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學術研究在我國有悠久的歷史，但是在中國大陸過去卻從沒有學術界出面召開有關佛教的學術會議，因此佛教研究工作者沒有機會在一起切磋交流研究佛教的心得，這種局面直到本世紀80年代才開始改變。1980年以后，佛教學術研究工作開始全面恢復，并受到了重視，有關各種佛教學術討論會也經常舉行，現在除了國內召開專題學術會議外，還與其它國家召開了雙邊會議，通過這種方式，促進了國內佛教學術的繁榮，加深了學者之間的友誼和了解，推動了佛教學術研究的更加深入。下面擬將現階段我國召開的一些重要的佛教學術會議做一次總體上的回顧，有疏漏和不實之處，歡迎讀者批評和補充。

一

　　1980年9月17日，由剛成立的中國宗教學會、中國南亞學會和陜西省社會科學院、西北大學聯合在古都西安召開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來自各地著名的老一輩佛學研究者及正在成長的中青年學者共32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26篇。代表們分成漢地佛教、印度佛教、西藏佛教和佛教藝術幾個專題小組分別進行討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會議期間日本著名佛教學者、東方研究會理事長、東方學院院長中村元教授率領東洋思想學術交流團一行8人與中國代表舉行了學術座談會。這次會議的圓滿舉行，標志了中國佛學界進入了新的時期，也是思想文化戰線上的一個新的、重大的突破，在中國佛學研究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開拓意義，是現代中國佛教學術研究的里程碑。本屆會議的成果收入在《中國佛學論文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

　　1982年10月26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成立大會在大足召開，5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10余篇。論文收入《大足石刻通訊》。

　　11月23日至27日，“上座部佛教傳入中國”學術討論會在高原名城昆明召開。這次會議是由云南省東南亞研究所主辦的，來自北京和云南省內的20多位研究、教學人員參加了會議。代表們就上座部佛教何時傳入中國的時間和路線佬了認真的討論，提出了“隋唐說”、“明清說”、“宋元說”等幾種看法，雖沒有取得共識，但列出了一些新的材料或觀點，為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這次會議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的一次有關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專題討論會，它反映了學術界對此表現的極大熱情和認真態度。

　　1984年8月27日至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京召開“國際佛教藝術專家咨詢會議”，來自國內外代表30余人與會。代表們討論了聯合國將以“佛教藝術”為主題的第16屆巡回展覽的本質、總概念、地理和年代限制、展覽的結構和內容以及準備展覽所彩的方法等5個議題。會議決定展出的佛教藝術品要強調佛教藝術的美學價值、表現佛教藝術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基本觀點，表述和平的含義，傳達不同文化形式特點的3個原則。同時還提出了展品的初步目錄，南亞和東南亞國家提供50件展品，中國和日本等東亞地區提供40件展品。此次會議是中國大陸舉行的首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表明中國學術界已經開始赴走國門。會議期間世界宗教研究所還舉辦了“中國佛教藝術圖片”小型展覽會。

　　翌年4月11日到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河南洛陽龍門文物保管所在龍門聯合舉辦了“魏晉南北朝佛教史及佛教藝術學術討論會”。來自9省市、36個單位的近7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近30篇。代表們認為，在佛教研究中要把握時代思潮和風格，要充分注意對考古成果、佛跡等有關資料的利用，進一步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代表們還從佛經翻譯、佛教與政治、僧官制度和寺院經濟、佛教與儒道三教的關系，佛教的民間信仰、疑偽經、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佛教音樂、藝術等各個方面探討了魏晉南北朝佛教的特點及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此外，還就加強龍門石窟等佛教藝術古跡的保護和利用問題提出了建議，及對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第三卷（南北朝佛教）的章節進行了討論。這次會議是大陸舉行的第一次以佛教斷代史和佛教藝術為題目的學術討論會，又首次把理論研究、考古研究和藝術研究三方面做了相結合的嘗試。從會議論文的題目和討論范圍來看，研究的廣度和濃度都超過了前幾屆會議，這些新成果體現了大陸社會科學發展的方向－－綜合研究打開門戶的趨勢。會議論文以1985年《中原文物》特刊的形式發表。

