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言語氣詞是何時“消失”的？

　　除了文言語氣詞的出現過于突然，它的消失也很神秘。王力先生說：“漢語語氣詞的發展有一個特色，就是上古的語氣詞全部都沒有留傳下來，‘也’、‘矣’、‘乎’、‘哉’、‘歟’、‘耶’之類，連痕跡都沒有了。代替它們的是來自各方面的新語氣詞。”[14]根據筆者的理解，王力先生這里說的應該是在口語當中，因為在書面語中一直到現在還有人零星使用著文言語氣詞。語氣詞在現代漢語中的重要作用，無論在口語中還是在書面語中，我們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毋容置疑。出于同樣的道理，文言語氣詞在語言交流中的作用也應該是不可缺少的。如此重要的一類詞，突然某一天在口語中消失得“連痕跡都沒有了”，雖然王力先生將這種矛盾現象說成漢語發展的“一個特色”，但這個“特色”是否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呢？更奇怪的是，被口語棄之如敝履的“之乎者也”，卻被書面語奉之若神明，甚至成為文人身份的標志，斯文典雅的象征，持續使用了兩三千年。正因為這種現象難以理解，不少研究者并不同意王力先生的觀點，千方百計地尋找文言語氣詞與近代漢語語氣詞的聯系。筆者認為，既然古代口語中確實存在過文言語氣詞，那么首先搞清它們是何時“消失”的，才能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消失”的原因，最終解開這個語言史上的“千年之惑”。

　　語言學界流傳著一句名言：“說有易，說無難。”口語既然是一種瞬間即逝的表達方式，要準確地判斷文言語氣詞在古代口語中是何時消失的，顯然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不過，筆者這里采取一種不同的思維與推理方式，通過對古人論述中的蛛絲馬跡的細致剖析，試圖尋找一個更接近真實的答案。考察的順序是逆向的，先明清，再唐宋、南北朝，最后才是秦漢，看看文言語氣詞究竟是何時從口語中消失的。

　　（一）明清口語中有無文言語氣詞？

　　明清口語中有無“之乎者也”？若非專業研究者可能不敢輕意回答，但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大多應該明白，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明清是古代小說、戲曲的繁榮期，白話已占據了書面語的大半“江山”，在《金瓶梅》、《紅樓夢》等最接近口語的作品中，并無“之乎者也”之類。《紅樓夢》作者在第一回借石兄之口說：“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15]說明曹雪芹是反對作品人物滿口“者也之乎”的，因為這“不近情理”，亦即不符合生活的現實。其實，不但鬟婢們口語中沒有“者也之乎”，就是公子小姐口中也不會有，口語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它的全民性，同一時代不可能存在兩種語氣詞。清代語言學家對此問題也有明確回答。清人袁仁林著有《虛字說》，明確表示當時口語中并無文言語氣詞。他說：“五方殊語，莫不隨其語而聲情以具，俗所謂口氣也。……當其掉舌時，何嘗有‘焉’‘哉’‘乎’‘也’等字？而其聲則可以諸字括之而無余。”[16]他在強調虛字的語氣功能時，明確指出“焉”、“哉”、“乎”、“也”這些語氣詞，在口語中是不存在的。“掉舌”即說話之意。同時，他還認為“嗚呼”、“噫嘻”這一類感嘆詞也不是口語：“‘嗚呼’‘噫嘻’之類，非言也，注為‘辭’，言此乃寫聲之文辭也。”[17]前一個“言”就是指口語，“文辭”即書面語，“非言也”即指“嗚呼”、“噫嘻”并不是口語詞，只在書面語中存在。袁仁林將口語與書面語分得很很清楚：“出諸口為言辭，寫之字為文辭，筆舌難分，而其為‘辭’則一。”[18]清人胡煦《周易函書約存》云：“《周易》為上古之書，文字初起，不能不簡而該，使人便于傳習而深致其思耳。非如后世，文字既盛，道理大明，遂添出‘者也之乎’，累牘連篇而不可止矣。”[19]所謂“添出‘者也之乎’”明確是說古人寫文章，“者也之乎”都是添加上去的，本不屬于口語。康熙年間魏維新在為元盧以緯《助語辭》作的序中，既強調了“之乎者也”對文章的重要作用，又論其使用之難，慨嘆“而悉其解者，十焉未必得五”，說明清人雖然也寫文言文，但對文言語氣詞的真正含義與作用，大約有一半人根本就不明白它的含義與用法。

