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東洋文庫

　　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亞洲研究圖書館，也是日本三大漢學研究重鎮之一，位于東京都文京區。是一個專門把中國與中國文化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圖書館兼研究所，1948年起成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館。

　　東洋文庫的前身是英國人莫里遜（Geoge Ernest Morrison）創立的莫里遜文庫。莫里遜于1897年以倫敦《泰晤士報》通訊員身份來華，后任北洋軍閥政府的英國顧問。此人從1897年到1917年的二十年間，在中國收集圖書文獻二萬四千余冊，地圖畫卷一千余份。這些文獻主要是以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瑞典文、波蘭文、匈牙利文、希臘文和芬蘭文等十幾種語撰寫的有關部門中國、西伯利亞及南洋各國的論著。這些論著涉及政治、外交、法制、經濟、軍事、歷史、考古、藝術、地理、地質、動物等許多的領域，有許多的珍版善本，如馬可·波羅的《東方聞見錄》，莫里遜文庫保存有十五世紀的十四種刊本。這些文獻中還有大量的極為重要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如中國海關自建立以來的“季報”、“年報”、“十年報”，美國政府的“遠東外事匯報”，英國政府關于中國問題的“藍皮書”，歐洲各國政府駐華大館的“報告”等等。另外有五百余冊中國語辭書，大都是在華的傳教士們在十七—十九世紀時代編纂的中國地方方言與歐洲語言對譯的各種“手冊”。此外還有百十種五千余冊定期刊物，這些刊物是關于中國及東亞的專門性雜志，以及歐洲各國的亞細亞協會、東洋學會的會報、論叢之類。上述資料最早藏于中國北京東交民巷，最后北京王府井大街寓所建立了以本人姓氏命名的私人圖書館——莫利遜文庫，藏書約2.4萬余冊。大約在1916年前后，莫里遜私下進行出賣這批文獻的交易，曾與美國的耶魯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荷蘭公使館等洽商。這一消息為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總裁井上準之助（此人后來為山本權兵衛內閣的大藏大臣）所知，他與當時日本三菱財閥的巨頭巖崎久彌相協商。1917年夏天，他們委派正金銀行的董事小田切萬壽之助為代表，攜帶東洋史學的名家石田干之助等來華，與莫里遜反復磋商，同年8月29日終于以35，000英鎊成交，這批典籍遂被藏于日本深川巖崎久彌的別墅中。

　　巖崎久彌以這批從中國來的文獻為基礎，撥款三百五十五萬日元作為基金，于1924年11月正式建立“東洋文庫”。在石田干之助、榎一雄等人的經營下，東洋文庫收藏各國有關東方研究的書籍相當全面。至上世紀末，藏書已達95萬多冊，包括中國、日本、朝鮮、蒙古、西伯利亞、中亞、西亞、埃及、印度、東南亞等國和地區的圖書資料。

　　東洋文庫在日本學術界被稱之為亞洲文獻的寶庫，實際上是一個把中國與中國文化作為主要對象的專門性的圖書館兼研究所。所藏中國珍籍有：中國方志和叢書約4000部、中國方言辭典500多冊、中國家譜、清版滿蒙文書籍、中國探險隊報告、中國考古學資料、《順天時報》、《華北正報》、各種版本的大藏經和其他西藏文獻3100件等。其中有在東洋文庫的特藏中，有五種漢籍被列為“日本國寶”。其中三種即《春秋經傳集解》、《史記》（夏本紀、秦本紀）和《文選集注》，皆為平安時代（794—1185年）人仿唐寫本的手抄本，相當于晚唐和五代時期，至為可貴。在日本漢籍史上，它們屬于“準漢籍”。另外兩種，即《毛詩》殘卷與《古文尚書》殘卷，皆為傳入日本的中國唐人寫本。日本現今保存的《毛詩》唐人寫本有三種，皆為殘卷。一種是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本，此卷系《毛詩正義》單疏本之殘卷，今存卷第十八大雅“蕩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五”中“韓奕”末尾二句及“江漢”一首。已被確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另一種是京都市藏本，此卷系《毛詩正義》單疏本之殘卷，今存卷第六，凡四殘葉。內容乃秦風“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之中，從“小戎”末尾的“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之疏至“蒹葭”首部之疏，并“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疏的一部分及其后片斷的疏文。四紙內容并不完全連續，然接近《毛詩正義》原本的面貌。也已經被確定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第三種即今東洋文庫的藏本。此為日本現今保存的《毛詩》唐寫本中惟一的鄭玄箋本。東洋文庫藏《毛詩詁訓傳》今存卷第六（唐風）“唐蟋蟀詁訓傳第十”卷中有朱筆“乎古止點”及反切，偶有假名批點，此系日本平安時代（794—1185年）博士家所為。此卷于1952年3月被確定為“日本國寶”。