　　同年11月9日至10日，日本《中外日報》社為紀念創刊九十周年，倡議在日本京都舉行“首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中心議題是：“中日兩國佛教的特點和古代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雙方各出5名正式代表，提交的論文皆為專家撰寫，質量精到，概括性強。這次會議是中日兩國佛教學術界首次召開的會議，也是中國佛教學者在海外舉行的首次討論會，因此在日本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日本學者贊為“歷史的盛會”。

　　1986年4月17日至21日，四川大足石刻研究會第二次年會在大足舉行，參會者100余人，收到論文33篇。與會者從宏觀到微觀，縱向到橫向各個方面對大足石刻中的一些問題作了有益的探討。會議論文大多選載在《大足石刻通訊》第二、三期上。會議選舉了29人的理事會，并聘請了10位專家為顧問。

　　11月3日至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南亞研究所和陜西省社會科學院長安佛教小組共同在西安舉辦了“隋唐佛教學術討論會”，來自全國學術界、教育界和宗教界的20多個單位，近60名代表參加了會議，提交論文33篇。代表們對隋唐佛教的顯著地位取得了共識，強調了解隋唐佛教也就大體上了解中國佛教。隋唐佛教對中國古代思想影響極大，要搞中國古代文史哲藝術等研究，就得弄清它們與隋唐佛教的關系及其所受影響，否則很難找出規律性的東西和得出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來。還認為對中國佛教，不可孤立地研究，應當將中國佛教納入世界范圍進行綜合的總體考察，把中國佛教與印度佛教、中國傳統哲學、儒教、道教等進行橫向的和縱向的比較研究。此外，還討論了佛教中國化、佛教寺院研究、加強禪宗研究等問題。會議論文最后收集在《隋唐佛教會議論文集》。（陜西三秦出版社，1990）

　　這一年的9月3日至10日，在日本京都佛教大學召開了“第一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這是由中國佛教協會與日本佛教大學共同舉辦的。會議的主題是：“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國方面有藏漢佛教徒學者7人與會。它把中日佛教界友好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是兩國佛教界學術交往的大事。

　　1987年10月6日至8日“第二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移至北京舉行，會議中心議題是“佛教和中日兩國的文化”，日本和國內北京、上海、江蘇、安徽、陜西和山西的部份佛教研究者出席了會議。中日雙方商定，今后每兩年在兩國輪流召開一次這樣的會議，同時還要以其它方式積極促進兩國學者之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已經召開的二次會議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書名為《中日佛教研究》。

　　1988年9月18日至20日“全國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學術討論會”在江南歷史文化名城－－江蘇省常熟市召開。這次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與東南亞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哲學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系和常熟市佛教協會共同舉辦的。來自全國11省市30個單位的代表53名（其中列席代表8名）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5篇。會議就“印度佛教的傳入及其中國化”、“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中印密教和其它大乘派別”三個專題進行了熱烈討論。代表們認為，要加強對整個印度文化的研究，還應注意中國文化對印度宗教文化的反向交流。研究佛教要把它看作一件活生生的實體，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和科學辯證的方法，印度佛教是源，中國佛教是流，從源到流是不能截然分開。此外，代表對密教和南北兩傳比較研究的探討，都是學術界少于研究的課題。本次會議還是解放以來首次在大陸由學術界和宗教界共同舉辦的學術討論會，因此意義十分重大。會議大部份論文收入在《印度宗教與中國佛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一書中。

　　10月6日到8日，中國佛教協會在北京舉辦了“第二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主題是“中國佛教之研究”。中日兩國佛教學者和佛教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會議，有10名學者宣讀了論文摘要。本屆會議也是中國佛教協會第一次在國內公開舉行的國際學術活動，引起了新聞界和學術界的重視，它受到了大陸學術界人士的支持，許多著名的佛教學者參加了會議。至此，大陸已經形成了信仰界和學術界兩條學術活動主線，佛教研究蓬勃向上，形勢喜人。會議的論文摘要載《法音·學術版》第2期。