　　明清之際的李漁主張寫文章要“一氣如話”，他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20]如果口語中有“者也之乎”，他只說“千古好文章，總是說話”就夠了，不會再加上“只多‘者也之乎’數字耳”這一句。顯然，李漁是把“者也之乎”排除在“說話”之外的。明代的王驥德主張戲曲語言要用口語，他說：“對口白須明白簡質，用不得太文字；凡用之、乎、者、也，俱非當家。”[21]他認為戲曲對白用“之乎者也”，就是外行，因為這些詞匯不是口語，觀眾聽不懂，所以不會歡迎。明人胡文煥為《助語辭》作序時引諺“之乎者也矣焉哉，用的來的好秀才”，且云：“蓋謂此易曉而不易用也。余亦每患此。”[22]若這些語氣詞為當時口語，天天都在用，豈能有“不易用”之“患”？引諺也是說的語氣詞使用之難，只有秀才們才能用得好，這也從側面說明明代口語中肯定沒有文言語氣詞。明洪武元年（1368年）十一月四日，朱元璋接見孔子五十五代孫衍圣公孔克堅，說了如下一段話：“我看你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你勾當。你常常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溫厚，是成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了。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個好人呵不好？”[23]完全沒有文言語氣詞。朱元璋下的“圣旨”有時也用白話：“說與戶部官知道：……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們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24]明成祖朱棣主張給邊疆將士的敕令都要用白話：“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用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卻用文。”[25]皇帝平時說的也是白話，實錄中的文言都是史官們改成的。

　　不僅如此，明清戲曲小說中總是把“之乎者也”作為酸腐文人的標志，大加嘲諷。如明賈仲名《對玉梳》第一折：“恁那‘之乎者也’都休論，使不著調‘子曰’弄‘詩云’，待做惜花人。”周清源《西湖二集·吳越王再世索江山》：“原來這些父老，不過是與錢王一伙同挑鹽擔的人，如何曉得‘之乎者也’？”《鏡花緣》有一段情節，更為形象地說明當時人對“之乎者也”的態度。第23回：“酒保陪笑道：‘請教先生，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林之洋把手朝桌上一拍，道：‘甚么“乎”不“乎”的！你只管取來就是了。你再“之乎者也”的，俺先給你一拳！’嚇的酒保連忙說道：‘小子不敢，小子改過！’”如果“之乎者也”是全民口語，它不可能單單成為文人的標志而受到嘲諷，酒保也不會因此而道歉。正因為“之乎者也”本來只應在文章中使用，附庸風雅者不明事理，假充斯文，將之帶入口語，所以才被百姓們譏為“酸腐”。

　　（二）宋元口語中有文言語氣詞嗎？

　　答案也是否定的。宋元是近代漢語發展成熟的時期，白話語體已經滲入多種文體，只要看看宋代通俗詞派、宋儒語錄、宋元話本小說及元曲這些接近口語的作品，就會發現書面語中已經出現了一套全新的語氣詞，這才是真正活在口語中的語氣詞。雖然這些作品仍有少量文言語氣詞在使用，但那顯然只是一種文人作文的仿古“慣性”使然。金元戲曲中借“之乎者也”諷刺文人的情節也不少，如金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卷四：“俺捺撥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賣弄能言語，俺錯口兒又不曾還一句。”[26]元關漢卿《單刀會》第四折：“我根前使不著你‘之乎者也’、‘詩云子曰’，早該豁口截舌。”[27]這都說明迂腐文人把書面語中的“之乎者也”搬到口語中來，下層百姓是不接受的，而且認為那是很可笑的行為。前述明清小說曲以“之乎者也”為口實諷刺文人，不過是繼承了元雜劇的傳統。

　　宋僧文瑩《湘山野錄》載：“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劃，獨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只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太祖大笑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28]宋太祖是武人出身，他覺得日常口語中說的“朱雀門”就足夠了，不明白中間加個“之”字有什么用處。宋太祖的困惑無可辯駁地說明，不但“之”字在宋初口語中是不存在的，而且“乎者也”這幾個語氣詞也是不存在的。如果宋代口語中有“之乎者也”，太祖本人說話也離不開這些詞匯，豈能不明白“之”的用處？又怎能說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這種荒唐的話？其實宋朝不少皇帝的御批都是白話，并無“之乎者也”。如宋太祖的御批：“我曾與你作指揮，問定遠都頭有家累無家累，且發遣鐵騎都頭”、“與臀板十七板”、“點出各人姓名”[29]等，并不像文人那樣，無端地在句末加上文言虛詞，以顯其雅。宋度宗的御批也是白話：“令旨付藏一。所有陳世崇詩文稿都好，可再揀幾篇來，在來日定要，千萬千萬！”[30]

