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柏拉圖與〈理想國〉》，Nickolas Pappas著，朱清華譯

李銳

　　早就該翻譯這樣的書了！

　　靳希平、徐向東先生主編的“勞特里奇哲學指南叢書”，旨在翻譯一批對哲學名著進行批判性介紹和解釋的著作，這不論是對于初學者還是專門研究者，都大有裨益！在叢書的《總序》中，主編者提到了“中國哲學事業的發展”，這種眼光很值得崇敬。

　　長期以來，在國內進行西方哲學專業研究的學者，面臨一個身心二元的問題，身長在中國，思心在外國。在教學研究實踐中，需要運用中文進行交流，但是所學所究，卻多半是外國的資料。類似的情況，是國際學術交流進程中的普遍現象；但是如何處理好中與西之間的問題，卻事關“中國哲學事業的發展”。學習外國哲學的學者和學生，當前其實已經基本上可以做到運用外文原典，參考外文著作，撰寫外文論文，而且這種經歷對于他們將來的發展，也非常有利。像陳康先生，就曾經碰到過在國內“缺乏足夠的書籍”以致不可能完成他的研究計劃的情況，他到美國后“想用六個月的時間查閱最重要的有關文獻，但這是不現實的”[1]，所以他后來選擇了在美國教書。

　　然而陳先生在1944年應賀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學名著編譯會”要求譯注《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時，在《序》中，他曾發下宏愿：“現在或將來如若這個編譯會的產品也能使歐美的專門學者以不通中文為恨（這絕非原則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為！），甚至因此欲學習中文，那時中國人在學術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2]。陳先生這句話，是以其提倡的“翻譯以外必加注釋”為前提的，因為翻譯若不加解釋，只是增加不能卒讀的人，翻譯只是徒勞，因此，陳先生提倡“有學術價值的翻譯”[3]。

　　外國哲學典籍浩繁，近代以來，我們已經有了不少翻譯。有些篇章部頭過大，或因種種原因一時難以施加譯注。在此情況下，繼以翻譯外國學者批判性介紹和解釋的著作，不失為良策。像韋卓民先生所譯康蒲·斯密的《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義》，陳小文等先生所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等，已經成為國內學者研究《純粹理性批判》、《存在與時間》的重要參考資料。就中國哲學事業將來的發展而言，學術雖有著作語言的差異，卻并沒有中外之別，康德、海德格爾等哲學家，和馬克思一樣，其學術語言雖是德國的，但是其價值卻是全人類的，中國學者不會以狹隘的“國學”眼光拒之門外。所以，雖然中國的西方哲學研究者已經具備了運用外文學習研究的能力，但是并不以孤身游學旅居國外為目的，而心志在中國——這是身心二元的另一個層面！

　　不無遺憾的是，對于西方哲學的奠基者之一而且是第一個留有大量著作的柏拉圖，國內卻極度缺乏像陳康先生的《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那樣仔細譯注的書籍。懷特海說過：“歐洲哲學傳統的最穩定的一般特征，是由對柏拉圖的一系列注釋組成的。”波普爾則說：“柏拉圖著作的影響（不論好壞）是無法估量的。人們可以說，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圖的，或者是反柏拉圖的；但是任何時候都不能說是非柏拉圖的。”這些話或許不免言過其實，但是卻非常形象地說明了柏拉圖在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以蘇格拉底與人對話的形式編寫的柏拉圖著作，涉及到了許多思想方面的論題，后人無法不從他談起。就其最重要著作《理想國》（《國家篇》）而論，此篇涉及到了柏拉圖的政治學、倫理學、本體論、認識論以及教育學、詩學、美學等諸多方面的內容[4]。它所最集中探討的關于正義問題的討論，迄今仍有很強生命力。像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以古來的有關正義的討論為起點，以致成為二十世紀后半頁最有影響的思想著作之一。

　　《理想國》一書，我國已經有吳獻書先生、郭斌和與張竹明先生、王曉朝先生的三個譯本，朱光潛先生等有節譯本。王太慶先生本有翻譯計劃，可惜僅譯完部分便不幸故世。汪子嵩先生等所著《希臘哲學史》第二卷對《理想國》有較多介紹，類似的哲學史著作多偏重于哲學思想方面。王宏文、宋杰人先生所著《柏拉圖研究》一書中，較為詳細地介紹了《理想國》，篇幅近150頁，偏重于扼要歸納對話中的主要內容。國內新譯《勞特利奇哲學史（十卷本）》第一卷《從開端到柏拉圖》中，也有專章《柏拉圖：倫理學與政治學》專門討論《理想國》，誠為專家之作。

　　本書的譯者朱清華女士，曾經出版了《理想國家的宣言：〈理想國〉》一書，此書可能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的《理想國》的導讀著作[5]，而且該書曾經參考過Nickolas Pappas所作《柏拉圖與〈理想國〉》的第一版。在此情況下，朱清華女士翻譯Nickolas Pappas的《柏拉圖與〈理想國〉》新版，表明了這本書的價值所在：它肯定是一本重要的導讀著作，而且肯定有特別之處；否則，譯者何必在參考過它并寫出導讀后，再翻譯原作的新版呢？

