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要籍介紹
34、《資治通鑒》
簡稱“通鑒”,編年體通史。由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編撰,歷時十九年。這部書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供統治者“鑒于往事,資于治道”,所以叫《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時間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歷史。全書按朝代分為16紀,即《周紀》5卷、《秦紀》3卷、《漢紀》60卷、《魏紀》10卷、《晉紀》40卷、《宋紀》16卷、《齊紀》10卷、《梁紀》22卷、《陳紀》10卷、《隋紀》8卷、《唐紀》81卷、《后梁紀》6卷、《后唐紀》8卷、《后晉紀》6卷、《后漢紀》4卷、《后周紀》5卷。
《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該書條理清晰而條貫,作者把從周威烈王到后周世宗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記述中重點突出,詳近而略遠,隋唐五代371年為全書重點所在,占全書40%,。其中《唐紀》所占篇幅最多,為81卷,其次為《漢紀》為60卷。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突出“資治”這一寫作目的。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魏明帝太和五年載“(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認為 “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資治通鑒》于敘事之后,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評論。司馬光在政治觀點方面主張法制永遠不變,其政治思想比較保守。他曾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在附論中,他認為象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等為諸侯,是棄“先王之禮”,廢“祖宗之法”。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北宋時期著名史學家、散文家。陜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地區夏縣)人,漢族。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年方20。英宗(趙曙,1032~1067)繼位前任諫議大夫,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熙寧(1068~1077)初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次年,判西京御史臺,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鑒》的編撰。司馬光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編撰《資治通鑒》上,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年),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共費時十九年。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于此書”。哲宗即位,還朝任職。元豐八年(1085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止新法。數月后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的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35、《通鑒外紀》
北宋劉恕撰。主要是補充《資治通鑒》起點以前周烈王二十三年的史實。全書共10卷,另有年表5卷,完成于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作者曾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作者打算補充起訖時間以外的歷史以擬取周烈王二十三年前編為“前紀”,后周周世宗顯德六年以后的歷史為“后紀”。后因病廢在家,僅成“前紀”。因《國語》被稱之為“春秋外傳”,改稱《通鑒外紀》。也稱作《通鑒外傳》,是我國最早的記述商朝以前歷史的傳記。
《通鑒外紀》還算不上史學名著,對后世影響也不大。但是,劉恕傾畢生精力于《資治通鑒》的修撰和補缺,其史學家高度的責任感和頑強不屈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劉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少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其父劉渙,精研史學,劉恕亦以史學擅名。皇祐元年(1049)舉進士,未弱冠。初授鉅鹿主簿,遷知和川、翁源二縣。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馬光自擇英才編修《資治通鑒》。司馬光薦劉恕同修,轉著作郎。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凡遇史事紛錯難治,則交劉恕。其時協助司馬光的副主編共有三人,一為劉恕,一為劉攽、一為范祖禹。漢代由劉攽分修,三國至南北朝由劉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因言宜恢張堯、舜之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忤王安石變色,恕不少屈,尋以親老告歸。改秘書丞,仍令就家續成前書,遂卒于家。劉恕除預修《資治通鑒》外,還自著《五代十國紀年》和《通鑒外紀》等史著。
36、《繹史》
纂錄上古到秦代史實的一部通史,清代馬骕撰。《繹史》分為太古、三代、春秋、戰國和秦代、外錄五部分,共160卷。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開辟原始”至“黃帝紀”; 三代20卷,夏、商、周傳說與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東遷”;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魯隱公攝位”至“春秋遺事”; 戰國50卷,三家分晉至秦亡,自“三卿分晉”至“秦亡”;外錄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詩譜、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10類。
《繹史》在內容上既詳載各代治亂興替及其規律,又詳載諸子百家之學說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該書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羅齊備,唐、宋類書中所引已遺佚的古書材料,也適當采擇。在材料上,除儒家經典外,廣采百家學說,將經、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證。考訂極為精詳,容納材料相當全面。