　　宋人洪邁云：“《毛詩》所用語助之字以為句絕者，若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至今作文者皆然。”[31]所謂“作文者”就是指文人。洪邁強調“作文”，顯然是相對于口語而言；而且他認為這些語氣詞的作用是“句絕”，也就是指書面語中的一句話的停頓標志，而口語中的停頓是自然形成的，不需要什么標志。如果宋代口語有“之、乎、焉、也、者、云、矣、爾、兮、哉”，人人都要用，洪邁何以要單說“作文者皆然”？強調“作文者”，正說明“不作文”的社會大眾是不用這些語氣詞的。他先是說“《毛詩》所用”，最后又說“至今作文者”，明顯指的是從上古到宋代的書面語，與口語無涉。與之同時的陳骙在其所著《文則》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文有助辭，猶禮之有儐，樂之有相也。禮無儐則不行，樂無相則不諧，文無助則不順。”[32]在陳骙這部著作里，“言”與“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言”是指口語，“文”是指書面語。所以他還有“事以簡為上，言以簡為當。言以載事，文以載言，則文貴其簡也”之論。像洪邁一樣，陳骙在這里強調的是助辭在“文”中的作用，舉的例子也全為先秦經典，顯然是把口語排除在外的。盡管洪邁、陳骙重視語氣詞在書面語中的重要作用，但因宋代口語中并沒有這些詞匯，所以文人下筆錯誤仍然不可避免，即使文史大家也是如此。歐陽修散文被譽為“一代之主”，但金代王若虛就指責他的《五代史論》“曲折太過”，“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多錯下‘其’字”；還批評蘇東坡“用‘矣’字有不妥者”[33]。

　　元人盧以緯撰古代第一部虛詞專著《語助》，用當時口語釋文言虛詞。比如他釋“之”：“多有‘底’(平)字意”，此處“底”即現代漢語結構助詞“的”；釋“亦”：“是俗語‘也’字之意”；釋“已”：“此有俗語‘了’字之說”；釋“甚”：“猶吳人俗語‘曷’字”。可見元代“底”、“也”（副詞）、“了”、“曷”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之”、“亦”、“已”、“甚”都是書面語詞匯。盧元緯還將“不亦說乎”譯為“莫不也有喜悅處嗎(平)?”可見“嗎”是元代口語，“乎”則不是。另外，元雜劇及朝鮮人學漢語的教材《老乞大》中，還有“里”、“么（末）”、“著”、“那”、“罷”、“呵”、“來”等新出現的語氣詞，這些才是真正的口語，而且直到現在大多仍然活躍在口語中。元人吳澄撰《經筵講議》為皇帝講書，將《帝范君徳》翻譯成口語，其中有“唐太宗是唐家很好底皇帝，為教太子底上頭，自己撰造這一件文書，說著做皇帝底體面。為頭兒說做皇帝法度，這是愛惜百姓最緊要勾當。國土是皇帝底根本，皇帝主著天下，要似山岳高大，要似日月光明，遮莫那里都照見有。”[34]完全沒有文言語氣詞。元代皇帝以至大臣大多不通漢語，詔書文誥用的是漢蒙夾雜的所謂“漢兒語言”，全為大白話，根本見不到“之乎者也”的影子。有的研究者說：“我們發現，在北宋，古漢語語氣詞消亡的速度非常快”[35]。其實，豈止“消亡快”而已，這些語氣詞本來在宋元的口語中就不存在。

　　（三）唐代口語中也沒有文言語氣詞

　　在很多的觀念里，唐代既是一個“詩的時代”，而且韓柳的古文也影響深遠，成為后世文言作家的典范，所以唐代口語應該是文言體。其實這只是書面語留給人的假象，“之乎者也”在唐代口語中同樣是不存在的。最明確的一個證據見于柳宗元《復杜溫夫書》。柳在信中批評杜生說：“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36]柳宗元在這里所說的“助字”，就是指的語氣詞。他認為“乎、歟、耶、哉、夫”這幾個“助字”是表疑問語氣的，“矣、耳、焉、也”是表肯定語氣的。作為古文大家，柳宗元對文言語氣詞的認識肯定要比一般作家深刻，“疑辭”、“決辭”的分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唐人對此問題的最高認識水平。后來《馬氏文通》將助字分為“傳疑”、“傳信”，就是繼承了柳宗元的說法。古代語言、文學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柳宗元這段論述，文學史家贊其提攜后進，語言學者則肯定其第一次將語氣詞分為傳疑、傳信二種，這都有道理。但筆者更關注的則是杜溫夫其人。杜溫夫何許人，已難以查考。但據《舊唐書·柳宗元傳》載，宗元刺史柳州后，“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數千里，皆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于時，時號柳州云”[37]。這個杜溫夫兩月之內給柳宗元寫了三封信，還寄了十卷文章，讓柳“指正”。柳不但給他回了信，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他分不清這幾個最常見語氣詞的基本用法。從情理上推測，杜生雖然未必稱得上“名士”，起碼也算得上當時的一個“寫家”，但他何以連疑問句要用疑問詞，肯定句要用肯定詞這么簡單的知識都不懂呢？如果這些語氣詞就存在于唐代口語中，而這位不懂用法的年輕人又如何與人進行口語交流呢？他難道會在向別人發問時用肯定語氣，而在回答別人的問題時反而要用疑問語氣嗎？我們知道在現代漢語的書面語中，文化水平不高的人用錯某個詞并不稀罕，但不分“啊、嗎、呢、呀”將語氣詞混為一談的現象，卻是很少見到的，甚至完全沒有。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口語中“啊、嗎、呢、呀”表示著不同的語氣，要表達什么語氣就用相對應的語氣詞，這是連呀呀學語的小孩子都掌握了的知識，只要把口語“照搬”到書面語中，就不可能發生用錯語氣詞的問題。杜溫夫竟將“乎、歟、耶、哉、夫”及“矣、耳、焉、也”混而為一，犯了正常人不可能犯的錯誤，原因何在？只能有一種解釋，即唐代口語中并不存在這些語氣詞，而他又沒從前人的文言書面語中體會出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故發生錯誤也就不可避免了。柳宗元為杜溫夫提的建議也說明了同一問題：“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他讓杜生將前代名人文章中的用法與自己的說法相對照，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些語氣詞的用法了。柳宗元何以讓杜生從前人著作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而不是從口語實踐中去學習呢？正說明這幾個語氣詞的用法其實只是一種書本知識，而且是只存在于“前聞人”書本上的知識，并非口語實踐問題。柳宗元對杜生的教導，當然是他自己的經驗之談，因為他就是從前人書本上而不是從口語中學到的這些知識。

