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資治通鑒》

　　簡稱“通鑒”，編年體通史。由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編撰，歷時十九年。這部書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供統治者“鑒于往事，資于治道”，所以叫《資治通鑒》。全書共294卷，300多萬字，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時間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寫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959），計跨16個朝代，共1363年歷史。全書按朝代分為16紀，即《周紀》5卷、《秦紀》3卷、《漢紀》60卷、《魏紀》10卷、《晉紀》40卷、《宋紀》16卷、《齊紀》10卷、《梁紀》22卷、《陳紀》10卷、《隋紀》8卷、《唐紀》81卷、《后梁紀》6卷、《后唐紀》8卷、《后晉紀》6卷、《后漢紀》4卷、《后周紀》5卷。

　　《資治通鑒》是我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史書中有極重要的地位。該書條理清晰而條貫，作者把從周威烈王到后周世宗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實，依時代先后，以年月為經，以史實為緯，順序記寫；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與各方面的關聯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讀者對史實的發展能夠一目了然。記述中重點突出，詳近而略遠，隋唐五代371年為全書重點所在，占全書40%，。其中《唐紀》所占篇幅最多，為81卷，其次為《漢紀》為60卷。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突出“資治”這一寫作目的。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在分裂時代，如三國，魏有〈紀〉，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南朝有〈紀〉，北朝無〈紀〉；五代有〈紀〉，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魏明帝太和五年載“（諸葛）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認為 “三國當以蜀漢為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資治通鑒》于敘事之后，皆有附論，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其余84篇是各家評論。司馬光在政治觀點方面主張法制永遠不變，其政治思想比較保守。他曾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在附論中，他認為象周威烈王命晉大夫魏斯等為諸侯，是棄“先王之禮”，廢“祖宗之法”。

　　司馬光（1019—1086）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北宋時期著名史學家、散文家。陜州夏縣涑水鄉（今山西運城地區夏縣）人，漢族。自幼嗜學，尤喜《春秋左氏傳》。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中進士甲科，年方20。英宗（趙曙，1032～1067）繼位前任諫議大夫，宋神宗（趙頊，1048年～1085年）熙寧（1068～1077）初拜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因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次年，判西京御史臺，居洛陽十五年，專門從事《資治通鑒》的編撰。司馬光把自己一生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編撰《資治通鑒》上，自英宗冶平三年（公元1066年），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共費時十九年。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精力盡于此書”。哲宗即位，還朝任職。元豐八年（1085年），任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主持朝政，排斥新黨，廢止新法。數月后去世。追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鑒》，還有《通鑒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的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游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兩人是孔子和孟子）。

35、《通鑒外紀》

　　北宋劉恕撰。主要是補充《資治通鑒》起點以前周烈王二十三年的史實。全書共10卷，另有年表5卷，完成于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作者曾助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作者打算補充起訖時間以外的歷史以擬取周烈王二十三年前編為“前紀”，后周周世宗顯德六年以后的歷史為“后紀”。后因病廢在家，僅成“前紀”。因《國語》被稱之為“春秋外傳”，改稱《通鑒外紀》。也稱作《通鑒外傳》，是我國最早的記述商朝以前歷史的傳記。

　　《通鑒外紀》還算不上史學名著，對后世影響也不大。但是，劉恕傾畢生精力于《資治通鑒》的修撰和補缺，其史學家高度的責任感和頑強不屈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劉恕（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少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其父劉渙，精研史學，劉恕亦以史學擅名。皇祐元年（1049）舉進士，未弱冠。初授鉅鹿主簿，遷知和川、翁源二縣。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馬光自擇英才編修《資治通鑒》。司馬光薦劉恕同修，轉著作郎。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鑒》，凡遇史事紛錯難治，則交劉恕。其時協助司馬光的副主編共有三人，一為劉恕，一為劉攽、一為范祖禹。漢代由劉攽分修，三國至南北朝由劉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因言宜恢張堯、舜之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忤王安石變色，恕不少屈，尋以親老告歸。改秘書丞，仍令就家續成前書，遂卒于家。劉恕除預修《資治通鑒》外，還自著《五代十國紀年》和《通鑒外紀》等史著。