　　作者Nickolas Pappas在扼要介紹了柏拉圖與《理想國》之后，便根據專題，大體按照卷次先后，集中討論《理想國》各卷中的內容。在各章中，按照對話章節的先后，列有小標題，深入分析對話主體所述段落的主要內容，反復辯難其問答的預設以及對話是否合題等等。作者歸納出14條《理想國》中的論證的基本前提，以此為經脈，分析蘇格拉底及對話者的問答是否和這些問題相關，這些問題之間是如何轉換的，以及問答之文有哪些疑問等等，使得流光溢彩而似乎山重水復的十卷《理想國》，有了一線穿珠，顯出了柏拉圖的匠心獨運，可謂柏拉圖之真解人。有了這樣一本導讀，大家就可以對照《理想國》而深入對話背后的柏拉圖的立場，了解貌似重復的話題之間的轉承，從而更深入地了解《理想國》，了解柏拉圖的思想。

　　此后，Nickolas Pappas還分三章討論了一般性問題，集中于柏拉圖的倫理學和政治學，形而上學和認識論、對詩歌的濫用和運用這三個問題，這些是貫穿《理想國》的論題，相對于前面對各卷的分析，作者包含了一些新的論述。

　　Nickolas Pappas尤其強調注重柏拉圖對于日常觀念的態度，以期使人們拋棄柏拉圖是提倡彼岸理想的理念原型的哲學家這種“成見”，這或是受流行的“生活世界”哲學觀之影響，也很值得相關研究者借鑒。

　　作者在每一章后面，都有一個推薦書目，書末附參考文獻，這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理想國》以及柏拉圖，很有幫助。

　　當然，作者所說所參，也僅是一家之言，是否能成為公認的定論，還有待研究。畢竟對于柏拉圖的研究，已經有兩千多年了。譬如作者所說“《理想國》大約寫于公元前375年”（17頁），就僅是采用一家之言，雖然相近的意見占據主流，但是畢竟還是小有不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介紹了《理想國》第一卷的有關爭論，雖然許多研究者同意第一卷較早存在（那么作者前述“《理想國》大約寫于公元前375年”也是有疑問的），但是有關原因的推測則難以達成一致；作者的意見是“第一卷作為序言”，但是作者對此解釋也是持有懷疑的，因為這要求柏拉圖模仿自己年輕時候的口氣來寫作（30——32頁）。

　　本書的譯者朱清華女士，研治古希臘哲學、德國哲學有年，熟練運用英語、德語、古希臘語等多種語言。此書的翻譯，明白曉暢。

　　不過“由于時間倉促”，個別地方或可稍加修正。譬如在前言中應該適當說明“理想國”這一譯名在我國的其它譯法，至少，在12頁中，突然出現“《國家篇》”時，可以加一個簡單的說明（或者此處也統一譯為《理想國》）。此外，一些譯名最好能照顧中譯習慣或配外文原名或加以說明，譬如12、16頁的《歐緒弗羅篇》，一般譯為《歐緒弗洛篇》（舊譯有作《游敘弗倫》者，初看起來像游記，似乎不太合適）；74頁的“荷西俄德”，一般譯為“赫西俄德”。另一方面，有些因襲成俗的譯名如“伯羅奔尼撒”，則或許可以考慮某些學者提出改譯為“伯羅奔半島”的意見（因為希臘文“尼撒”即指半島）。此外，不少譯作在頁邊都配有原文頁碼，便于讀者查對原文。此書或因技術等原因未配，這導致第25頁所說“就像第九頁總結的那樣”一語，較難查對原文。最后，可能由于使用電腦輸入等緣故，書中個別地方的“的”、“地”（如47頁的引文、124頁），似乎應該使用“得”字比較合適。

　　總之，Nickolas Pappas著、朱清華譯的《柏拉圖與〈理想國〉》一書，對于初學和專門研究《理想國》者，相信均有很大幫助。我們希望類似的著作能夠更多地譯介到中國來，使中外學界突破語言的限制，促進中國哲學事業的發展！

注釋：

[1] 參汪子嵩、王太慶編：《陳康：論希臘哲學·編者的話》，5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2] 陳康：《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1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汪子嵩、王太慶編：《陳康：論希臘哲學·編者的話》，6頁。

[3] 陳康：《柏拉圖巴曼尼得斯篇》，7、9頁。

[4] 郭斌和、張竹明先生所譯《理想國·譯者引言》于《理想國》所討論的問題有更詳盡的介紹，見該書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年。

[5] 朱清華、方朝暉：《理想國家的宣言：〈理想國〉》，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原刊《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07年6月10日，編輯有所修改，今發原文。