　　類似的故事還有一個。唐闕名《玉泉子》載，唐元和年間的宰相李絳有個侄子叫李據，沒讀過書，托祖蔭而得官。一次他判人該打五大板，判詞寫的卻是：“如此癡頑，豈合吃杖五下。”他的本意是此人應挨五大板，但因不懂“豈”的用法，將判詞寫反了。手下人趕忙提醒他說：“豈合吃杖”是“不合吃杖”的意思。李據卻不買賬，反而強詞奪理地說別人不懂：“公何不會？‘豈’是助語，共‘之乎者也’何別哉？”[38]他認為“豈”是助語是對的，但進而認為“豈”與“之乎者也”的用法沒有什么區別，則很荒唐。這說明唐代口語里不但沒有“之乎者也”，連“豈”字也是沒有的，否則，李據何以不懂“豈合”就是“不合”的意思，以致鬧出笑話？手下人既然用“不合”提醒他，說明“不”才是唐代真正的口語，而“豈”只是當時的書面語。李據沒文化，又想轉文，結果把“豈”的意思弄反了。這個故事的開頭就特地點出李據“不知書”，他不懂“豈”的含義并與“之乎者也”混為一談，正是“不知書”的結果。因為這幾個詞都是書面語，不識書的人不可能分清它們的用法。如果唐代口語中有這幾個語氣詞，即使“不知書”，他也不可能弄錯。其實，唐代用錯“之乎者也”的不光是“不知書”者，也有文壇大家。如韓愈著有《通解》一文，宋人陳長方就認為此文“之乎者也，下皆未當”[39]，也就是語氣詞用得不對。如果仔細體會，這個“下”字正與胡煦所說的“添”字意同。陳長方甚至懷疑這不是韓愈所作，因為他覺得韓愈不該犯這么低級的錯誤。洪興祖則謂“《通解》、《擇言解》、《鄠人對》，或云皆少作。”[40]從另一個角度為韓文的錯誤緩頰，但同樣也認為韓文用錯了“之乎者也”。韓愈號稱“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看來他對前人亦步亦趨的模仿還是未能盡善；其實，“三代兩漢之書”在“之乎者也”的使用上本來就頗多混亂，后世仿古者在這個問題上出錯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只要我們讀讀唐代比較口語化的作品，就會感到其中的文字與“之乎者也”格格不入，而與現代語言更為相似。唐初詩人王梵志有“他人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這樣的詩，而唐末盧延讓詩中則有“餓貓臨鼠穴，饞犬舐魚砧”、“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白居易要求自己的詩達到“老嫗解之”的程度，實際上就是要求完全口語化，故白詩里就沒有文言語氣詞。在唐代僧人語錄、變文等佛教文獻中，文言語氣詞的數量極少。比如最常用的“也”字，《論語》和《孟子》的使用率是30‰和80‰，而《壇經》和《變文集》的使用率均為1‰，真可說微乎其微；《祖堂集》稍高，也才3‰。這幾部文獻多為禪家語錄與故事，記錄的人物語言非常多，恰是這部分內容幾乎沒有文言語氣詞，出現的是真正的口語語氣詞“摩”、“聻”、“那”等。綜合多種文體中的這些現象，再聯系杜溫夫與李據的故事，我們就會相信，唐代口語中從來都不存在文言語氣詞，而并不像有的學者所說“文言語氣詞在口語中要退位了”[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