　　東洋文庫的藏書，在語種上主要分為八類：一，漢文文獻，其中收藏的史類書，尤其是地方志、族譜，在國外圖書館中是僅見的。 二，藏文文獻；三，蒙文文獻；四，滿文文獻；五，歐美語文文獻；六，朝鮮文文獻；七，越南文文獻；八，日文文獻。從創建到現在，文獻資料的收藏已經擴張了二十余倍。這些書的來源，在戰前主要是依靠以日本對中國和東亞、南亞的武裝侵略為后盾，在中國、朝鮮、印度支那等地進行的掠奪。例如，從1931年到1936年他們雇用竊手在西藏、蒙古等地竊走西藏藏經丹珠爾一部凡103帙、蒙古藏經甘珠爾一部凡102帙、蒙文佛經225種、母珠爾一部225帙；又如1936年4月，從上海盜走滿族鑲紅旗文書（從雍正到清末的資料）共2402函（冊數不詳）等。這些文獻奠定了東洋文庫研究我國東北與西藏的基礎（即所謂的“滿洲學”和“西藏學”）。當時，也有一些贈送的書籍，但這些被贈送的資料卻是贈送者本人以非常的手段所獲得的。如當時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部長藤田豐八，曾向東洋文庫贈送日漢文獻1765種計21669冊，其中有相當大的部分便是從臺灣取走的我國臺灣地區的有關高山族、紅頭嶼等的資料；巖崎久彌本人也于1932年把家藏的漢籍5291部凡23777冊送交文庫；1936年小田切萬壽之助去世后，他的私人藏書19481冊也歸入東洋文庫，除了一部分為贈送者購買的之外，皆屬這類性質。戰后的情況有了變化，東洋文庫主要是通過購買，并派遣專家前往有關部門國家，鑒定“東洋學”有關部門文獻，制成副本收藏，例如，在六十年代已經將法國國民圖書館伯希和所藏的敦煌文獻的未公開部分拍得照片，東京大學教授、已故的木夏一雄先生曾受東洋文庫的數度派遣，對西班牙、葡萄牙等所藏十九世紀之前的有關部門中國的沒有發表的古文書進行調查，并已經取得相當多的副本。

　　東洋文庫創建之初，除圖書部外，還建立了研究部系統，聘任兼職或專職的東洋文庫研究員，編輯出版《東洋文庫歐文紀要》（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of the Toyo Bunko）、《東洋文庫和文紀要》（即《東洋學報》），以及《東洋文庫論叢》、《東洋文庫歐文論叢》等雜志、叢書。研究部下設敦煌文獻、西藏、中亞、伊斯蘭等研究委員會。其中，敦煌文獻研究委員會編印《西域出土漢文文獻分類目錄初稿》4冊、《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文書集》，西藏研究委員會編有《斯坦因蒐集藏語文獻解題目錄》12冊。1961年該文庫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要求附設了東亞文化研究中心。這是它與日本其它文庫最大的不同之點，也是以后東洋文庫在日本學術界享有盛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網址：http://www.toyo-bunko.or.jp

7、靜嘉堂文庫

　　由同屬于巖崎家族的巖崎彌之助（彌太郎之弟）創立。巖崎彌之助從明治二十五年（1892）前后開始搜集中國和日本的古籍。中國清末藏書家陸心源去世后，巖崎彌之助于明治四十年（1907年）購得其皕宋樓所藏宋元版刻本和名人手抄本4146部43218冊，成為靜嘉堂文庫的基本藏書。靜嘉堂在收購陸氏藏書之前，其庫藏只有三萬余卷，皕宋樓宋元舊刻220多種的入庫，使靜嘉堂一夜崛起，成為舉世皆知的大藏書樓。后來出版的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載明，該樓收藏的宋元舊刻總量中，皕宋樓宋版占88％，元版占81％。1992年，靜嘉堂正式公布的20萬冊庫藏中，陸心源遺書占其中漢刻本總量的36％，是其全部藏書量的20％。前往湖州陸家購書的島田翰回日本后，寫有《宋樓藏書源流考并購獲本末》一文，盡顯其喜出望外。后來巖崎彌之助及其子巖崎小彌太還購入島田篁村、竹添井等明治時期著名學者的藏書。使靜嘉堂所藏漢籍無論質與量均稱一流。大正十三年（1924）在現址建館，并把藏書公開。1948～1970年間該文庫成為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分館，后復改為獨立機構。

　　靜嘉堂所藏圖書約20萬冊（其中漢籍12萬、日本古籍8萬），另有6000多件中國、日本的古代美術作品。其中珍藏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的有元朝趙孟頫和中峰明本尺牘一帖等；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的有宋版《周禮》殘本（蜀大字本）2冊、宋版《說文解字》8冊、宋版《漢書》（湖北提拳茶鹽司刊本）40冊、宋版《唐書》90冊、宋版《外臺秘要方》42冊、宋版《李太白文集》12冊等。館藏漢籍中還有元版《東京夢華錄》、清抄《廣雅疏義》等。

　　日本近代最著名的版本學家和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從1926年至1936年任靜嘉堂文庫干事，主要從事編目工作。從1927年起，長澤多次來華訪書購書，也同時為靜嘉堂文庫采購書籍。其中，買書最多的是1928年，共為靜嘉堂文庫買入各種漢籍349部。該文庫將陸心源舊藏編成《靜嘉堂秘籍志》（1917）。另編有《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1930）及其《續篇》（1951）。文庫所藏漢籍善本，在1992年出版的《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解題中記錄頗詳。但全部藏書的新目錄仍待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