五六歲的青年，但自我感覺似乎已入“中年”。那時“商務”在北總布胡同10號，由幾個四合院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編輯室，正好是在北屋西頭，面對的是一個頗為典雅幽靜的小院子。室主任吳澤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龍舊編的基礎上重編《越縵堂讀書記》，他可能覺得需要一個幫手，也或許看到我剛從大學出來，得收收心，就叫我?guī)退鲞@件事。

　　步驟是將由云龍的舊編斷句改成新式標點，并再從李越縵的日記中補輯舊編所遺漏的部分。李慈銘也可以算是我的鄉(xiāng)先輩，大學念書時讀《孽海花》，對書中所寫的他那種故作清高的名士派頭感到可笑，但對他的認識也僅此而已，現(xiàn)在是把讀他的日記當作一件正經(jīng)工作來做了，對這位近代中國士大夫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產(chǎn)生某種同情。我雖然頭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時對腦子里的“東西”卻似乎還拘查得不嚴。

　　我是住集體宿舍的，住所就在辦公室后面一排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許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張?zhí)僖危诶认拢鎸υ褐袧M栽的牡丹、月季之類，就著斜陽余暉，手執(zhí)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線裝本《越縵堂日記》，一面瀏覽其在京中的行蹤，一面細閱其所讀的包括經(jīng)、史、子、集的各類雜書，并在有關處夾入紙條，預備第二天上班時抄錄，真有陶淵明“時還讀我書”的韻味，差一點兒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長，1958年7月，由于幾個老牌出版社“專業(yè)分工”的確定，我又被調(diào)轉(zhuǎn)至中華書局，隨即轉(zhuǎn)入紛繁的編書生涯，“商務”那段短暫而悠閑的生活結束了，從此，“此情可待成追憶”(李商隱《錦瑟》語)了。

　　當時的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告誡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懂得愛惜專業(yè)人才，并不讓我去“下放勞動”，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書稿中，專致于編輯業(yè)務。我為審讀有關書稿，就上自《詩經(jīng)》下至《人境廬集外詩》地翻閱了不少書。

　　按照我當時政治處境，是不能寫文章往外發(fā)表的，于是我白天審讀、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書。當時我處理陳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詩評述匯編》，我提議由中華書局搞一套“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領導同意這一方案，于是把陳先生的這部書改名為《中國古典作家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和《楊萬里范成大卷》。

　　我平時從中華書局圖書館借書，夜間翻閱。每逢星期天，則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看一天書，中午把早晨所帶的饅頭伴著圖書館供應的開水當一頓午飯。我的近二十萬字的《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和七十余萬字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編出來的，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點。我沒有荒廢時間。

　　我那時就想嘗試一下，在出版部門長期當編輯，雖為他人審稿、編書，當也能成為一個研究者。我們要為編輯爭氣，樹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編輯是能成為專家學者的。

　　《楊萬里范成大卷》于1964年出版，《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卷》亦于1978年出版。關于山谷研究資料一卷，我曾寄送錢鍾書先生，以求指正，且當時亦未識得荊州。不久即收到錢先生賜函，得悉錢先生已閱過《楊萬里范成大卷》，有獎褒后學之厚意，更使我堅定走編輯學者化的道路。錢先生函摘錄如下：

璇琮先生著席：
　　十數(shù)年前得見尊纂石湖資料，博綜精審，即嘆可懸諸國門，為茲事楷模……心儀已久，頃奉惠頒新著，望而知為網(wǎng)羅無遺之巨編，沾丐何極。山谷句云：能與貧人共年谷。斷章以謝隆情厚賜，亦本地風光也。先此布懷，書不盡意，即祝起居安隱，文章富有。

錢鍾書上，二十六日。

　　李文饒言好驢馬不入行，研究所乃驢馬行耳。一笑。

　　應當說，中華書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學問的底子。我始終對這個環(huán)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詩人叢考》(中華版)2003年重印時的“重印題記”中說過：我在編輯工作中學到了那時大學環(huán)境中學不到的許多實在學問，這也得力于中華書局在學術界的特殊位置。但后來卻又受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抑、欺凌，以及因所謂世態(tài)炎涼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這個人畢竟是個書生，從上世紀50年代起，不管環(huán)境如何，總是抓時間讀書作文。