36、《繹史》

　　纂錄上古到秦代史實的一部通史，清代馬骕撰。《繹史》分為太古、三代、春秋、戰國和秦代、外錄五部分，共160卷。太古10卷，三皇五帝，自“開辟原始”至“黃帝紀”； 三代20卷，夏、商、周傳說與故事，自“禹平水土”至“周室東遷”； 春秋70卷，十二公史事，自“魯隱公攝位”至“春秋遺事”； 戰國50卷，三家分晉至秦亡，自“三卿分晉”至“秦亡”；外錄10卷，分天官、律目通考、月令、洪范、地理、詩譜、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古今人表10類。

　　《繹史》在內容上既詳載各代治亂興替及其規律，又詳載諸子百家之學說和典章制度方面的內容，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該書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羅齊備，唐、宋類書中所引已遺佚的古書材料，也適當采擇。在材料上，除儒家經典外，廣采百家學說，將經、史、子、集一例看待，互相印證。考訂極為精詳，容納材料相當全面。

　　在體裁上，既具有記事本末特色，又糅合了編年體和紀傳體的長處。誠如本書《征言》所云：“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了然具焉。”在體裁上，除繼續吸取《左傳事緯》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形式之外，還融合了其它各種體裁，頗有創新。書后還列世系圖表與正文配合，包括《世系圖》37種、《地理圖》、《天象圖》10種、《古物圖》85種、《建制圖》8種、《譜表》4種、《古文字摹印》8種。創集記人、記事、圖表、書表于一書的綜合史書體裁。這在以往的史書中屬前所未有，“卓然特創，自為一家之體”。

　　《繹史》在馬骕生前就有刊刻，顧炎武看到此書，認為是“必傳之作”。時人還將馬骕的《繹史》與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稱清初“三大奇書”。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蘇州，特別垂問《繹史》之事，命大學士張玉書搜集馬骕所撰史籍，令人至馬氏本籍鄒平，以二百兩白金買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運抵京師，由內府收藏。錢穆在評價馬骕《繹史》一書在清代的影響時這樣說：“后此漢學家所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偽、輯逸，宛斯此書均已發其大例。即后此漢學家目光所注，從事整理研討，以成學名家者，宛斯此書，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極清儒成績所至，最要者不過為古史作發明，則宛斯此書，豈不已牢籠范圍，而為之大揚榷乎？后大名崔述東壁，為《古史考信錄》，亦多有從宛斯所謂‘事同文異’、‘文同人異’處著眼者則宛斯此書，影響有清一代經史考訂之學，厥功至偉。”《繹史》的價值由此可窺一斑。

　　馬骕（1621-167），字宛斯，一字聰御，清代歷史學家。山東省鄒平縣 人。清世祖順治十五年（1658）中恩科鄉試舉人，次年成進士，選授淮安府推官。以裁缺改任安徽靈璧縣知縣。1673年（圣祖康熙十二年）因急癥死于官邸。人祀名宦祠，私謚“文介先生”。

　　馬骕自幼聰敏好學，成年之后又遍涉百家之言，其在學術上的造詣和地位遠遠超過他的政治聲望。他是清代前期享有盛名的古史學家，在中國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畢生殫研經史，尤以研究夏、商、周歷史著稱，時人稱其為“馬三代”，先后撰有《左傳事緯》、《繹史》、《十三代瑰書》等著述。《左傳事緯》是他長期研究《左傳》的心血結晶。他將《左傳》所記史實編寫成歷史事件108篇，計12卷，另有《附錄》8卷，成為一部以紀事本末體裁敘述春秋時代歷史的通史。此書每篇都有他的精辟見解和詳贍的史料依據，史評雖不免宣揚了一些封建觀念，但其中不少獨到深刻的見解至今猶給人以啟迪。《四庫全書總目》稱：“骕于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左傳事緯》的編纂，顯示了馬骕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卓越功力與才華。叢書《十三代瑰書》收集了自周秦以下十三朝的經、史、子、集各類著作數百部，現僅存目次。

