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
——文言語氣詞非口語說
二、文言語氣詞是何時“消失”的?
除了文言語氣詞的出現過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說:“漢語語氣詞的發展有一個特色,就是上古的語氣詞全部都沒有留傳下來,‘也’、‘矣’、‘乎’、‘哉’、‘歟’、‘耶’之類,連痕跡都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來自各方面的新語氣詞。”[14]根據筆者的理解,王力先生這里說的應該是在口語當中,因為在書面語中一直到現在還有人零星使用著文言語氣詞。語氣詞在現代漢語中的重要作用,無論在口語中還是在書面語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毋容置疑。出于同樣的道理,文言語氣詞在語言交流中的作用也應該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類詞,突然某一天在口語中消失得“連痕跡都沒有了”,雖然王力先生將這種矛盾現象說成漢語發展的“一個特色”,但這個“特色”是否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語棄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卻被書面語奉之若神明,甚至成為文人身份的標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續使用了兩三千年。正因為這種現象難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觀點,千方百計地尋找文言語氣詞與近代漢語語氣詞的聯系。筆者認為,既然古代口語中確實存在過文言語氣詞,那么首先搞清它們是何時“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消失”的原因,最終解開這個語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語言學界流傳著一句名言:“說有易,說無難。”口語既然是一種瞬間即逝的表達方式,要準確地判斷文言語氣詞在古代口語中是何時消失的,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過,筆者這里采取一種不同的思維與推理方式,通過對古人論述中的蛛絲馬跡的細致剖析,試圖尋找一個更接近真實的答案。考察的順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漢,看看文言語氣詞究竟是何時從口語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語中有無文言語氣詞?
明清口語中有無“之乎者也”?若非專業研究者可能不敢輕意回答,但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大多應該明白,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說、戲曲的繁榮期,白話已占據了書面語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紅樓夢》等最接近口語的作品中,并無“之乎者也”之類。《紅樓夢》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說:“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15]說明曹雪芹是反對作品人物滿口“者也之乎”的,因為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現實。其實,不但鬟婢們口語中沒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會有,口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時代不可能存在兩種語氣詞。清代語言學家對此問題也有明確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虛字說》,明確表示當時口語中并無文言語氣詞。他說:“五方殊語,莫不隨其語而聲情以具,俗所謂口氣也。……當其掉舌時,何嘗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聲則可以諸字括之而無余。”[16]他在強調虛字的語氣功能時,明確指出“焉”、“哉”、“乎”、“也”這些語氣詞,在口語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說話之意。同時,他還認為“嗚呼”、“噫嘻”這一類感嘆詞也不是口語:“‘嗚呼’‘噫嘻’之類,非言也,注為‘辭’,言此乃寫聲之文辭也。”[17]前一個“言”就是指口語,“文辭”即書面語,“非言也”即指“嗚呼”、“噫嘻”并不是口語詞,只在書面語中存在。袁仁林將口語與書面語分得很很清楚:“出諸口為言辭,寫之字為文辭,筆舌難分,而其為‘辭’則一。”[18]清人胡煦《周易函書約存》云:“《周易》為上古之書,文字初起,不能不簡而該,使人便于傳習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牘連篇而不可止矣。”[19]所謂“添出‘者也之乎’”明確是說古人寫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屬于口語。康熙年間魏維新在為元盧以緯《助語辭》作的序中,既強調了“之乎者也”對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論其使用之難,慨嘆“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說明清人雖然也寫文言文,但對文言語氣詞的真正含義與作用,大約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義與用法。
明清之際的李漁主張寫文章要“一氣如話”,他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20]如果口語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就夠了,不會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這一句。顯然,李漁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說話”之外的。明代的王驥德主張戲曲語言要用口語,他說:“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當家。”[21]他認為戲曲對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為這些詞匯不是口語,觀眾聽不懂,所以不會歡迎。明人胡文煥為《助語辭》作序時引諺“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來的好秀才”,且云:“蓋謂此易曉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若這些語氣詞為當時口語,天天都在用,豈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諺也是說的語氣詞使用之難,只有秀才們才能用得好,這也從側面說明明代口語中肯定沒有文言語氣詞。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見孔子五十五代孫衍圣公孔克堅,說了如下一段話:“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23]完全沒有文言語氣詞。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時也用白話:“說與戶部官知道:……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24]明成祖朱棣主張給邊疆將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話:“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25]皇帝平時說的也是白話,實錄中的文言都是史官們改成的。