　　1989年，中國大陸發生了政治風波，但有關佛教的學術會議仍有增無減。3月27日至31日，北京大學哲學系和日本駒澤大學共同在京召開“中日禪學研究研討會”，主題是“中日禪宗研究”。50余人參加了會議。會上中國代表圍繞日本學者的5篇論文展開討論，表現了日本研究重微觀，中國研究重宏觀的不同學風。會議的特色還在于是近10年來在國內首次舉行的以某一宗派為專題的討論會。

　　11月20日至22日，“第三次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在東京舉行。在參會的中國代表中，有來自臺灣的學者，所以它是海峽兩岸共同組團首次參加的國際學術會議，溝通了兩岸學術界的交流，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代表在會上宣讀的有關云南滇密的論文，引起日本學者和臺灣學者的興趣。會議結束不久，臺灣佛教界就組團前往大陸云南大理地區考察密教情況。本屆會議的所有論文登載在《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2期上。

　　12月2日，四川省樂山市史學會和樂山大佛烏尤文管局在樂山市召開了“大佛文化研究”學術討論會，有35人參加了會議，送交論文18篇。會議提出了“大佛文化”的命題，明確指出它是有代表性地方特色的歷史文化和傳統文化，從現在所發現的文物表明，佛教還可能從西南這條道路向中原傳播，打破了“佛法西來”之一說。會議論文收在1990年《樂山師專學報》社科版第1期上。

　　90年代伊始，大陸的佛教學術會議仍然繁盛增長。7月24日至28日，“首屆五臺山中日佛教學術會議”在佛教圣地五臺山舉行。這次會議是由山西省五臺山研究會主辦的。中日雙方共6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9篇。會議主題是“探討五臺山佛教文化的奧秘”。代表們認為，五臺山佛教文化的特點集中體現在五臺山佛教的建筑、雕塑、彩繪、經書和佛教事活動中，世俗化和民眾信仰最為顯著。與過去會議相比，參加本次會議的地方代表突出，答辯熱烈，中國佛教的研究日趨成熟。會議的論文集仍未出版。

　　9月2日至4日，在新疆烏魯木齊市召開了“西域佛教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會議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暨南亞文化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佛教協會、長安佛教研究中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佛教協會等9單位聯合召開的。來自全國各地24個單位40名代表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30篇。會議強調古代西域佛教與文化發展的線索、脈絡搞不清楚，也就無法寫好中國佛教史、文化史，甚至一般的歷史。會議論文集仍未出版。

　　9月9日至13日，陜西省社科聯與法門寺博物館在法門寺召開了“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來自中、日、法、美等國共100多位學者出席了會議，提交論文60多篇。代表們分歷史、考古、佛教文化和文學藝術四個小組進行討論。佛教組的代表討論了“法門寺”命名、唐代佛舍利供養與法門寺、法門寺與佛教宗派、法門寺與密教、韓愈諫佛骨的意義、關于法門寺所藏殘本佛經的研究等問題。認為法門寺文化作為佛教中國化的產物，其內涵核心部分應是佛教文化，因此把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做多層次、多角度的廣泛研究，才能更好地從總體上把握中國佛教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會后成立了“法門寺文化研究會”，出版了《首屆國際法門寺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0月23日到24日，“第三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在日本京都舉行，主題是“中日凈土教之研究”。兩國代表宣讀的10篇論文中，介紹了凈土宗研究的歷史、傳播、信仰、經典等各方面的成果，是近年有關凈土宗研究的最集中的成果之一，也是繼“中日禪學研究研討會”后，又一次專題宗派討論會。會議論文刊登在1990年的《中國佛教文化》上。

　　1991年金秋時節，“中日第四次佛教學術會議”于10于14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來自中日兩國的佛教研究者近100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11篇。會議的主題是“十至十四世紀中日佛教”。與會代表深入討論了中國宋元時期的佛教。涉及了佛教的宗派、思想、寺院經濟、佛教哲學和理學等內容。有代表指出，過去歷史上三階教、白蓮教和白云宗一直被視為佛教中的“異端宗門”，現在應該對此重新給予評價或重新定位，把它們確定為中國佛教支流宗派的地位。宋以后的佛教一直是中國兩國學術界的欠缺項目，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一直很不充分和不深入。這次會議的召開旨在促進和提高宋元佛教研究水平，因之有著重要的開拓意義。代表們還對宋元佛教的特征，做了新的解釋，認為佛教在中國到了此時才真正立足于社會，對傳統的學術界觀點提出了挑戰，會議論文刊登在《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上。