37、《資治通鑒紀事本末》

　　本書為“本末體”通史，南宋袁樞撰。袁樞編纂《通鑒紀事本末》的原因，除了給內外交困的趙宋封建政權提供安邦治國的藥方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解決閱讀《資治通鑒》的困難。由于《通鑒》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實，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記述，對于一件事情連 續好幾年的，它未能連貫記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閱好幾卷，讀者很不方便。袁樞根據《資治通鑒》記載的重要史實，以事件為中心，按照《通鑒》原來的年次，分類編輯，抄上原文，把司馬光的史論也抄上，每事標以醒目的題目，而袁氏本人沒有發表意見，也沒有加上一句話。這樣，共編集了239個事目，始于《三家分晉》，終于《世宗征淮南》，記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雖然只用了大約兩年的時間編寫《通鑒紀事本末》，但他熟讀《通鑒》卻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時間。他不但要熟讀《通 鑒》，了解其全部內容，還要吃透司馬光的史學見解。

　　袁樞最大的貢獻，是開創了以紀事為主的本末體，實現了史書編纂體的突破，從而出現了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足鼎立的體例。編年體以“時”為中心，紀傳體以“人”為中心，兩者各有千秋，而檢索不便則是它們的共同缺點。而袁樞創立的以“事”為中心的紀事本末體裁，卻彌補了編年與紀傳體的不足，因而豐富了史學內容，正如清代著名歷史學家章學誠所評論的那樣：“因事命篇，不為常格，……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文史通義·書教下》）

　　袁樞跟司馬光一樣，始終恪守“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的原則。因此他在編立標題，抄錄史料時，對于災異、符瑞、圖讖、占卜、鬼怪等絕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袁樞還 十分重視漢族政權的恢復事業，對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書特書，而對于進據中原及舉兵南犯的少數民族上層統治分子，則視為“石勒寇河朔”，“趙魏亂中原”。所以當參知政事龔茂良得到《通鑒紀事本末》一書時，立即推薦給宋孝宗。宋孝宗閱讀時，贊嘆地說：“治道盡在是矣。”（《宋史·袁樞傳》）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賜太子和江上諸帥，命熟讀之；還提升袁樞為大宗正簿。

　　另外，由于《通鑒》流傳已久，傳抄刻印，難免會有錯誤。《通鑒紀事本末》原抄《資治通鑒》，但對《通鑒》的校勘卻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們讀書時，可以把兩書互相校勘。

　　袁樞（1131—1205年），字機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甌）人。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中進士，歷任溫州判官、嚴州教授、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國學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職。《通鑒紀事本末》即是任嚴州教授時所作。袁樞晚年喜易，著有《易學索引》、《周易辯異》等。

38、《續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寫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為止。《續資治通鑒》則上承《資治通鑒》，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編年體形式記載宋、遼、金、元前后四百零九年的歷史，作者為清代的畢沅。

　　畢沅積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為經，以徐乾學《資治通鑒后編》為基礎，參以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葉隆禮《契丹國志》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數十種，記述詳明，文字簡要，取材宏博，考證謹嚴，編排合理，總引資料達三百余種。《續資治通鑒》糾正了以往宋史專著詳北宋略南宋的偏頗，還增加了少數民族的資料。梁啟超對該書評價極高，以為“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

　　畢沅（1730—1797年），字湘衡，號秋帆，因從沈德替學于靈巖山，自號靈巖山人。清經史學家，文學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進士，廷試第一，狀元及第，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撫，第二年擢湖廣總督。嘉慶元年（1796年）賞輕車都尉世襲。病逝后，贈太子太保，賜祭葬。

39、《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是一部編年體史書，也是中國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斷代編年史。原本980卷﹐今存520卷。南宋李燾撰。李燾仿司馬光著《資治通鑒》體例始自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年間，迄於宋欽宗趙桓靖康年間，記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續資治通鑒長編》。