不僅如此,明清戲曲小說中總是把“之乎者也”作為酸腐文人的標志,大加嘲諷。如明賈仲名《對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論,使不著調‘子曰’弄‘詩云’,待做惜花人。”周清源《西湖二集·吳越王再世索江山》:“原來這些父老,不過是與錢王一伙同挑鹽擔的人,如何曉得‘之乎者也’?”《鏡花緣》有一段情節,更為形象地說明當時人對“之乎者也”的態度。第23回:“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語,它不可能單單成為文人的標志而受到嘲諷,酒保也不會因此而道歉。正因為“之乎者也”本來只應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風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將之帶入口語,所以才被百姓們譏為“酸腐”。
(二)宋元口語中有文言語氣詞嗎?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漢語發展成熟的時期,白話語體已經滲入多種文體,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詞派、宋儒語錄、宋元話本小說及元曲這些接近口語的作品,就會發現書面語中已經出現了一套全新的語氣詞,這才是真正活在口語中的語氣詞。雖然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語氣詞在使用,但那顯然只是一種文人作文的仿古“慣性”使然。金元戲曲中借“之乎者也”諷刺文人的情節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四:“俺捺撥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賣弄能言語,俺錯口兒又不曾還一句。”[26]元關漢卿《單刀會》第四折:“我根前使不著你‘之乎者也’、‘詩云子曰’,早該豁口截舌。”[27]這都說明迂腐文人把書面語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語中來,下層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認為那是很可笑的行為。前述明清小說曲以“之乎者也”為口實諷刺文人,不過是繼承了元雜劇的傳統。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載:“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劃,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覺得日常口語中說的“朱雀門”就足夠了,不明白中間加個“之”字有什么用處。宋太祖的困惑無可辯駁地說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語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這幾個語氣詞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宋代口語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說話也離不開這些詞匯,豈能不明白“之”的用處?又怎能說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這種荒唐的話?其實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話,并無“之乎者也”。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與你作指揮,問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都頭”、“與臀板十七板”、“點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樣,無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虛詞,以顯其雅。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話:“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30]
宋人洪邁云:“《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所謂“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邁強調“作文”,顯然是相對于口語而言;而且他認為這些語氣詞的作用是“句絕”,也就是指書面語中的一句話的停頓標志,而口語中的停頓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標志。如果宋代口語有“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人人都要用,洪邁何以要單說“作文者皆然”?強調“作文者”,正說明“不作文”的社會大眾是不用這些語氣詞的。他先是說“《毛詩》所用”,最后又說“至今作文者”,明顯指的是從上古到宋代的書面語,與口語無涉。與之同時的陳骙在其所著《文則》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32]在陳骙這部著作里,“言”與“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語,“文”是指書面語。所以他還有“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載言,則文貴其簡也”之論。像洪邁一樣,陳骙在這里強調的是助辭在“文”中的作用,舉的例子也全為先秦經典,顯然是把口語排除在外的。盡管洪邁、陳骙重視語氣詞在書面語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語中并沒有這些詞匯,所以文人下筆錯誤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歐陽修散文被譽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虛就指責他的《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多錯下‘其’字”;還批評蘇東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盧以緯撰古代第一部虛詞專著《語助》,用當時口語釋文言虛詞。比如他釋“之”:“多有‘底’(平)字意”,此處“底”即現代漢語結構助詞“的”;釋“亦”:“是俗語‘也’字之意”;釋“已”:“此有俗語‘了’字之說”;釋“甚”:“猶吳人俗語‘曷’字”。可見元代“底”、“也”(副詞)、“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之”、“亦”、“已”、“甚”都是書面語詞匯。盧元緯還將“不亦說乎”譯為“莫不也有喜悅處嗎(平)?”可見“嗎”是元代口語,“乎”則不是。另外,元雜劇及朝鮮人學漢語的教材《老乞大》中,還有“里”、“么(末)”、“著”、“那”、“罷”、“呵”、“來”等新出現的語氣詞,這些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且直到現在大多仍然活躍在口語中。元人吳澄撰《經筵講議》為皇帝講書,將《帝范君徳》翻譯成口語,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為教太子底上頭,自己撰造這一件文書,說著做皇帝底體面。為頭兒說做皇帝法度,這是愛惜百姓最緊要勾當。國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著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見有。”[34]完全沒有文言語氣詞。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漢語,詔書文誥用的是漢蒙夾雜的所謂“漢兒語言”,全為大白話,根本見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說:“我們發現,在北宋,古漢語語氣詞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其實,豈止“消亡快”而已,這些語氣詞本來在宋元的口語中就不存在。
(三)唐代口語中也沒有文言語氣詞