　　不過，頭幾年的事務也確實叢雜得夠嗆。

　　剛到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即碰到新編唐詩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對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來，說是清代乾隆年間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美化封建社會”，對今天的讀者毒素很大，我們要新編一本來加以“消毒”。新編當然無可厚非，問題是依據(jù)什么“標準”。既然舊編“美化封建”，我們現(xiàn)在就要反舊編之道而行之，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間作品為主，把相傳為黃巢的“反詩”以及民歌民謠優(yōu)先選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鶴等所謂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編輯室內(nèi)屢次為某些作品入選與否爭來爭去，編輯室一位副主任，可稱“三八式”干部，后來總結這次新編的工作，認為自始至終貫串“兩條路線”的斗爭，無疑是把我和其他幾位列入錯誤路線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鄧拓手下做過事，有老交情，于是請鄧拓當顧問，這本“新編”的前言即出于鄧拓之手。當時大家都洋洋自得，認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禍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時，把《新編唐詩三百首》也揭發(fā)出來了，說是鄧拓借選詩，把唐詩中描寫黑暗的作品大量選入，是借此攻擊“大躍進”、“總路線”，把一個好端端的新中國搞得暗無天日、一塌糊涂。

　　那時我還在河南安陽農(nóng)村搞“四清”，春夜靜寂時，讀到《人民日報》上的這一揭發(fā)批判文章，真是驚得目瞪口呆。因為我是參與者，明明白白知道詩是編輯室內(nèi)的人選的，只不過選成后鄧拓看看，怎么忽而變成是鄧拓選的了，而且是鄧拓借此而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工具”了！安陽是殷墟的舊地，甲骨文是我們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個農(nóng)家的昏微燈光下，面對著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們古老的歷史傳統(tǒng)中一種可怕陰森的東西。

　　《新編唐詩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間結束，隨即轉(zhuǎn)入雜務。記得我剛進中華書局時，一位編輯室主任曾給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寫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樞垣初刻》，叫我寫一篇“出版說明”；后來還經(jīng)手過顧頡剛先生標點的清人姚際恒的《詩經(jīng)通論》；第三部是《顧亭林詩文集》，除了通閱、標點外，還要各寫數(shù)千字的有評析的說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間文教戰(zhàn)線“拔白旗、插紅旗”，北大中文系師生編了一部陶淵明研究資料匯編，編輯室領導又命我做該書的責任編輯。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參加“二十四史”的校點。這樣的一種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對于像我這樣不到三十歲的人來說，也可以說是一種“鍛煉”，但它們對于我也是一種事業(yè)上的興趣，并不只是作為一種“任務”，我在理智上覺得應當把它做好。

　　而對于《學林漫錄》，則完全是出于一種趣味上的愛好。1979年至1980年間，我任中華書局古代史編輯室副主任。由于工作關系，我在古典文學界之外，又結識了歷史學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學者，交友面比過去稍廣了。我感到史學界的研究者，專業(yè)性似乎比古典文學界為強，對學術課題鉆研較深，但他們與古典文學界中一些朋友一樣，大多希望在專業(yè)范圍之外，瀏覽一些雖然也是學術問題卻比較輕松的漫談式的文章。這時，我正好從朋友處看到香港出版的《藝林叢錄》，受到啟發(fā)，覺得不妨也編這樣一種不定期的學術小品集。這正是《學林漫錄》初集“編者的話”所說的緣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愛好者，愿意在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內(nèi)，就平素所感興趣的問題，以隨意漫談的形式，談一些意見，抒發(fā)一些感想。而不少讀者，也希望除了專門論著之外，還可讀到學術性、知識性、趣味性相結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資談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擴大知識面，開闊人們的眼界，啟發(fā)人們的思想，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學林漫錄》的出版，正是為了適應這樣的要求。