　　同年9月20日至21日和11月26日至28日，南京藝術學院等佛教考古藝術界人士和日本龍谷大學的學者，分別在成都和南京召開了以“早期佛教造像南傳系統”為主題的中日學術研討會。兩國雄偉代表達80余人，提交論文30多篇。代表們分析了現今已發現的中國南方地區的佛教造像，力主早期中國佛教的傳入應是由南方而來，有可能早于北方絲綢之路的佛教傳入。此說雖然過去一直有人提出過，但是缺少詳細的論證。所以，這二次會議的召開，從材料和觀點上都得到了進一步的補充，有著深遠的意義，被認為是填補了中國佛教史和佛教藝術史的一些空白，有利于推動中國佛教藝術的產生和發展的研究。會議論文分期刊載在《東南文化》。

　　1992年5月10日到13日，國際法門寺佛教學術會議在陜西扶縣法門鎮舉行，來自美國、日本和國內各地的代表約60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22篇。代表們對法門寺佛教文化再次做了深入的探討，強調法門寺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地位，應當值得重視研究。會議論文集以《人文》雜志1993年增刊的形式出版。

　　7月12日到18日，山西大學在太原召開了“中國佛教思想與文化國際研討會”，來自美國、英國、俄羅斯、韓國、新加坡及大陸、港臺地區的代表6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46篇，此也是國內規模較大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之一。會議論文集由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出版。書名為《中國佛教思想與文化》。

　　10月6日到10日，“峨眉山與巴蜀佛教文化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四川峨眉山舉行，參會的國內各地代表共120余人，收到論文64篇。這次會議是國內首次在西南地區召開的全國性佛教學術會議，也是歷屆佛教學術會議中規模最大，論文最多的一次會議，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專門為會議題詞和發了賀信，稱“意義重大”。此外，本次會議的資金全部由峨眉山佛教協會提供，這也是過去所沒有的，它為今后繼續舉辦佛教學術會議提供了借鑒。會議論文集仍未出版。

　　11月5日到9日，由重慶市文化局和大足石刻博物館、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舉辦的第三屆大足石刻研究會年會在四川大足舉行。100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資料36篇。會議的宗旨是檢閱近年四川石窟研究的成果，交流研究情況的經驗，探索四川石窟發展脈絡及其價值，從而發動社會各方面重視石窟藝術的發掘、保護、宣傳的研究。會議論文收入《四川石窟藝術研究會暨重慶大足研究會第三屆年會專集－－大足石刻研究會文選》。

　　此外，11月9日至11日，“第四屆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移至北京舉行。主題“中國佛教的傳統與創造”。代表們圍繞中日雙方正式代表提交的10篇論文展開了熱烈討論。中國佛學院的學生表現突出，說明佛教界培養的后繼人材正在茁壯成長。會議論文刊登在《佛學研究》上。

　　1993年6月3日至6日，由浙江臺州地區地區文化局、天臺縣人民政府、天臺山文化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聯合發起的“首屆中國天臺山文化學術研討會”于天臺山召開。會議的主題是“天臺山文化在國內外的傳播及其影響”。來自北京、上海、陜西、江蘇、安徽、海南等地的學者近80名參加了會議，日本、韓國學者13人列席了會議。收到論文53篇。會議論文已刊于《東南文化》1994年刊上。

　　9月25日至27日，“圓瑛佛學思想討論會”在上海召開，本次會議由上海佛教協會、中國宗教學會上海分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發起，參會學者50余人，收到論文37篇，收入《圓瑛大師圓寂四十周年紀念文集》。

　　11月9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聯合舉辦的“佛教文化景點發展現狀研討會”在北京舉行，會議強調建設佛教文化景點的標準是應遵循“莊嚴國土，利樂有情”八個字，建設一處優秀的佛教文化景點，必須實行專家、藝術家與工程隊伍相結合，造一處，成一處，一處成功勝過十處不成功。