在體裁上,既具有記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長處。誠如本書《征言》所云:“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了然具焉。”在體裁上,除繼續吸取《左傳事緯》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形式之外,還融合了其它各種體裁,頗有創新。書后還列世系圖表與正文配合,包括《世系圖》37種、《地理圖》、《天象圖》10種、《古物圖》85種、《建制圖》8種、《譜表》4種、《古文字摹印》8種。創集記人、記事、圖表、書表于一書的綜合史書體裁。這在以往的史書中屬前所未有,“卓然特創,自為一家之體”。
《繹史》在馬骕生前就有刊刻,顧炎武看到此書,認為是“必傳之作”。時人還將馬骕的《繹史》與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稱清初“三大奇書”。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蘇州,特別垂問《繹史》之事,命大學士張玉書搜集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馬氏本籍鄒平,以二百兩白金買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運抵京師,由內府收藏。錢穆在評價馬骕《繹史》一書在清代的影響時這樣說:“后此漢學家所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偽、輯逸,宛斯此書均已發其大例。即后此漢學家目光所注,從事整理研討,以成學名家者,宛斯此書,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極清儒成績所至,最要者不過為古史作發明,則宛斯此書,豈不已牢籠范圍,而為之大揚榷乎?后大名崔述東壁,為《古史考信錄》,亦多有從宛斯所謂‘事同文異’、‘文同人異’處著眼者則宛斯此書,影響有清一代經史考訂之學,厥功至偉。”《繹史》的價值由此可窺一斑。
馬骕(1621-167),字宛斯,一字聰御,清代歷史學家。山東省鄒平縣 人。清世祖順治十五年(1658)中恩科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選授淮安府推官。以裁缺改任安徽靈璧縣知縣。1673年(圣祖康熙十二年)因急癥死于官邸。人祀名宦祠,私謚“文介先生”。
馬骕自幼聰敏好學,成年之后又遍涉百家之言,其在學術上的造詣和地位遠遠超過他的政治聲望。他是清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古史學家,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畢生殫研經史,尤以研究夏、商、周歷史著稱,時人稱其為“馬三代”,先后撰有《左傳事緯》、《繹史》、《十三代瑰書》等著述。《左傳事緯》是他長期研究《左傳》的心血結晶。他將《左傳》所記史實編寫成歷史事件108篇,計12卷,另有《附錄》8卷,成為一部以紀事本末體裁敘述春秋時代歷史的通史。此書每篇都有他的精辟見解和詳贍的史料依據,史評雖不免宣揚了一些封建觀念,但其中不少獨到深刻的見解至今猶給人以啟迪。《四庫全書總目》稱:“骕于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左傳事緯》的編纂,顯示了馬骕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卓越功力與才華。叢書《十三代瑰書》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經、史、子、集各類著作數百部,現僅存目次。
37、《資治通鑒紀事本末》
本書為“本末體”通史,南宋袁樞撰。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除了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解決閱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于《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于一件事情連 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 鑒》,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編年體以“時”為中心,紀傳體以“人”為中心,兩者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于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袁樞還 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于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所以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另外,由于《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通鑒紀事本末》即是任嚴州教授時所作。袁樞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
38、《續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寫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為止。《續資治通鑒》則上承《資治通鑒》,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編年體形式記載宋、遼、金、元前后四百零九年的歷史,作者為清代的畢沅。
畢沅積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經,以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為基礎,參以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葉隆禮《契丹國志》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數十種,記述詳明,文字簡要,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余種。《續資治通鑒》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梁啟超對該書評價極高,以為“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