　　至于編選的宗旨，仍用“編者的話”說便是：

　　《學林漫錄》的編輯，擬著重于“學”和“漫”。所謂“學”，就是說，要有一定的學術性，要有一得之見，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談，如顧炎武所說的“廢銅”。所謂“漫”，就是上面說過的不拘一格的風格與筆調(diào)。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時，寫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七律，有這樣兩句：“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是很有意義的。杜甫在他后期，詩律是愈來愈細了，但自己卻說是“漫與”，似乎是說詩寫得不怎么經(jīng)心了。這是不是謙詞呢?不是。老杜經(jīng)歷了大半生的戎馬戰(zhàn)亂，在離亂的生活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知識，稍有閑暇，又讀了不少書，只有在這樣的深厚的基礎上，才能寫出“渾漫與”三字，就是說，看來不經(jīng)心，其實正是同一篇詩中所說的“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拿杜甫這首詩中的詩句，來為我們這本書的“漫”字作注腳，恐怕是合適的。

　　其時，黃裳先生是刊物的作者與讀者之一，他曾來信鼓勵說：

　　刊物印刷裝幀皆佳，雖出版少遲，亦可滿意也。尊撰“大政方針”極是，近來“正經(jīng)”學術刊物甚多，然質(zhì)量殊不足與招牌相符。原因可能是人材寥落，后繼者少。魯迅有言，不妨大家降一級試試看，即試寫此種小文，不端架子，反能少有新意，亦未可知，不知以為如何。

　　《學林漫錄》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這一集是我一個人編的，籌備了大約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識師友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啟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寫兩篇，一是《記齊白石先生軼事》，一是《堅凈居題跋》。啟功先生的這兩篇可以說是代表《學林漫錄》的兩大部分內(nèi)容，就是記述近代有建樹的學者、作家、藝術家事跡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種內(nèi)容的學術小品。這在當時，對不少讀者來說，都有一種新鮮感，因此，頗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業(yè)中人的歡迎。正如第三集的“編者的話”所說：

　　讀者歡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約就在它的別具一格吧。所謂別具一格，從內(nèi)容上說，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較寬。舉凡近當代一些學者、作家、藝術家事跡的記述，詩文書畫的考析和鑒賞，古今著作的推薦和評論，以及讀書隨筆、序跋札記，只要有一得之見，言之有物，均可登載。另外，從文章的風格上，我們主張不擺架子，不作姿態(tài)，希望如友朋之間，促膝交談，海闊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問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約了古代史編輯室的張忱石和文學史編輯室的許逸民兩位合編。他們當時還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辦得多。《學林漫錄》刊登學者、作家、藝術家的事跡，在當時為其他刊物所少見，而約請的寫作者一般都是這些學者、作家、藝術家們的朋友、學生或親屬，親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然、真摯，讀來使人備感親切。這是《學林漫錄》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記述的有齊白石、陳寅恪、張元濟、朱自清、陳垣、黃侃、鄧之誠等四十幾位人物。

　　《學林漫錄》的文章一般只不過兩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給讀者以過重的閱讀負擔。有的還僅數(shù)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譯本〈浮生六記〉序》(第八集)和錢仲聯(lián)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記》(第十二集)。前者是吳小如先生約來的，后者是許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與錢先生一起開會，錢先生隨便談起時向他約的。兩篇都用文言寫：俞先生的序瀟灑清脫，一如晚明風格；錢先生的記則奧義麗辭，直追六朝譯經(jīng)。

　　但《學林漫錄》所收也有長文章，一是時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的錢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說他寫了老畫家顏文梁先生年譜，幾萬字，當時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顏先生雖然無論人品畫品都可稱為近代中國油畫界的佼佼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實在遺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為由向張、許兩位推薦，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油畫的發(fā)展，此文是非讀不可的。

　　另一長篇是北京大學吳小如先生的《京劇老生流派綜述》。這是吳先生的舊作，比錢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譜更長，從譚鑫培一直說到周信芳，共八篇，總計超過十萬字。這樣當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與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兩篇。本以為這樣的專門記述不易為眾人所注意，卻不想引起轟動效應，不但像啟功先生那樣的大學者贊不絕口，據(jù)我的大學同窗白化文介紹，北大一位化學系教師，每集必捧讀吳先生的這一長篇連載，寢食俱廢。更怪的是，據(jù)他說，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國工程技術界頗有建樹的長者，于平靜的回光返照中，對自己的一生是滿意的，別無眷戀，只惦記著要看看吳先生對馬連良的評議最后究竟如何。