　　11月23日至29日，“早期佛教初傳中國南方之路”中日學術討論會在日本京都龍谷大學舉行。會議集中討論了“中國南方早期佛像性質和年代分期”、“中國南北方早期佛教和佛像的區別”、“中國南方早期佛像的起源及傳播途徑”。

　　1994年4月16日至22日，中國玄奘國際討論會在河南偃師與西安兩地舉行。主辦單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亞文化研究中心、玄奘研究中心、陜西長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國代表80余人，外國代表23人，收到論文60余篇。本次會議的目的是，研討玄奘在學術文化的貢獻，宣傳玄奘的思想業績，弘揚他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交換世界各國玄奘研究的情況，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尋求長期合作的可能，加強我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學術交流和學者之間的友誼。會議論文《玄奘研究文集》于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8月8日至9月12日，紀念鳩摩羅什誕生1650周年學術討論會在新疆克孜爾研究石窟舉行，主題是“鳩摩羅什與中國民族文化”，中外學者共14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38篇。代表們就“鳩摩羅什對中國佛教的貢獻”、“鳩摩羅什與佛經翻譯”、“鳩摩羅什與西域佛教”、“鳩摩羅什與佛學思想”、“鳩摩羅什與佛教藝術”五個方面展開了討論。會議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亞洲太平洋研究所、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新疆佛教協會、新疆龜茲石窟研究所共同舉辦的。

　　11月2日至15日，由武漢大學、中國文化書院、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禪學研究》編輯部、湖北大學、湖北省佛教協會、湖北省哲學史學會、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黃梅縣人民政府聯合召開的“禪宗與中國學術文化學術研討會”在黃梅縣召開。參會代表100余人，收到論文70余篇。代表們討論了“東山法門與禪宗歷史”、“日本禪與中國禪”、“禪宗哲學與中國文化”幾方面的問題。論文集《東山法門與禪宗》由武漢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12月14日，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局研究室、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上海靜安古寺共同舉辦的“持松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靜安寺舉行，來自中日兩國的僧俗兩界人士和學術界人士150余人參加了會議。

　　1995年3月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國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法門寺博物館發起，邀請首都學術界、佛教界專家學者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了“法門寺地宮唐密曼荼羅學術討論會”，會上由學者介紹了有關唐密曼荼羅的研究情況。

　　9月4日至6日，在河南嵩山腳下的登封市內舉行了“少林寺與禪文化國際研討會”，來自韓國、日本和國內北京、上海、天津、河南、江蘇、陜西、江西、四川、云南、浙江、湖南、安徽、福建、湖北、新疆、山西、內蒙等地的佛教僧俗二界及學術界人士近百人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是由中國河南嵩山少林寺和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共同發起主辦的。大會收到論文（含論文提要）共70余篇。論文集《中國嵩山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于1996年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9月7日至10日，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第四屆年會舉行。全國各地的學者120余人參加了會議。收到論文43篇，其中論述大足石刻的38篇，成為本屆會議的一個特色。顯示了對石窟造像的研究正在向縱深發展。代表們認為，大足石刻是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代表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內容之豐富，為研究中國石窟建設、藝術和哲學、宗教（特別是密宗）史提供了新資料，提出了新課題。會議修訂通過了《重慶大足石刻研究會章程》，選舉宋朗秋為名譽會長，郭相穎為會長，陳明光為秘書長。聘請傅振倫、段文杰、郭朋、黃心川為顧問。

　　10月7日至8日，中日第六次佛教學術會議在北京舉行。本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兩國學者圍繞中心議題發表論文并進行討論。日本學者多從某一專題或著作進行微觀研究，中國學者多從總體上進行發揮，通過彼此交流，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中的佛教與儒、道二教會通和結合的了解。會議論文刊于《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二期。