畢沅(1730—1797年),字湘衡,號秋帆,因從沈德替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清經史學家,文學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年)賞輕車都尉世襲。病逝后,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39、《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中國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斷代編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南宋李燾撰。李燾仿司馬光著《資治通鑒》體例始自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年間,迄於宋欽宗趙桓靖康年間,記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資料豐富。作者本著“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的原則﹐於正史﹑實錄﹑政書之外,凡家錄﹑野記,廣徵博采。同時考證詳慎﹐多有依據。凡記載不同者﹐則兩存是說﹐時附己見﹐以注文標出。作者搜集材料時,“作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該書自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進:乾道三年(1167年),李燾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負責修撰神宗至欽宗四朝國宋及徽宗實錄,這一時期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修撰工作大大加快。第二年,李燾又奏進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燾第三次進書,是神宗至欽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進書,終于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史學巨著
《長編》為研究遼﹑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記述詳贍﹐史料豐富﹐近代治宋史者對該書史料價值評價甚高。《續資治通鑒長編》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堅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原則: “寧失于繁,勿失于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取材十分豐富,除宋代的實錄、國史外,還大量采用經、史、子、集,筆記小說,家乘志狀。南宋人陳傅良曾表彰說:“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大夫行狀志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鑒》起建隆、盡靖康二年,而一代元書萃年于此,可謂備矣。”清人譚鐘麟也認為此書“上據國典,下采私記,參考異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實粲然明備,實為《通鑒》后不可不讀之書。”
第二是繼承和發展了“考異”的優良傳統。司馬光在著《資治通鑒》時,著有《通鑒考異》,在書中排列不同材料,說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續資治通鑒長編》也采用了這一考異的方法,“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即當明著其誤削去,氣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錄出為考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續資治通鑒長編》注文多達一萬二千余條,七十多萬字。清人黃廷鑒以此評價很高,認為“其中分注考民劃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李燾雖然在政治見解和史學觀點上和司馬光很接近,但對司馬光的《涑水記聞》、《日記》等并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別是反映司馬光政見且為神宗粉飾的《神宗實錄》更是如此。相反,對王安石也能公正對待。雖然李燾“恥讀王氏(安石)書”,反對王安石的政治主張,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以私論害公議,公正、客觀地評價王安石變法期間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
《續資治通鑒長編》因為篇幅太大,故成書時就沒有全刻,而只是由秘書省按《續資治通鑒》的規格抄寫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從明朝《永樂大典》里錄出《續資治通鑒長編》入《四庫全書》,但《四庫全書》錄入的不是全本,缺徽,欽兩朝事跡等。嘉慶二十四年(1819)張金吾用活字排印愛日精廬本。光緒七年(1881年)浙江巡撫譚鐘麟命黃以周等以《四庫全書》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校愛日精廬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印成浙江書局本。1979年﹐中華書局開始分冊出版《續資治通鑒長編》點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為底本﹐用遼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本和文津閣本對校﹐改正了不少錯訛。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巖,四川眉州丹棱人。紹興八年(1138)進士,歷任華陽主簿、雅州推官、榮州知州、潼川府路轉運制官、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實錄院檢討官﹑修撰等職。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燾上書要求致仕,孝宗未允,數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閣學士,并以比致仕。
李燾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李燾博覽群書,特別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李燾性格剛強,特立獨行。早年入仕正是秦檜當政,秦檜死后,李燾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議論國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張拭曾說:“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燾一生自奉甚儉,不事鋪張,沒有嗜好,也沒有姬妾,也沒什么家產。李燾的著述很多,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王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
40、《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
本書體例同袁樞編纂的《通鑒紀事本末》,為“本末體”通史。為清代學者李銘漢與其子李子鍇共同完成,全書共110卷。主要依據清代學者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編纂而成。體;體例上按歷史事件標立卷目,詳細敘述了宋、遼、金、元4個朝代的歷史,主要時間界限為宋太祖960年至元順帝1341年。是繼《續資治通鑒》和《通鑒紀事本末》之后又一部對《資治通鑒》的補充完善。
李銘漢甘肅武威人,此書系家刻,不易得,可以《宋史紀事本末》和《元史紀事本末》代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