在很多的觀念里,唐代既是一個“詩的時代”,而且韓柳的古文也影響深遠,成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語應該是文言體。其實這只是書面語留給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語中同樣是不存在的。最明確的一個證據見于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在信中批評杜生說:“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36]柳宗元在這里所說的“助字”,就是指的語氣詞。他認為“乎、歟、耶、哉、夫”這幾個“助字”是表疑問語氣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語氣的。作為古文大家,柳宗元對文言語氣詞的認識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辭”、“決辭”的分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唐人對此問題的最高認識水平。后來《馬氏文通》將助字分為“傳疑”、“傳信”,就是繼承了柳宗元的說法。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這段論述,文學史家贊其提攜后進,語言學者則肯定其第一次將語氣詞分為傳疑、傳信二種,這都有道理。但筆者更關注的則是杜溫夫其人。杜溫夫何許人,已難以查考。但據《舊唐書·柳宗元傳》載,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于時,時號柳州云”[37]。這個杜溫夫兩月之內給柳宗元寫了三封信,還寄了十卷文章,讓柳“指正”。柳不但給他回了信,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分不清這幾個最常見語氣詞的基本用法。從情理上推測,杜生雖然未必稱得上“名士”,起碼也算得上當時的一個“寫家”,但他何以連疑問句要用疑問詞,肯定句要用肯定詞這么簡單的知識都不懂呢?如果這些語氣詞就存在于唐代口語中,而這位不懂用法的年輕人又如何與人進行口語交流呢?他難道會在向別人發問時用肯定語氣,而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時反而要用疑問語氣嗎?我們知道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錯某個詞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嗎、呢、呀”將語氣詞混為一談的現象,卻是很少見到的,甚至完全沒有。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口語中“啊、嗎、呢、呀”表示著不同的語氣,要表達什么語氣就用相對應的語氣詞,這是連呀呀學語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識,只要把口語“照搬”到書面語中,就不可能發生用錯語氣詞的問題。杜溫夫竟將“乎、歟、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錯誤,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種解釋,即唐代口語中并不存在這些語氣詞,而他又沒從前人的文言書面語中體會出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故發生錯誤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為杜溫夫提的建議也說明了同一問題:“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他讓杜生將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與自己的說法相對照,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些語氣詞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讓杜生從前人著作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從口語實踐中去學習呢?正說明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其實只是一種書本知識,而且是只存在于“前聞人”書本上的知識,并非口語實踐問題。柳宗元對杜生的教導,當然是他自己的經驗之談,因為他就是從前人書本上而不是從口語中學到的這些知識。
類似的故事還有一個。唐闕名《玉泉子》載,唐元和年間的宰相李絳有個侄子叫李據,沒讀過書,托祖蔭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該打五大板,判詞寫的卻是:“如此癡頑,豈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應挨五大板,但因不懂“豈”的用法,將判詞寫反了。手下人趕忙提醒他說:“豈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據卻不買賬,反而強詞奪理地說別人不懂:“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哉?”[38]他認為“豈”是助語是對的,但進而認為“豈”與“之乎者也”的用法沒有什么區別,則很荒唐。這說明唐代口語里不但沒有“之乎者也”,連“豈”字也是沒有的,否則,李據何以不懂“豈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鬧出笑話?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說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語,而“豈”只是當時的書面語。李據沒文化,又想轉文,結果把“豈”的意思弄反了。這個故事的開頭就特地點出李據“不知書”,他不懂“豈”的含義并與“之乎者也”混為一談,正是“不知書”的結果。因為這幾個詞都是書面語,不識書的人不可能分清它們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語中有這幾個語氣詞,即使“不知書”,他也不可能弄錯。其實,唐代用錯“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書”者,也有文壇大家。如韓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陳長方就認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當”[39],也就是語氣詞用得不對。如果仔細體會,這個“下”字正與胡煦所說的“添”字意同。陳長方甚至懷疑這不是韓愈所作,因為他覺得韓愈不該犯這么低級的錯誤。洪興祖則謂“《通解》、《擇言解》、《鄠人對》,或云皆少作。”[40]從另一個角度為韓文的錯誤緩頰,但同樣也認為韓文用錯了“之乎者也”。韓愈號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看來他對前人亦步亦趨的模仿還是未能盡善;其實,“三代兩漢之書”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來就頗多混亂,后世仿古者在這個問題上出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們讀讀唐代比較口語化的作品,就會感到其中的文字與“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與現代語言更為相似。唐初詩人王梵志有“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這樣的詩,而唐末盧延讓詩中則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詩達到“老嫗解之”的程度,實際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語化,故白詩里就沒有文言語氣詞。在唐代僧人語錄、變文等佛教文獻中,文言語氣詞的數量極少。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論語》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壇經》和《變文集》的使用率均為1‰,真可說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這幾部文獻多為禪家語錄與故事,記錄的人物語言非常多,恰是這部分內容幾乎沒有文言語氣詞,出現的是真正的口語語氣詞“摩”、“聻”、“那”等。綜合多種文體中的這些現象,再聯系杜溫夫與李據的故事,我們就會相信,唐代口語中從來都不存在文言語氣詞,而并不像有的學者所說“文言語氣詞在口語中要退位了”[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