　　11月9日至11日，“佛教文化與現代社會”兩岸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現代物理中心召開。這次會議是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系和臺灣佛光山大學籌備處聯合舉行的。收到論文23篇。參會的臺灣學者認為，本次會議有三點“印象”。（1）兩岸對宗教文化上的影響，都表示相當的重視。但大陸的學者對宗教的看法，仍以馬克思的人文主義觀點為主，因此對宗教的形上層次及儀式的義理，極少觸及。（2）大陸學者對于宗教的研究多以文獻上的考究及義理的整理、爬梳為主；臺灣學者在宗教研究上，則結合東、西方理論，研究方法與理論的結構上，較為多元。（3）大陸學者在宗教研究上，政策宣示意味較重，在實證的田野考察方面，也傾向于提供政策的參考。此一走向，仍是以學術服務于公眾事務為主流。臺灣學者的研究，在理論面而言，哲學的客觀思辨與史實的考證較偏勝；在經驗的研究上，則反映了臺灣宗教活動的興盛與其對社會文化的影響。

　　11月13日，“應慈法師佛學思想研討會”在上海沉香閣召開。來自臺灣、北京、四川、陜西、安徽等地的佛教學者、諸山長老、大德居士、上海佛學院師生150余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上海市佛教協會、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上海市沉香閣、上海市宗教事務局研究室、上海市宗教學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百家出版社出版了《應慈法師圓寂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一書，內收紀念文章25篇，紀念詩詞31篇，學術論文15篇。

　　10月31日（農歷9月20日），弘一大師誕辰115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在福建泉州鯉城賓館大禮堂舉行。這次會議是繼1992年在天津和1994年在杭州二地舉辦紀念會后又一次學術盛會。會議由泉州市佛教協會和弘一大師學術研究會共同舉辦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二百余人出席了會議。收到論文69篇。

　　12月18日，在第四屆國際佛教學術獎頒獎儀式北京舉行。來自北京的佛學研究專家和學者任繼愈、郭朋、方立天、巫白慧等60余人出席了儀式。任繼愈先生主持了頒獎儀式。專程由韓國到北京參加頒獎儀式的是韓國大韓傳統佛教研究院院長、韓國佛教大學院長、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教授金知見先生。自1978年10月28日起召開第一次國際佛教學術會議后，已召開十一次。頒獎四次，得獎學者有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鐮田茂雄，日本日本大學名譽教授、松岡文庫館長古田紹欽博士，韓國延世大學名譽教授閔泳圭，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員及印度龍樹大學名譽教授黃心川四人。黃心川先生的獲獎論文是發表于1986年西安隋唐佛教討論會上的《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佛教的交流新羅來華佛教僧侶考》（《隋唐佛教論文集》，陜西三秦出版社）一文。該文依據各種中國史籍，詳細考證出隋唐時期來華的新羅僧侶有117人。這個數字比韓國學者統計的64人，日本學者統計的66人多了近一倍。

二

　　上述事實表明了16年來我國的佛教研究學術活動的確是空前繁榮了。首先這與黨和政府的改革開放、百家爭鳴、解放思想的政策是分不開的，也是這一政策指導下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短短的16年間，我國大陸一共召開了至少有42次以上有關專題佛教學術會議，平均每年召開2.6次，最少的是1次/年，最多的年份是6次/年。此外，一些有關中國史、藏學、傣學、藝術、氣功等各種國際國內會議，佛教也是會上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佛教已經突破禁區，受到了學術界的充分重視。

　　其次，佛教學術會議的主題豐富，內容廣泛，在眾多的會議中，既有專題斷代史主題，又有地區性主題，還有宗派主題。近年來以佛教文化為題的會議日益增多，說明學術界已經接受了佛教不僅是一種宗教，還兼有文化形態之特征的觀點，適應國內文化思潮的發展。江澤民總書記在視察河南洛陽白馬寺時也談到：“宗教的形成有很長的歷史，其中包含著一定的歷史文化。”　每次會議代表們在會前構思作文，會上踴躍發言，會后出版論文集，集思廣益，把一個個主題充分展現，加深了這方面的研究，表現了我國佛教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