　　《續資治通鑒長編》資料豐富。作者本著“寧失於繁﹐無失於略”的原則﹐於正史﹑實錄﹑政書之外，凡家錄﹑野記，廣徵博采。同時考證詳慎﹐多有依據。凡記載不同者﹐則兩存是說﹐時附己見﹐以注文標出。作者搜集材料時，“作木廚十枚﹐每廚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聞﹐必歸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條”。該書自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進：乾道三年（1167年），李燾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負責修撰神宗至欽宗四朝國宋及徽宗實錄，這一時期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的修撰工作大大加快。第二年，李燾又奏進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燾第三次進書，是神宗至欽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進書，終于完成了這部卷帙浩繁的史學巨著
《長編》為研究遼﹑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記述詳贍﹐史料豐富﹐近代治宋史者對該書史料價值評價甚高。《續資治通鑒長編》有兩個顯著的特點，首先是堅持司馬光編《資治通鑒》的原則： “寧失于繁，勿失于略。”《續資治通鑒長編》的取材十分豐富，除宋代的實錄、國史外，還大量采用經、史、子、集，筆記小說，家乘志狀。南宋人陳傅良曾表彰說：“本朝國書，有日歷，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大夫行狀志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鑒》起建隆、盡靖康二年，而一代元書萃年于此，可謂備矣。”清人譚鐘麟也認為此書“上據國典，下采私記，參考異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實粲然明備，實為《通鑒》后不可不讀之書。”

　　第二是繼承和發展了“考異”的優良傳統。司馬光在著《資治通鑒》時，著有《通鑒考異》，在書中排列不同材料，說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續資治通鑒長編》也采用了這一考異的方法，“若舊本有誤處，及有合添處，即當明著其誤削去，氣添處仍具述所據何書，考按無違，乃聽修換，仍錄出為考異；不然則從舊，更勿增改。”《續資治通鑒長編》注文多達一萬二千余條，七十多萬字。清人黃廷鑒以此評價很高，認為“其中分注考民劃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李燾雖然在政治見解和史學觀點上和司馬光很接近，但對司馬光的《涑水記聞》、《日記》等并不是照單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別是反映司馬光政見且為神宗粉飾的《神宗實錄》更是如此。相反，對王安石也能公正對待。雖然李燾“恥讀王氏（安石）書”，反對王安石的政治主張，但在《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以私論害公議，公正、客觀地評價王安石變法期間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

　　《續資治通鑒長編》因為篇幅太大，故成書時就沒有全刻，而只是由秘書省按《續資治通鑒》的規格抄寫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庫全書》時，四庫館臣從明朝《永樂大典》里錄出《續資治通鑒長編》入《四庫全書》，但《四庫全書》錄入的不是全本，缺徽，欽兩朝事跡等。嘉慶二十四年（1819）張金吾用活字排印愛日精廬本。光緒七年（1881年）浙江巡撫譚鐘麟命黃以周等以《四庫全書》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校愛日精廬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印成浙江書局本。1979年﹐中華書局開始分冊出版《續資治通鑒長編》點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為底本﹐用遼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本和文津閣本對校﹐改正了不少錯訛。

　　李燾（1115～1184）﹐字仁甫﹐一字子真，號巽巖，四川眉州丹棱人。紹興八年（1138）進士，歷任華陽主簿、雅州推官、榮州知州、潼川府路轉運制官、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實錄院檢討官﹑修撰等職。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春，李燾上書要求致仕，孝宗未允，數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閣學士，并以比致仕。
李燾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李燾博覽群書，特別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李燾性格剛強，特立獨行。早年入仕正是秦檜當政，秦檜死后，李燾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議論國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張拭曾說：“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燾一生自奉甚儉，不事鋪張，沒有嗜好，也沒有姬妾，也沒什么家產。李燾的著述很多，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王代將帥年表》合為四十一卷。

40、《續資治通鑒紀事本末》

　　本書體例同袁樞編纂的《通鑒紀事本末》，為“本末體”通史。為清代學者李銘漢與其子李子鍇共同完成，全書共110卷。主要依據清代學者畢沅的《續資治通鑒》編纂而成。體；體例上按歷史事件標立卷目，詳細敘述了宋、遼、金、元4個朝代的歷史，主要時間界限為宋太祖960年至元順帝1341年。是繼《續資治通鑒》和《通鑒紀事本末》之后又一部對《資治通鑒》的補充完善。

　　李銘漢甘肅武威人，此書系家刻，不易得，可以《宋史紀事本末》和《元史紀事本末》代替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