　　我們幾個人還立了一個規(guī)矩，那就是從初集起，每一集的“學林漫錄”四字，都分別約請一些學者或書法家書寫，這樣集合起來不啻是當代名人書跡，不但有觀賞價值，還有文獻價值。初集由我約了錢鍾書先生題簽，以后幾集則是下列諸位先生：啟功、顧廷龍、葉圣陶、鄒夢禪、黃苗子、許德珩、許姬傳、張伯駒、李一氓、趙樸初、王蘧常、任繼愈等，這也是別具一格之處。封面設計也是一貫的素雅沉靜的風格。

　　自從1980年6月出版《學林漫錄》初集以后，就進度和印數(shù)來說，可以說每況愈下，特別是在1988年出現(xiàn)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個統(tǒng)計：初集1980年出，印了三萬多冊；第二、三、四集是1981年出，第五、六集是1982年出，第七、八集是1983年出，第九集是1984年出，這幾集印數(shù)都在一萬數(shù)千冊。1985年倒也出了兩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數(shù)已跌進一萬以內(nèi)了。而1985年以后，1986、1987兩年都是空檔，1988年1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數(shù)只有兩千五百冊。

　　這當然要虧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熱心，經(jīng)營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見。而相識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關心的，見到必問有新的出來否?有的開玩笑地說：《學林漫錄》的“漫”應該改為“慢”了。

　　結果第十三集于1991年5月出版，印一千冊；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冊。后來又把它們集合起來，換了封面重印過一次。中華書局擬陸續(xù)新編，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編輯新集了。

　　在編輯《學林漫錄》的過程中，我對于那些談書人書事的文章就十分有興趣，先后主張刊登過《傻公子的“傻貢獻”——嘉業(yè)堂藏書樓的過去和現(xiàn)在》(許寅)和《書林瑣記》(雷夢水)等，但畢竟側重點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編纂《中國藏書通史》問世以后，曾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學系1984屆畢業(yè)、到南京大學工作后曾經(jīng)有過多次學術合作的徐雁教授談及，在此領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籌劃一套《書林清話文庫》，大可裨補學壇，沾溉書林。我以為文庫的立意頗佳，有關各書的選題，如韋力先生的《書樓尋蹤》、曹培根先生的《書鄉(xiāng)漫錄》、孟昭晉先生的《書目與書評》、劉尚恒先生的《二余齋說書》、謝灼華先生的《藍村讀書錄》、周巖先生的《我與中國書店》以及來新夏先生的《邃谷書緣》、徐雁先生的《蒼茫書城》、虎闈先生的《舊書鬼閑話》、林公武先生的《夜趣齋讀書錄》、胡應麟等的《舊書業(yè)的郁悶》、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販書續(xù)編》，都極有文獻價值和文化涵義。

　　按20世紀初葉德輝曾著有《書林清話》一書，以筆記體裁記敘古代版刻、藏書情況，多有專門知識性的掌故。但他未說及何以名為“清話”。按陶淵明有詩云：“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為親。”(《與殷晉安別》)他與摯友臨別，可以連續(xù)兩夜(信宿)談話，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談，故更為親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劉楨有“清談同日夕，情敘憂勤”(《贈五官中郎將》之二)；東晉時名士殷浩因事離開京都，宰相王導特約其共敘：“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世說新語·文學》)。可見清話、清談、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細敘之意。我想，讀者披覽這套文庫，也必有此感。我讀韋力先生之《書樓尋蹤》、周巖先生之《我與中國書店》，既有一種滄桑之感，更有對書林的緬懷之情。現(xiàn)在在鄧子平先生的傾力支持下，經(jīng)過兩年多的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來自各地的作者們的書稿，盡管各自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他們鐘愛書籍文化、探究古今圖書的學術趣味卻是共同的，想讀者必會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淵明《扇上畫贊》)之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