　　學術會議推動了各地佛教研究的蓬勃發展，例如五臺山、樂山、法門寺、峨眉山等地的佛教學術會議召開后，使當地的佛教研究進一步深入，會議所發表的論文集，論述了地方佛教文化的種種形態，實為一部地方佛教史志，有重要的利用價值。西安召開佛教學術會議后，長安佛教的課題開始上馬，成立了長安佛教中心，陜西社科院一批從事歷史、考古的研究人員轉為研究佛教，短短的幾年內就撰寫了一批長安寺志，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任繼愈主編的《中國佛教史》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卷曾分別在1985年洛陽會議和1986年的西安會議上征求了參會代表的意見，對該書的寫作有過很大的幫助。現在隨著學術會議的召開，都會涌現出一些新的佛教研究工作者，佛教研究者的隊伍正在擴大，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從社科院到大學的一個佛教研究工作者的群體，佛教的學術力量也正在加強。

　　第三，佛教學術會議的召開加強了國內各團體和單位間的聯系，溝通了海峽兩岸的學術友好來往，促進了國際間的文化交流。過去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工作聯系不多，雙方對佛教的學術看法存在著一些分歧或不同認識，通過學術會議交流，兩者之間的差距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有很多地方取得了共識和諒解。雙方共同舉辦學術會議，表明了雙方對佛教學術問題關心，其意義已經超過了會議的本身，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以前佛教學術會議通常由幾個單位出資主辦，現在很多會議通常由近10個單位共同主辦，這固然是為解決經費不足而不得已為之，但也是一件好事，“眾人拾柴火焰高”，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能有這么多單位出面關心佛教學術事業，勢必促進了這一學科的發展。大家共同集資，召開會議，也是保證現階段佛教學術會議能夠不斷舉行的有效途徑之一，還是今后舉辦學術會議的主要方式。　　大陸和臺灣、香港的佛教學術交流，嚴格地說只是這幾年的事情。過去兩地學者只能通過已出版的著述和刊物了解對方的佛教研究情況，無緣面對面地交流學術問題。現在這種局面已經徹底改變，佛教學術交流已經成為海峽兩岸學者的經常性工作。臺灣學者出席大陸佛教學術會議，并參加大陸的學術代表團到海外與會，促進了兩岸的學術繁榮，兩岸的學者攜手合作已成為現實，這些對祖國統一的千年大計起到積極的作用，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近年來中外佛教文化學術會議交流主要是在中日兩國之間展開的。基于共同的大乘佛教文化的維系和大乘佛教文化圈的存在，兩國的佛教學術會議，雙方所派出的正式代表都是兩國學有專長，一流的學者，代表了最高的水平。盡管現今中日兩國在學術研究方法論和一些學術問題上還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和差距，但是有益的學術交流，達到了雙方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目的。通過數屆學術會議的交流，中日雙方的學術差距明顯減少，兩國的佛教學者了解日益加深，學術水平也有了明顯的提高，出現了可喜的現象。現在中日之間佛教學術會議至少每年可以定期舉行一次。同時，歐美地區的佛教學者參加大陸舉行的佛教學術會議，擴大了中國學術界的影響，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當前，我國的佛教學術會議活動取得了極大的成果。一些新的佛教會議也正在積極籌備佛教學術會議。但是從現在所取得的情況來看，會議的分配仍極不平衡。南方廣大地區的佛教一直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國佛教四大名山，有3個在南方，因此有必要提高對這些地方佛教的研究水平。事實上，對南方地區佛教的忽視，勢必會影響到中國佛教研究的整體水平，和造成中國佛教全面性不足的缺陷。從會議的主題來看，佛教文化和漢地佛教的特點明顯，有關其它宗教派、地區和文學還應該加強。希望今后學術界在安排學術會議時，盡可能的考慮到這些原因，以統籌兼顧到整個中國佛教的全面性和研究水平的整體性。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除了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以外，還應與其它佛教國家的學術界舉行多巡佛教學術討論會，促進整修佛教學科的全面發展。同時有條件的話還應舉行一些以中青年代表為主的各種佛教學術會議，培養他們盡快成長，現在海峽兩岸已經進入了學術直接交流的新時期，我們還寄希望于海峽兩岸的佛教學術會議能夠盡早舉行，更加豐富佛教學術活動的內容。

原刊《宗教》1993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